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

吏员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为中国古代学者所关注，始见于隋唐这一时期，人们对胥吏问题的认识还比较零散，尚未出现比较系统的论说^[26]，仅在《隋书》《旧唐书》^[27]等文献中有涉及胥吏管理、吏弊等零星记载。这一时期，正是官吏分途，胥吏成为一个独立的群体，并为当时社会接受的时期。与金朝同时期的南宋学者叶适，著有《吏胥》^[28]一篇，对宋代出现的吏弊问题进行了专门论述，不仅描述了吏弊现象，还分析了吏弊原因，并提出了解决之道。^[29]明清以降，由于吏弊对政治、社会的严重危害，许多学者关注吏弊问题，分析原因，探讨解决途径，以黄宗羲《胥吏》^[30]篇、顾炎武《吏胥》^[31]篇、鲁一同《胥吏论一》^[32]等为代表。

对于金代吏员的研究，早在金元时期已有之。金元之际的文人刘祁所撰《归潜志》，是金代史料中一部值得重视的著作。此书卷七记载宣宗南渡后的种种弊政。涉及的内容也相当广泛，其中儒士和吏员之间的矛盾与斗争也是金朝吏治中的一个痼疾。据记载，宣宗贞祐间，术虎高琪为相，为了树党固权，想擢用文人以为羽翼。司谏许古和侍御史刘元规见高琪擅权，相继上奏弹劾，高琪大怒，斥罢二人。因此，“大恶进士，更用胥吏”^[33]。宣宗皇帝和宰相高琪等当权者奖用胥吏、压抑士大夫，从而造成吏权大盛。而实际上，金代重吏从海陵王时期就已经开始，中间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于金末达到顶峰。

金代吏员的研究成果，依据其写作的重点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贯通性、综合性研究。金代吏制在某些通史性著作中偶有涉及，往往比较宏观，很少就金代某一类吏员或吏制进行具体的分析，但值得肯定的是，这些著作多高屋建瓴，站在理论的高度，提出研究的问题、角度或思路，为金代吏员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指明了研究方向，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第二类是金代吏员的相关研究。主要是针对金代吏员研究的不同方面，所做的具体研究，如对于某一类吏职或金代吏制的某一方面进行研究，如令史的选任、出职等的研究。关于金代吏员的研究，尚未见专著出版，但目前已有多篇研究成果，内容涉及部分重要吏职或吏制，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作用。第三类是源流及关联性研究，多与金代吏制及其渊源有关，为辅助性研究成果。由于学界近年来才逐渐重视金代吏员相关研究，因此，不同的研究角度，其他朝代吏员的个案研究，尤其是自隋唐五代以来至元明清时期的吏员相关研究，不仅为金代吏员的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和方法，同时，也为我们观察金代吏制在中国古代吏制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及其连续性提供了可资对比的材料。此外，还为我们深入探讨金代吏制的民族特质提供了空间。下面，在前辈学人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金代吏员相关研究状况进行梳理和回顾，以期勾勒出金代吏员研究的面貌。所述以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为主，少量为日本等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