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贯通性、综合性研究

宏观上对古代吏员问题进行的综合性研究，以赵世瑜《吏与中国传统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刘建基《中国古代吏治札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为代表。赵书虽未谈及金代吏员的情况，但是对中国古代的吏制进行了系统研究。宁欣认为这是第一部全面、系统地研究吏制的著作，不仅概述了历代吏制的沿革，还借鉴、吸收西方著名政治学家的理论与成果，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的吏与吏制，开拓了吏制研究的新领域^[34]。刘书从中国古代的科举选官制度、考课制度、监察制度、任官回避制度、职官体制、官德、儒家人才思想、中国古代社会贪官和惩贪、古代吏治思想演进、古代政治革新、古代盛世兴衰启示这几个方面对古代吏治进行了讨论，书中部分章节涉及金代吏员。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将中国古代的士大夫问题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结构性视角，把士大夫的最初形态追溯到周代的“士”与“大夫”，战国以来他们分化为“学士”和“文吏”两个群体，汉代又发生了儒生与文吏的合流、儒家与法家的合流，由此初步奠定了帝制中国“士大夫政治”的基础，探讨了士大夫政治的衍生过程和这种政治文化模式的特点、机制。该书对于深刻理解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演进过程、官吏分途及吏制发展源流有重要参考价值。

另外，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从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形态入手，结合中国古代历史，论述了官僚政治的产生、形态和特征，并揭示了官僚政治发展和转化的一般规律，笔者曾多次研读该书，获益良多。同类研究成果还有刘小萌《胥吏》（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钟小安《中国古代吏胥制度摭谈》（《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林志华《关于胥吏制度的几个问题》（《安徽史学》1992年第1期）等。这些针对中国古代吏制的系统性研究，对于笔者进行金代吏员制度的个案研究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从官吏制衡机制的角度对吏员制度进行研究，以祝总斌的两篇论文为代表。其《试论我国古代吏胥的特殊作用及官、吏制衡机制》（《国学研究》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和《试论我国古代吏胥制度的发展阶段及其形成的原因》（《燕京学报》第9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对于深刻认识吏制的发展阶段及官吏分途等方面具有重要理论指导意义。祝氏前文是从大处着眼看吏胥制度的特殊作用，以及在整个官僚机构中的官、吏制衡机制；后文认为在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大背景下，吏制的演变自成系统，并将古代吏制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吏、官身份无别”（秦汉）、“吏、官身份有别”（魏晋至隋唐）与“在制度上吏职、官职界限分明和吏胥身份总体上进一步低落”（金、元、明、清）。笔者认为官吏在唐分途后，从总体上讲，吏员的地位是逐渐低落的，而在金元时期似乎是逐渐上升的。吏员地位的低落不能只看社会舆论，还要看他们出职的品秩，以及吏员在实际政务运转中的地位和作用。周保明的《二十多年来中国古代吏制研究述略》（《中国史研究动态》2006年第11期）一文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和日本学界的研究成果进行评析时也着重提及。该文通过对以往研究的回顾，提出各个时期吏制研究都有其自身的“热点问题”，秦汉时期是官、吏的区别与联系，以及地方长官自行“辟除”吏职的选用方式；隋唐时期以科举制为背景又受到门阀制度残留影响下官、吏流品划分的复杂形态，而唐代役制的发展直接延及宋代吏、役制度的突破性进步并成为近世吏役制的源头，吏和役身份上相互区别而职能上一定程度的重叠同样始于赵宋；金元是特殊的时代，“吏士合一”变相地达到高峰；明清吏制研究的重点则在吏对于政府和社会的危害等。文中谈到金代吏制的发展影响极大，但研究很薄弱。楼劲《“官吏之别”及“官吏关系”的若干历史问题》（《社会》2016年第1期），着眼于探讨中国古代“官”“吏”区别及其相互关系，将魏晋以来官、吏关系的发展总结为“一个过渡区间的两次重要变迁”；从中可见历代“官”“吏”界线具有较大幅宽和弹性，又为区别化管理划出了必要边界。其总趋势则是两者从身份存在鸿沟走向两者的界线模糊，并通过以往吏职成批上升为官职和确保吏员上升为官之途，不断加强二者之间的相通性。这就使明清吏员的生态，在朝廷统官而官员统吏的框架下呈现了可控性，具有区别、限制和上升、流动相互衔接、协调的一系列特点。该文对于认识魏晋以来官吏分途的趋势及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将胥吏作为官僚体制下的单独政治力量加以考察，还见于韦庆远、柏桦《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一书中。

从吏治的角度对廉政制度进行的研究，主要的研究对象是广义的吏治，往往是以官员为中心，也包括吏员在内的吏治。如刘文瑞、马丽《“粗放型”的辽金元廉政建设》[《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一文，注意到以往史学界多关注辽金元对唐宋制度体系的继承，而对其“马上治之”的副作用研究偏少。着力探究辽金元廉政制度的特殊性因素，分析这一时期吏治腐败和政治动荡的深层原因。汤唯、潘萍《吏学得失与扬弃》（《法学论坛》2004年第5期）从法学角度对吏学和吏制的得失、成败、优劣等进行了评析，拓展了吏制研究的视野。

对中国古代吏制源流进行探讨，如任士英《隋唐时期流外官与明清时期吏员的渊源关系》（《河北学刊》2003年第1期）一文，提出流外官在隋唐时期属于国家职官系列，是“官”身，但其中也包含着“吏”的成分。这一成分到赵宋时期逐渐加大，降至明清，则形成了所谓“未入流”的“吏员”阶层，他们在国家行政体制中的政治地位与作用具有共同性。这一阶层自隋唐以后到明清时期的嬗递与演变，蕴涵着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发展演变的深刻内涵，体现出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与政治结构的基本特征。赵光怀《吏员制度起源考》（《管子学刊》2008年第4期）对吏员制度起源问题进行了梳理，提出吏员制度形成于战国至秦汉时期，萌芽于先秦时期。从任命方式来看，吏员制起源于西周时期的府、史、胥、徒制度；从职能来看，吏员制度与先秦史官制度之间有内在的密切联系。此类研究有助于金代吏制在中国古代吏制研究中的准确定位。陈茂同《中国历代职官沿革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对中国古代商周至明清官制的沿革和发展进行了梳理，对于机构、职掌、人员编制及内部分工等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对于我们了解官制乃至于吏制发展的脉络，以及具体的官职、吏职的变化都有积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