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社会性别与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

社会性别既是一种视角，也是一种新的研究人类社会、研究性别/妇女问题的分析范畴。作为一个理论体系它由本体论和认识论两部分构成。在本体论上，它清晰地表明了自己的世界观，即关于性别的成见和对性别差异的社会认识，绝对不是“自然”的，而是社会文化构建的。在认识论上，它强调性别/妇女问题研究中的参与性，即采取定性研究方法（观察、访谈、焦点小组）将不同性别，尤其是女性的经验归纳、提升，作为研究的素材，通过参与性的方法，看到社会性别是如何被建构、塑造出来的；发现诸多男女不平等现象对两性和谐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从而探寻改变这种不和谐所应采取的行动。由此可见，女权主义运动中出现的社会性别理论，在方法上是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影响的。^[25]

长期以来，用以指导中国妇女解放和发展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观。“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对妇女社会地位的演变、妇女的社会作用、妇女的社会权利和妇女争取解放的途径等基本问题做出的科学分析和概括”^[26]，它由五方面基本内容组成。①妇女被压迫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社会现象，它必将被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男女平等所代替。②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妇女处于被压迫地位的实质是阶级压迫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因此，妇女解放必须伴随全体被压迫阶级的社会解放而得到实现。③参加社会劳动是妇女解放的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④妇女解放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⑤妇女与男子同是人类历史前进的推动者，是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妇女在创造人类文明、推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不可忽视。

显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为中国主流话语所界定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妇女理论，它既不同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也有别于女权主义的社会性别理论。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和女权主义社会性别理论虽然在产生的具体条件、对妇女不平等地位根源的理解和解决途径及策略等方面都有所不同，但两者的目标和宗旨相通，“都是为实现男女平等、社会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27]，“社会性别理论的实质是反本质主义的，这与反本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是一致的”^[28]。两者没有根本冲突，因而是可以比较、对话和相互补充与借鉴的。

西方女权主义因思想背景和行动取向的差别而分为不同流派，其中，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借鉴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但又不是简单照搬和盲目继承马克思主义，而是注重联系当代社会实际，根据社会状况的变化提出新的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有所发展。例如，“历史唯物论分析社会的基本框架，是以阶级为基础的等级结构。女性主义哲学依据这点，把性别也纳入了社会等级结构的系列之中。这使种族、地域、阶级与性别一起，成为阐明社会等级结构的一个完整的系列。”^[29]这对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一个有益补充。再如，关于妇女解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强调经济发展决定妇女解放进程，认为参加社会劳动是妇女解放的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当代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则认为，“家庭之外的就业平等，固然是妇女解放的一个先决条件，但这个条件本身并不足以给妇女带来平等；只要家务劳动仍然是私人产物和妇女的责任，她们就只能继续承担双重负担。”^[30]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指出：生产、生育、性和儿童的社会化是妇女受压迫的四大类机制，“只有改变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上述四大结构，妇女才能真正获得解放。如果改变其中一个结构，则会被另一个结构的加强抵消掉，结果只是改变了剥削的形式。”^[31]

对社会性别理论与中国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比较、分析与研究是必需的，却不是本书的主要目标。本书重在运用社会性别理论独特地看待、分析“妇女问题”的方法（这个方法通常被称为“社会性别视角”），在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国际人权法背景下，结合当代中国妇女法定权利实现状况，探讨妇女权利法律保障措施和机制的完善。在此尝试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和社会性别理论所做的比较分析，主要目的在于揭示两者的可比性，指明社会性别概念与理论进入中国后需要结合中国实际，作一番本土化的改造。这既是一种理论探索，也是一种社会实践，是中国未来妇女/性别问题研究应予高度关注的基本理论问题。而对“妇女问题”实质的揭示，即将之定性为两性之间的关系问题——社会性别问题，认识到没有男性的改变和参与，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之，则是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过程中必须关注的方法论问题。^[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