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二战结束到1950年代前期，左翼思潮兴盛，右翼思潮衰落。“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应当加入共产党”，这是当时中国许多知识分子的共识。我在昆明读高中时，就对共产党有好感。1949年3月，我作为中国革命青年联盟的成员，已在华北大学申请加入共产党。我当时对党的真诚，绝不亚于宗教徒对其信仰的虔诚。

我入党的主要障碍，不在于我的思想和行为，而在于我的家庭出身。在讨论我能否入党的支部大会上，有两派对立的看法：一派认为，我大哥的阶级地位已从雇员上升为剥削阶级的代理人，因此，不能接受我入党；另一派则认为，我大哥作为私人企业的经理，只能算高级职员，因此，可以接受我入党。两派意见僵持不下，随后，我的两位入党介绍人（都是党支部委员）的发言，改变了僵持的局面，促使绝大多数与会党员都同意接受我入党。介绍人郭铎逢说：“赵履宽现在担任团总支副书记，工作表现很好，如果接受他入党，工作表现会更好。”介绍人赵基凯（三代产业工人家庭出身）说：“四年前我入党时的政治觉悟，比赵履宽现在的政治觉悟低得多，所以我介绍他入党。”赵基凯坦率的发言，既令我吃惊，更使我窃喜。

当时在外地工作的傅青同学，也以当年地下党员的身份写来证言，证明我在北平解放前即有进步思想，倾向革命。这表明人民大学的党组织对我的入党问题相当重视，专门进行过外调。

1953年2月25日，党支部大会根据无记名投票的结果，接受我入党。但是，不同意我入党的一位同志还是做了这样的保留：“你今天虽然被通过入党，但是，你应当深挖自己的入党动机… …”我注意到，与会者并不在意他的发言，毕竟入党动机很难量化，更难当场验证。当时，我扪心自问，深信自己的入党动机是真诚的，甚至是虔诚的。

1953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在政治上的一大选择。

就在这一年的8月6日，我做出了另一个重大的人生选择——与相恋两年的杨勋结为终身伴侣。杨勋是从山东老解放区南下浙江、又考上人民大学计划经济系的调干学生。那一年，我23岁，她2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