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儿童视点与叙事结构及其张力

《阿长与<山海经>》讲述鲁迅孩童时代的保姆长妈妈的故事。故事以少年“我”与保姆长妈妈之间关系为主轴。

“我”与长妈妈，一个是书香门第的小哥，一个是社会底层的保姆；当他们一天二十四小时生活在一起时，年龄、身份、地位、观念之间的悬殊差别原本就是他俩之间潜在的张力。不过，鲁迅童年时期日思夜想的一套绘画本《山海经》就是长妈妈相送的，鲁迅与长妈妈之间的感情无疑是深厚的。鲁迅先后在《狗·猫·鼠》、《阿长与<山海经>》、《五猖会》、《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四个文本中一连四次回忆长妈妈，感情之深可想而知。这种深厚感情，经过人生三十多年时间的淘洗与沉淀，只会越来越醇厚，无论曾经有过怎样尖锐的矛盾，无论曾经有过怎样紧张的关系，大概也早已在时间和温情中消融到无影无踪、无形无迹了。然而，《阿长与<山海经>》的故事叙事却大开大合、大起大落、令人荡气回肠。细思量，关键在于儿童视点的引入。

正是因为儿童视点引入，“我”与长妈妈之间的结构性张力才能回到历史现场，才能够使《阿长与<山海经>》的感情故事犹如大海上风帆鼓满的航船，扬帆启程，乘风破浪，一路上可谓跌宕起伏、气象万千。我们不妨细读其中“元旦辟头的磨难”一节：

但是她懂得许多规矩；这些规矩，也大概是我所不耐烦的。一年中最高兴的时节，自然要数除夕了。辞岁之后，从长辈得到压岁钱，红纸包着，放在枕边，只要过一宵，便可以随意使用。睡在枕上，看着红包，想到明天买来的小鼓，刀枪，泥人，糖菩萨……。然而她进来，又将一个福橘放在床头了。

“哥儿，你牢牢记住！”她极其郑重地说。“明天是正月初一，清早一睁开眼睛，第一句话就得对我说：‘阿妈，恭喜恭喜！’记得么？你要记着，这是一年的运气的事情。不许说别的话！说过之后，还得吃一点福橘。”她又拿起那橘子来在我的眼前摇了两摇，“那么，一年到头，顺顺流流……。”

梦里也记得元旦的，第二天醒得特别早，一醒，就要坐起来。她却立刻伸出臂膊，一把将我按住。我惊异地看她时，只见她惶急地看着我。

她又有所要求似的，摇着我的肩。我忽而记得了——

“阿妈，恭喜……。”

“恭喜恭喜！大家恭喜！真聪明！恭喜恭喜！”她于是十分喜欢似的，笑将起来，同时将一点冰冷的东西，塞在我的嘴里。我大吃一惊之后，也就忽而记得，这就是所谓福橘，元旦辟头的磨难，总算已经受完，可以下床玩耍去了。

她教给我的道理还很多，例如说人死了，不该说死掉，必须说“老掉了”；死了人，生了孩子的屋子里，不应该走进去；饭粒落在地上，必须拣起来，最好是吃下去；晒裤子用的竹竿底下，是万不可钻过去的……。此外，现在大抵忘却了，只有元旦的古怪仪式记得最清楚。总之：都是些烦琐之至，至今想起来还觉得非常麻烦的事情。

这里极富张力却很容易被读者忽略的一个细节就是，正月初一清晨，长妈妈塞进“我”嘴里的那口“福橘”，在长妈妈看来，这显然是一年开头极为重要的“福礼”，而“我”却认为这冰冷的一口是“元旦辟头的磨难”，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张力，显然由于儿童视点的采用，这里既有儿童特有的夸张，更有儿童特有的蒙昧不懂事。一个成年人不可能不理解这是长妈妈为“我”筹划一年“顺顺流流”的一片苦心，更别说主张“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的鲁迅了。

因为儿童视点的叙事，长妈妈被放置在被叙述、被言说的位置，沉默的长妈妈的真挚的感情很自然被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纱幕，如果我们能够把这层薄幕拉开，这个给“我”磨难并处处限制“我”的自由的保姆实际上却是一个有着真挚爱心和高度的责任感的保姆。

除夕之夜，长妈妈就把福橘放在“我”的床头，然后是郑重其事，反反复复的叮嘱。她把“福礼”的要点交代得简明扼要、半点不含糊：一是语言，清早睁开眼睛的第一句话务必说——“阿妈，恭喜恭喜”，不许说别的；二是动作，说完还得吃一点福橘。道理也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年的运气的事情。叮嘱完，又拿起福橘在“我”眼前摇了两摇，“那么，一年到头，顺顺流流……”那神态活灵活现，那感情之真、之纯、之深、之厚，再挑剔的人，怕也说不出半个“不”字来。

正月初一清早的事情，更是让读者不能不为之动容。“我”刚刚醒来，正要坐起来，就被长妈妈一把按住。长妈妈如果不是早早就在等着我的第一次醒来，怎么可能“我”刚刚醒来，就被她发现，刚要坐起，就被她按住？如果不是生怕“我”年小不懂事，怕出差错，又怎么可能早早就等着“我”清晨的第一次醒来？看到“我”惊异的表情，长妈妈不说话，只是给我施以惶急的期待的眼神，再配合着“摇着我的肩”的动作。长妈妈的不说话，是因为长妈妈严格遵循元旦的第一句话不能说别的话，只能说“恭喜”这个规范。当“我”总算明白了，自己清晨醒来的第一件要务就是说出——“阿妈，恭喜……”时，长妈妈那份欣喜，无以言表。我们看到的情景是——“我”的话尚未说完，第二个“恭喜”尚未说出口来，长妈妈就是一连串长长的“恭喜”和夸奖，再把一点冰冷的“福橘”送进“我”的嘴里。我们很难能确切地知道，这里需要多少真情的燃料，才能像长妈妈那样，为了一个小哥的新年祝福，从心底里蒸腾出来如此急切和欣喜的心情。

真挚的爱心和高度责任心必然使长妈妈想要把生活中各种烦琐规矩教给小哥“我”，这是长妈妈在为“我”未来一生做长远的教育：“人死了，不该说死掉，必须说‘老掉了’；死了人，生了孩子的屋子里，不应该走进去；饭粒落在地上，必须拣起来，最好是吃下去；晒裤子用的竹竿底下，是万不可钻过去的……”实在管不住小哥，自然要告诉母亲教训“我”了。这正是长妈妈真挚的爱心和高度的责任心的表现，可这一切自然不能为“我”所理解，反而为“我”对长妈妈的抱怨不断积聚能量。

一个儿童不能理解一个保姆的一片真心真情真爱，就像一个孩子不能理解一个母亲的深挚母爱，而长妈妈与“我”之间结构性张力正是基于这个“不理解”，偏偏鲁迅就选择这个“不理解”的儿童作为文本的叙事人，把这个不被理解的保姆置放在被叙述、被言说的沉默者位置，因此，这个结构性张力就成为文本叙事滚滚前行的动力。

诚然，长妈妈毕竟是一个社会底层的保姆，她身上并不缺底层人物粗俗、烦琐、愚昧、迷信等质素，平常喜欢在人前切切察察，还竖起一个手指在空中上下摇动，或者点着对手或自己的鼻尖。一到夏天，晚上睡觉伸开两手两脚，在床中间摆成一个“大”字，挤得“我”没有翻身的余地，有时还把一条胳膊压在“我”的颈子上。母亲的点拨毫无效果，夜复一夜，长妈妈依旧如故，让“我”毫无办法。但是，如果拨开儿童视点叙事的一层迷雾，长妈妈的粗俗与纯真恰恰是她的一体两面，正如一张纸的正反面。这纯真的另外一面有时候是粗俗，有时候则是迷信和愚昧：

我那时似乎倒并不怕，因为我觉得这些事和我毫不相干的，我不是一个门房。但她大概也即觉到了，说道：“像你似的小孩子，长毛也要掳的，掳去做小长毛。还有好看的姑娘，也要掳。”

“那么，你是不要紧的。”我以为她一定最安全了，既不做门房，又不是小孩子，也生得不好看，况且颈子上还有许多灸疮疤。

“那里的话？! ”她严肃地说。“我们就没有用么？我们也要被掳去。城外有兵来攻的时候，长毛就叫我们脱下裤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要放，就炸了！”

毋庸置疑，长妈妈愚昧、迷信，她真诚地相信女人们脱下裤子，一排排站在城墙上，就能够使外面的大炮放不出来的神话。样子长得也不好看，颈子上长着许多灸疮疤。但当“我”说：“你是不要紧的”的时候，她的理解却是：“我没有用处”，为此她一板一眼地与小孩子论是非，争长短。她认认真真地论证自己在杀人如麻的“长毛”手里的“用处”。她单纯、真挚和诚实的光芒却是儿童视点的迷雾遮不住的。

在长妈妈送给“我”绘图本《山海经》前，“我”对长妈妈基本上是采取排斥的态度，叙事多用贬笔，但实际上却是贬中有褒，合格的读者完全可以从一个儿童的贬斥叙述中还原出长妈妈的本来面貌。

先抑后扬，是大家关于《阿长与<山海经>》的叙事结构的一个共识。在前多半段，作者一直采用抑笔，长妈妈留给读者的是一个粗俗、烦琐、愚昧、迷信的底层保姆，直到有一天，这个“我”不太能佩服的保姆突然送给“我”一套日思夜想的绘图本《山海经》时，长妈妈的形象瞬间光芒四射，炫人眼目。没有前半段抑笔的铺叙，长妈妈的形象就不可能在最后瞬间爆发，能够发射出如此耀眼的光彩。其实，长妈妈对于“我”的爱心和责任心是前后一致的，其间并没有任何变化的，长妈妈送给“我”一套宝书，虽然完全在“我”的意料之外，却完全符合长妈妈一以贯之的性格逻辑和行为逻辑。这里的“抑”，只是一个不很懂事的孩子的“抑”，而这里的“扬”，也是一个不很懂事的孩子的“扬”。无论“抑”，还是“扬”，全是基于儿童的情感逻辑，全是因为采用儿童视点的叙事。如果不是因为儿童视点叙事，《阿长与<山海经>》的情感故事就不可能如此跌宕起伏，大开大合，大起大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