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民族志:自媒体时代的知识生产与文化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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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微信朋友圈与微信民族志概念的界定及方法论选择

(一)民族志视域下的微信朋友圈

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迅速普及和长足发展,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跟一种被称作微信圈的“人工物”紧密地结合了起来。与此同时,它也进入了网络社会人类学和网络民族志、微信民族志、数字民族志的视野。这是一个全新的学术领域,也是一个充满趣味性的生活空间。微信朋友圈日益成为一种新的交往方式,它使人们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更加方便、快捷,因此朋友圈成为实现用户网络互动的必不可少的因素。[2]从民族志的视野看,微信圈和我们在它上边所留下的记录、参与性观察的种种感受,都是非常有价值的移动空间的第一手资料。借此不仅可以使我们大开眼界,更可以更新我们对传统人类学和民族志的知识观念。

(二)微信民族志概念的界定

为了理解民族志语词,我们首先引用一段著名人类学家、民俗学家高丙中教授在《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总序中的话:“民族志的基本含义是指对异民族的社会、文化现象的记述,希罗多德对埃及人家庭生活的描述,旅行者、探险家的游击,那些最早与土著打交道的商人和布道的传教士以及殖民时代帝国官员们关于土著人的报告,都被归入民族志这个广义的文体。这些大杂烩的内容可以归入一个文体,主要基于两大因素:一是它们的风格上的异域情调或新异感,二是它们表征着一个有着内在一致性的精神的群体(族群)。”[3]

由此说来,我们可以将民族志分成现实空间的民族志和网络空间中的民族志两种。[4]从一定意义上说,网络民族志可以看成主体民族志和当代民族志的一种新趋向。[5]互联网民族志无疑扩展了人类学研究新领域。[6]身体的在场与不在场,成为一个关键问题。[7]

所谓微信民族志,就是指基于移动互联网的网络现实空间或微信社群的田野工作的文本及参与观察记录。与上面高丙中的表述相对照,这里微信民族志的内涵和外延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对土著人日常生活的记录,而代之以几乎关于一切网人或微友的个体或群体生活的记录。它既表征了移动空间的网络社区,又代表了某种网络生活世界的“新异感”。换言之,微信民族志也实现或部分地实现了马林诺夫斯基的“科学民族志”主张和涂尔干关于社会事实的描述或解释理想。

(三)微信民族志方法的选择

在一些人类学家看来,网络民族志是被改造过的、全新的民族志方法,是指在网络环境中进行的、针对网络及利用网络开展的民族志研究方法。张娜认为,我们可以借助这种民族志、数字民族志、赛博民族志、虚拟民族志(即网络民族志)方法来收集网络民族志、感受和生活资料,从而使其成为一种探究和阐释互联网及相关社会文化现象的社会人类学方法。[8]对虚拟民族志(即网络民族志)从方法论上有较大推进作用的是卜玉梅,她将这种田野工作方法跟伦理品质结合了起来。[9]比如,在我们的同妻社群生活研究过程中,由于同妻问题比较敏感,在现实空间中难以进行,所以我们尝试选择网络民族志方法会收到良好的研究效果。

网络空间的同妻日常生活之所以具有独特的社会人类学研究价值,就是因为它作为一种理想的性别关系互动行为体现了虚拟世界人类族群“在线生存状态的意蕴”[10]。同妻社群在线生活的“中国体验”,就是这个弱势人群借助在线机会实现的交往形式和生活体验。种种迹象表明,它是一种创造性的网络生存方式,是同妻日常生活自由度扩大和生存跃进的一个极好的网络田野展现途径。

在网络空间中选择民族志方法进行人类学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天然(内在性)的机遇和与理想型的匹配(适合性)。尽管一直存在着来自传统人类学家的现实导向的虚拟民族志声音的质疑,但还是一点点地得到了公认或方法论默许。这一切概因于在网络空间做田野观察时,发生了时间、空间和他者等因素的变化所致。我们相信,随着网络民族志方法的运用、反思和改进,会得到更多的人类学家的方法论上的认同,从而成为有助于了解网络现实空间“真实”情况的、专家和一般田野调查人员都喜闻乐见的一种方法论选择。[11]这是因为“虚拟空间”并非虚构空间,它具有网络社会本体的多种可能性。[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