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露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但是我不能够”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选自《朝花夕拾》,而《朝花夕拾》原名《旧事重提》。而关于为什么改名,鲁迅在《朝花夕拾·小引》中这样说:
前天,已将《野草》编定了;这回便轮到陆续载在《莽原》上的《旧事重提》,我还替他改了一个名称:《朝花夕拾》。带露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但是我不能够。便是现在心目中的离奇和芜杂,我也还不能使他即刻幻化,转成离奇和芜杂的文章。或者,他日仰看流云时,会在我的眼前一闪烁罢。
请注意,其中“带露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但是我不能够”——这是《朝花夕拾》这个题目能够表达,而《旧事重提》却无法表达的意思。带露折花,从而保持原色原香,固然也是人人都想做的美事,然而对于写作而言却无法在事实层面真正做到。人到中年回写少儿经历,正如傍晚去摘取晨曦中的花朵,时机上已经错失了花朵带着露珠时的艳丽和鲜活。不过,做不到的缘故又并非仅仅因为“旧事”而“重提”, “朝花”而“夕拾”,在时机上错失了花朵带露的鲜活。鲁迅说:“沪案以后,周刊上常有极锋利肃杀的诗,其实是没有意思的,情随事迁,即味如嚼蜡。我认为感情正烈的时候,不宜做诗,否则锋芒太露,能把‘诗美’杀掉。”这就是说,对于写作而言,或许只宜“朝花”而“夕拾”, “旧事”而“重提”,不适宜“带露折花”,否则反容易“把‘诗美’杀掉”。事实上,人是不断成长的,人的阅历也是逐渐增多的,童年的生活埋在记忆中的,就如一坛新酒埋在地窖中,经受了时间的沉淀,童真才能至真至纯至美。因此鲁迅接着又说:“便是现在心目中的离奇和芜杂,我也还不能使他即刻幻化,转成离奇和芜杂的文章。”因此,想要“带露折花”而保持花朵原本的色和香,对于写作而言,完全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理想,鲁迅做不到,也没有人能够做到。
可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原本就是鲁迅最可宝贵的文化精神之一;美好的事情并不会因为做不到而轻易不做,也是鲁迅最重视的做事原则之一。那么,讲述童年的故事,如何保持童年故事的鲜活,保持童年故事带露的色香呢?这个明知做不到的事情又如何尽力做到最好呢?鲁迅写《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办法就是,尝试着采用童年人的视点讲述童年故事,请看: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拍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拥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象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象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
这是中学语文课堂必然重点讲述的一个段落,但大家讲述的重点首先是一个颇富创意的句式,也即“不必说……也不必说……单是……”,通过这一个特殊句式,鲁迅居然把百草园里的“无限趣味”浓缩在一句话里,从植物到动物,从静态到动态,从春夏到秋冬,再加上赤橙黄绿青蓝紫,各种颜色错杂其间,形态、声音、颜色与“又酸又甜”的口味彼此配搭,由此活色生香地向读者描绘出一幅儿童乐园的图景,然而切莫忘了这幅图景之所以栩栩如生,如带露的花朵,原色原香,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内在原因,就是儿童视点的运用。
这里所有景物全部由一个儿童视点观察所得,所有景物的特点全部严格对应着儿童的心理特点,因此所有百草园的乐趣也全部属于儿童的乐趣:石井栏之所以光滑,固然是由于长年累月的使用,但在全部石井栏的特点中,之所以单单突出其光滑的特点,却是因为多动的儿童特别喜欢它的光滑,曾经无数次亲手摸过它;同样道理,菜畦里,特别留意的不是各色菜种,而是其碧绿的颜色;皂荚树特别留意树形的高大,菜花上特别留意的是肥胖的黄蜂,叫天子特别留意的则是一飞冲天的动作,油蛉低唱,蟋蟀们弹琴等等,每一样无不是儿童的特别感受,无不吻合儿童的特别感觉。事实上,只有好奇的小孩才会翻开断砖来寻找蜈蚣、斑蝥,而一旦找到斑蝥,则会用手按住它的脊梁,为的就是,斑蝥的肛门里“啪”的一声,喷出的那阵烟雾;也只有好奇的小孩,为了要成仙,把何首乌连根拔起,不惜毁坏泥墙;不怕刺去摘覆盆子,摘到了覆盆子,还得尝尝它的味道。
说到底,没有“不必说……也不必说……单是……”这个特殊句式,作者无法把百草园里各种各样的趣味浓缩到一句话里;但如果不是儿童视点的运用,这些趣味就无法如此活色生香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除了这个经典段落,作者叙述百草园里的美女蛇的故事,也是儿童的恐怖故事,冬天雪地里拍雪人、塑雪罗汉、捕鸟等各色经验,也是属于儿童的各色经验;而作者叙述三味书屋里各色故事,固然也是一个儿童眼里的故事。
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并不是纯粹单一的儿童视点叙事。在儿童视点之外,还有明确的成年人视点。文本的开头就交代了叙事时间,实际上也为整个文本设定了成年人的叙事视点:
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作百草园。现在是早已并屋子一起卖给朱文公的子孙了,连那最末次的相见也已经隔了七八年,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
当叙事者以童年人视点叙事时,故事时间发生在童年,但叙事时间却是20世纪20年代,彼时彼刻,作者已是人到中年。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是错位的。而在这里,文本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重合在一起,均明确地指向叙事当下的20世纪20年代,也即“现在”——“现在”的百草园现不再姓周而改姓朱。“确凿”是因为自信——确信自己的记忆应该准确无误;然而记忆毕竟是记忆,它不是眼前的事实,它属于遥远的过去,再准确的记忆也可能有事实上的讹误,因此“确凿”前又加上了“似乎”的修饰词;这两个矛盾对立的字叠加在一起,不仅准确地再现了“叙事人”彼时彼刻的心理活动,也凸显了文本采用的是成年人的心理视点叙事,因为只有成年人才会有如此缜密的心理活动。同样,百草园连同祖屋一同卖给了隔壁的朱家,却顺带捎带出“朱文公”即朱熹,也显然属于成年人的思维。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不仅在文本的开头设定成年人的视点,文本结尾再一次回应这个视点:
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于我们是很相宜的。有几个便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戏。我是画画儿,用一种叫作“荆川纸”的,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象习字时候的影写一样。读的书多起来,画的画也多起来;书没有读成,画的成绩却不少了,最成片断的是《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都有一大本。后来,因为要钱用,卖给一个有钱的同窗了。他的父亲是开锡箔店的;听说现在自己已经做了店主,而且快要升到绅士的地位了。这东西早已没有了罢。
故事时间和叙事时间再次叠加在一起——回到“现在”,叙事视点也由童年人视点回复到成年人视点。特别是按捺不住的冷嘲热讽——“快要升到绅士的地位了”——明明白白地提示读者,这里完全采用了成年人的价值视点叙事。
如此这般,全文把童年人的叙事视点装在成年人的套子里,似乎还不能满足作者的要求。其间,不论是以童年人的视点讲述百草园里的故事,还是以童年人视点讲述三味书屋里的故事,成年人的视点也会随时浮现在文本中,与童年人视点错杂搭配:
这故事很使我觉得做人之险,夏夜乘凉,往往有些担心,不敢去看墙上,而且极想得到一盒老和尚那样的飞蜈蚣。走到百草园的草丛旁边时,也常常这样想。但直到现在,总还是没有得到,但也没有遇见过赤练蛇和美女蛇。叫我名字的陌生声音自然是常有的,然而都不是美女蛇。
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又一次重叠在一起。叙事人采用成年人的价值视点叙事。而在叙述捕鸟的场景后,一个“曾经”再一次把故事时间拉回到叙事的当下:
这是闰土的父亲所传授的方法,我却不大能用。明明见它们进去了,拉了绳,跑去一看,却什么都没有,费了半天力,捉住的不过三四只。闰土的父亲是小半天便能捕获几十只,装在叉袋里叫着撞着的。我曾经问他得失的缘由,他只静静地笑道:你太性急,来不及等它走到中间去。
如果说童年人视点讲述童年故事,为的是“带露折花”,目的是为了尽力保持花朵原本的色香,那么在童年人视点之外套上成年人视点,其叙事效果又是什么呢?鲁迅在《朝花夕拾·小引》中说:
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
所谓成年人的视点叙事,其实质也就是回忆性的视点。而回忆性视点叙事,一个最大特点之一就是使美好事情更加美好,它就像美酒经过多年的窖藏,愈发芳香、醇厚、甘美,滋味也愈发纯正绵长。如果捎带讽刺意味,那滋味自是更加独特。请看三味书屋里的一段:
第二次行礼时,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答礼。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
不知从那里听来的,东方朔也很渊博,他认识一种虫,名曰“怪哉”,冤气所化,用酒一浇,就消释了。我很想详细地知道这故事,但阿长是不知道的,因为她毕竟不渊博。现在得到机会了,可以问先生。
“先生,‘怪哉’这虫,是怎么一回事?……”我上了生书,将要退下来的时候,赶忙问。
“不知道!”他似乎很不高兴,脸上还有怒色了。
我才知道做学生是不应该问这些事的,只要读书,因为他是渊博的宿儒,决不至于不知道,所谓不知道者,乃是不愿意说。年纪比我大的人,往往如此,我遇见过好几回了。
私塾老先生为什么坦诚地承认“不知道”后,脸色却并不坦然,反显露出几分怒色,其原因固然不像叙事者所说的那些原因。这段叙事话语显然是童年人视点叙事,但其中的绵软的讽刺,却像温柔的手术刀,令人无知无觉地刺进了“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而叙事人也极为尊敬的私塾老先生的心上。这绵软的讽刺,也即这温柔的一刀的始作俑者显然不是一个儿童,而是一个成年人。也就是说,这段话里其实还藏着一个成年人的视点。又因为这是一个回忆性的叙事视点,所以,这一刀很温柔,很温柔,让人无知无觉,但其效果绝佳。就算寿镜吾老先生本人倘若有机会读这一段,也难免心理不会为之而羞涩的一动。
诚然,这种讽刺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并不多。更多的还是平正的童年话语。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转折点上,作者这样写道:
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书塾里去了,而且还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也许是因为拔何首乌毁了泥墙罢,也许是因为将砖头抛到间壁的梁家去了罢,也许是因为站在石井栏上跳下来罢,……都无从知道。总而言之:我将不能常到百草园了。Ade,我的蟋蟀们!Ade,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
一个成年人绝对不会不知道父母亲把自己送到三味书屋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当然不会说出如此稚拙的原因来。这段叙事无疑给全篇增添了厚重的童话色彩。但这段话语里却不仅仅只有儿童的天真、单纯、稚拙,它的文字背后,我总觉得蕴藏着更为丰富的韵味,就像我们前面所说,它就像是一坛窖藏多年的老酒,芳香、醇厚、甘美,因为它经过成人视点的滤色镜,单说德文词“Ade”的巧妙嵌入,虽然自然贴切、严丝合缝,但显然不是一个中国乡村儿童的话语。尤其是这种天真、单纯、稚拙然而又芳香、醇厚、甘美的童话语言是很难作逻辑分析的,只有反复诵读,才能体会其精美的况味。因此,我认为对于《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比较适宜的教学方法是讲读法,一是讲,也即适度的分析;二是诵读,体会精美文字背后醇厚的风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