十三、“三年困难时期”的磨难

1957年反右的直接后果，就是极左路线向全国蔓延。从此，“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合称“三面红旗”）和“大炼钢铁”、“放高产卫星”等政治运动，接连不断，中国就像失去控制的巨型列车，向一个未知的方向狂奔。但客观的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是不可抗拒的。从1959年开始，中国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北京作为全国必保的首都，竟在一夜之间，商店里的食品突然消失了，仍然摆着的只有酱油、醋和汽水。那幅情景真是吓人，经济规律真是厉害。

当时，我作为高级知识分子中最低一级的讲师，每月可以获得两斤白糖、两斤黄豆的优待，老百姓戏称为“糖豆干部”，而政府司局级干部和教授被称为“肉蛋干部” （每月领两斤猪肉、两斤鸡蛋）。我当然不忍心独吞这点营养品，宁愿留给家中老人和小孩享用。

1962年10月，我被派往北京郊区平谷县宣讲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 （简称《12条》）。在这里，我经历了一生中物质生活最艰苦的岁月，几乎每时每刻都有饥饿的感觉。每日三餐是这样安排的：早餐主食是由少量小米和玉米相混合的稀粥；午餐和晚餐主食都是由玉米面和红薯面相混合的窝窝头；三顿饭的副食都是酸菜。这样的饮食，连维持人的生存都很困难，绝大多数下乡人员都得了由饥饿引起的浮肿病，我的浮肿情况更为严重。平谷县委和校领导因此决定，每周把我们这批人集中到县城吃一顿白面馒头（对农民保密）。当时，人们的吃相如狼似虎，每一个人的饭量都不少于五个大馒头。

农民群众的生活，也不比我们好。他们说：“人拉出来的屎，狗都不吃（质量太差）。”他们还说：“我们饿急了，从地里拿点东西吃，就说我们‘偷集体的财产’，天天挨批判。”关于“偷”与“拿”之争，生产队长在参加四级（县、区、乡、村）干部会议之后回村做了这样的传达：“上级说了，以前偷的，都不算了，以后不许再偷了。”但农民始终不承认“偷”，认为那是“拿”本来就属于自己而被人民公社强行占有的东西。

经常处于饥饿状态的人，无心思考什么理论，无心关注什么学问，而只是不由自主地想着吃的问题。在处境最艰难的时候，我们一家喜得亲人相助。我大哥从昆明托人带给我们一点猪油和腊肉（昆明因交通不便而得福——减少食品外调）。我的岳母把我的儿子和外甥带回农村吃了一个月红薯，为我们省下了一些粮食。杨勋的姥姥给了我们一百多斤全国通用粮票。这些雪中送炭之举，大大缓解了我们的困难。

在“三年困难时期”，决策部门迫于形势，在经济政策上采取了一些松动的措施，如取消人民公社的食堂等，但在思想政治领域不仅不松动，反而将错就错，不断强化“三两斗争”，即强化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事有巧合，当时东北地区每人每月只配给三两食用植物油，于是，老百姓就称呼当地党政军最高领导人为“三两书记”。这样，中国这辆失控的巨大列车，就不可避免地冲进了“文化大革命”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