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抒情长诗《云使》（Meghadūta）共有一百十一节^[2]，每节两联，每联两行。诗的内容是：有个药叉^[3]，玩忽职守，受到财神俱毗罗的诅咒，被贬谪一年。他谪居在南方罗摩山苦行林中，忍受与爱妻分离的痛苦，已有八个月。现在正是雨季来临的六月中，他看到一片由南往北的雨云飘上罗摩山顶，激起了他对爱妻的无限眷恋。于是，他向雨云献礼致意，托它带信：“云啊！你是焦灼者的救星，请为我带信，带给我那由俱毗罗发怒而分离的爱人。”^[4]他向雨云指点到达他爱人居住地阿罗迦城的路线：由这里往北，一路上要经过蚁垤峰、玛罗高原、芒果山、毗地沙城、优禅尼城、尼文底耶河、信度河、恒河、玛那莎湖等等许多地方。他对每一处的秀丽景色和旖旎风光，都作了富于感情的生动描绘。最后，便到了阿罗迦城（以上第一节至六十三节）。^[5]接着，他向雨云描述阿罗迦城里药叉们的欢乐生活，指出他家在阿罗迦城里的方位、标志，他爱妻的容貌；他想象他爱妻满怀离愁的种种情状；他委托雨云向他爱妻倾诉他的炽热相思，并安慰她说不久便可团圆。最后，他向雨云致谢，祝愿雨云和它的闪电夫人永不分离（以上第六十四节至一百十一节）。

这是印度文学史上的第一部抒情长诗，是一部独创性的作品。不过，印度有些学者在研究古典作品时，很注重探索作品主题和情节的出典，对《云使》也是如此。他们查遍了印度古籍，例如发现在《梨俱吠陀》第十卷第一〇八首中，因陀罗派遣一只母狗寻找被妖魔偷走的牛；在《摩诃婆罗多》的插曲之一《那罗传》中，德摩衍蒂派遭天鹅向那罗表示爱情；在《本生经》故事第二九七则中，一个被国王处以死刑的人，委托一只乌鸦向他的妻子捎信，等等^[6]，但觉得这些都不像是《云使》的出典。学者们几乎一致认为迦梨陀娑创作《云使》的灵感源泉是史诗《罗摩衍那》。其中，学者耶达沃的论证比较详细，主要有以下几点：一、罗摩遭流放，药叉遭贬谪；二、罗摩流亡在山林中，药叉也谪居在山林中；三、罗摩的妻子悉达被妖魔劫走，罗摩与她分离一年；而药叉被财神诅咒，也与妻子分离一年；四、罗摩派遣神猴呵努曼寻找妻子，药叉委托雨云看望妻子；五、罗摩在雨季来临时特别思念妻子，药叉也是如此。此外，还列举了一些细微的“一致性”，如《罗摩衍那》中多次将神猴呵努曼比作云，《云使》中药叉想象妻子听完雨云的话后，“会像悉达望着呵努曼一样”；《罗摩衍那》曾将神猴比作山，《云使》也曾将雨云比作山；《罗摩衍那》曾将悉达比作细月、雌轮鸟、霜打的荷花，《云使》也对药叉的妻子用过这样的比喻，等等^[7]。但我似乎觉得，这是将两部作品各自的完整结构和形象拆散之后，所作的支离破碎的比附。在文学研究中，注意新旧文学作品之间的历史继承关系无疑是对的，但如果强调过了头，好似我国江西派诗人黄庭坚看杜诗韩文“无一字无来处”，就容易低估伟大作家的创造性。江西派本身诗歌成就不高，吃亏就在此，他们“资书以为诗”，不懂得艺术贵在独创。历史上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作家依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和艺术修养，对所处时代的社会现实作出独特而深刻的反映，即使是利用古已有之的题材，也是如此，如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歌德的《浮士德》。如果作家脱离现实生活，从艺术构思直至语言表达，一味乞灵古人，毫无创新之意，那他是绝不会博得文艺女神的青睐，在艺术宫里占据一个显赫的席位的。

当然，独创或创新，也从来不是割断文学发展历史的凭空创造，而是在前人取得的文学经验的基础上，开拓新路，扩大文学表现人类社会生活和思想感情的能力。在迦梨陀娑之前，在印度诗歌领域中占主要地位的是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史诗属于叙事文学，以描写客观的人物行动为主，例如罗摩派遣神猴呵努曼寻找悉达，只是《罗摩衍那》整个故事情节发展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然，史诗中也有抒情成分，但这种成分毕竟居于次要地位。而《云使》充分发展了史诗艺术中的抒情成分，成为一部有别于史诗的、以抒发诗人（或诗歌主人公）的思想感情为主的抒情长诗。药叉托雨云带信给妻子跟罗摩派遣呵努曼寻找悉达不同，不是出于故事情节发展的需要，而是出于抒发感情的需要。由此，迦梨陀娑的《云使》奠定了抒情长诗的文学地位，为印度抒情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迦梨陀娑之后的印度抒情诗作中，比较著名的有阿摩卢的《百咏》、哈拉的《七百咏》和胜天的《牧童歌》等。另外，有一大批模仿《云使》的诗作，文学史家们统称为“信使诗”（Sandeśakāvya），但大多湮没了，只有较为详细的文学史上才能查到十二世纪以后的一些“信使诗”的作者名和诗名，如陀依的《风使》、拉克希米陀娑的《鹦鹉使》、伐苏代沃的《蜜蜂使》、鲁伯高斯伐明的《天鹅使》、克里什那钱德拉的《月使》、沃拉达恰利耶的《杜鹃使》、伦迦恰利耶的《孔雀使》等^[8]。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文学不是重复性劳动，而是创造性劳动；模仿是文学的死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