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我常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然而委实不容易”

《社戏》因为删节，其戏剧世界与童话世界的二元对峙结构随之被删除，留给读者的只是一个颇为纯粹的童话世界；而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百草园和三味书屋两个世界似乎了了分明，很长时期内，这两个世界被置放在对比结构中解读，但近年来这种对比结构遭到不少学者的质疑。目前，百草园与三味书屋两部分之间的结构关系大致有三种不同意见：

其一，对比关系。通过百草园自由快乐的生活和三味书屋里枯燥腐朽的生活相对比，一个是多么适合儿童心理，表现了儿童的广泛的生活乐趣，一个是多么妨碍儿童身心的发展，表现了儿童对它的厌恶。

其二，衬托关系。用自由欢乐的百草园生活来衬托枯燥无味的三味书屋生活，以批判封建教育制度对儿童的束缚和损害。

其三，和谐统一的关系。贯穿全文的，是甜美的欢乐的回忆，是对自然的爱和对知识的追求，是一颗天真调皮的童心，这是这篇散文的意境美和韵味美之所在。

第一种对比关系与第二种衬托关系的区别在于：前者有两个并列的主题，一是百草园自由生活适宜儿童，二是三味书屋生活束缚儿童身心发展，通过对比，两者都得到强化；后者只有一个批判的中心主题，百草园自由快乐生活的书写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批判以三味书屋里为代表的封建教育制度。

相比之下，第一、二种观点与第三种观点之间才是最根本的区别，区别的关键在于到底有没有批判的主题。前两者认为有，后者认为没有。

不管有没有批判，这三个问题均牵涉文本结构的不同理解。形式批评认为：只有对作品结构的分析才是真正的文学分析，因为只有真正深入文本的内在结构，才算真正把握了文本内在的精神命脉。兰塞姆在《批评公司》中认为，对文学文本语言文字的分析不是真正的文学分析，因为它的作用只是用来保证批评建立在对作品字面意义的正确理解的基础之上；而对于文本内容的讨论，诸如对情节、主题或中心思想的概括和解释，也不是真正的文学分析，因为它们是对作品的有机整体肢解之后得出的产物，违背了文学的有机性和整体性原则。所以说，从更具体的意义上讲，形式批评亦即文本的结构分析。对文本结构的不同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我们对文本思想内涵的不同理解。

因此，把这三个牵涉文本深层结构的问题交给课堂讨论，不失为一个好的教学方案。让对于文本结构有不同理解的观点，彼此交锋，相互碰撞，在此基础上形成某种结论，或并不形成某种一致结论，不仅是通向文本精神世界的最佳路径，也是激活学生知识内存的最佳方法。

但是，我认为对于上述三个问题的讨论，完全可以形成某种结论。而原本可以形成一定结论的讨论却不给出结论，也是问题。其问题的性质等同于原本不能得出一定结论的讨论却武断地下了结论。

据说，历年来中学语文教学参考资料对于《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主题的概括——“通过百草园自由快乐的生活和三味书屋里枯燥无味的生活相比，表现了儿童热爱大自然，追求自由快乐的心理，批判了封建教育制度对儿童的束缚和损害。”这个概括最初源于许钦文《语文课中鲁迅作品的教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其后鲁学界前辈李何林先生也持类似观点，他认为：

作者写这个私塾老先生，说“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这是传言，并不是作者的看法。作者的看法已渗透在全篇的叙述中：通过百草园和三味书屋的生动的对比；通过对这位老先生一面教学生死读书、读死书，一面自己在课堂上摇头晃脑地欣赏无聊文章的描写；特别是通过写学生按规矩如何先拜孔子后拜他，鲁迅如何抱着求知的渴望和仰慕的心情拿天真的问题去请教他，而碰了一鼻子灰……说明了他是一个体现孔孟之道的、不学无术的典型腐儒。不过作者还不是把他写得很凶。他对学生也“大叫”“瞪眼”“怒斥”，偶尔也打“戒尺”“罚跪”，但这些都不常用。对这位老先生，作者是用轻松幽默的笔调予以揭露。

李先生认为鲁迅对于私塾先生的态度隐藏在百草园与三味书屋的对比结构中，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从叙事者的态度看，“我”被家长送到三味书屋时，确实对百草园表现出强烈的不舍——“总而言之：我将不能常到百草园了。Ade，我的蟋蟀们！Ade，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尤其是两个德文词突如其来——突兀却贴切，把“我”一个儿童不舍之情泼俏地凸显出来。更何况百草园是自由、快乐、无拘无束的，而三味书屋却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 “最严厉”这个词似乎难免要隐藏着一种抵触情绪。

不过，切莫忘了，这是儿童的视点叙事，所凸显的也只是一个儿童的心理，是一个儿童从自己熟悉“乐园”到自己并不熟悉的书塾、从熟悉环境到不熟悉环境的再正常不过的心理反应。把这种正常的心理反应解读为传统与现代教育制度的对立，是现代读者的一厢情愿。

事实也是如此，虽然“最严厉”这个词难免带给读者抵触的印象，但从接着的文字叙述中，读者却完全读不出“我”的“抵触”的事实，相反，“我”先是循规蹈矩、一板一眼——拜孔子，拜先生。然后就是按部就班、循序渐进——正午习字，晚上对课，从三言到五言，终于到七言。虽然向博学的先生请教“怪哉”这虫，碰了一鼻子灰，但“我”也并不认为先生错，错的是自己不该问。

不得不佩服小孩子超强的适应能力，在三味书屋的后院里很快就找到一块类似百草园的乐园：虽然不大，但照样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蜡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捉了苍蝇喂蚂蚁。

“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实在难说严厉。书塾先生即便发现学生违规跑到后园里偷着玩乐，也不过大喊一声：“人都到那里去了？! ”“他有一条戒尺，但是不常用”; “有罚跪的规则，但也不常用”；最常见的就是“瞪几眼”，也只是“大声道：‘读书！'”; “于是大家放开喉咙”大声读书，先生也一样忘我的读书。所不同的是，学生的读书声越来越“低下去，静下去”；书塾先生的读书声却依旧洪亮而且出神入化——“他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而当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就是学生最自由快活的时候，有人做皮影戏，“我”就是画画，而且成绩不小，后来卖钱了。

三味书屋的乐趣实在不比百草园少。

不过，对三味书屋的批判也不能说没有。

在三味书屋中的主事就是读书，但所读何书？“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 “上九潜龙勿用”, “厥土下上上错厥贡苞茅橘柚”, “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呢～～；金叵罗，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嗬～～……。”这与孔乙己难堪时候，从嘴里漏出来的那些半文半白的话还要晦涩难懂。我们很难否定这里没有隐含着作者对于传统私塾教育方式方法的讽刺，但这里的讽刺与我们前文所讲的对于寿镜吾先生的讽刺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完全是成年人叙事视点所致。

尤其要强调的是，这讽刺只是全篇的副产品，不是主打产品。鲁迅在《朝花夕拾·小引》中说：“我常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然而委实不容易。目前是这么离奇，心里是这么芜杂。”鲁迅经过女师大风波、“三一八”惨案、与章士钊的官司、与陈西滢等人的论战，从北京漂泊到厦门，在如此“纷扰”世界中想从童年的回忆中寻找一个“闲静”的童话世界，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就是百草园和三味书屋两个“乐园”，由于作者采取儿童视点叙述这两个童话世界，给这两个童话世界增添了一层黄金般的美妙色彩。但作者毕竟处身在一个依然“纷扰”的现实世界中，自身经历又是如此“离奇”，要想使自己笔下的两个童话世界中保持纯金色彩又是做不到的，特别是当这些回忆性文字中采用了成年人视点的叙事，这就难免把现实世界的“芜杂”带入这两个童话世界中，讽刺的文字也就是这样自然而然地流入了笔端。不过，这讽刺并不辛辣，相反很绵软，很温柔，这讽刺很接近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