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传播机制：理学的讲学活动研究

有关中晚明学者讲学活动的研究，最初是中国近世书院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后者可能主要是因应清末民初中国从传统官学和书院教育向近代学校教育和学科体制的转变而兴起的。早期的书院研究主要从制度描述切入，指出在书院的藏书、供祀、讲学三大事业中，“最重要之事业则为讲学”，由此简单介绍书院讲学的方法与形式，听众群体，阳明讲学与书院建设的关系。注46近期的书院史研究在关注讲学活动方面议题更为多样，时地稳定的讲会与会馆的关系，注47明代的讲会与会讲之区分，注48讲学的目的、组织、日期、仪式、程序，讲会材料、后勤供给，注49江右阳明学与书院建设及讲会组织的联动关系，讲会名录的辑录，理学讲会与诗文会社的协调等，均得到讨论。注50在这些研究中，明代书院讲学与政治的关系受到高度关注。小野和子特别指出，书院网络和讲学活动构成明末政治党派与政争的重要力量。注51也有论者在“益趋专制的政治体制”前提下，认为明代书院讲学是儒者建立理想世界的一种方式，讲学活动除学术讨论外，还透过书院和乡约进行社会教育。注52

中晚明讲学活动的专题研究只是在最近才得以展开，并在资料拓展和积累、关注议题、研究方法上均取得进展，初步展示出讲学活动的丰富社会文化意涵。在资料拓展方面，大量多样地使用中晚明学者的文集和语录，成为近期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础，由此出现了一部有用的资料辑录和编年考订，尽管这项累积式的工作在涵盖的时间和资料范围上，都有待后续的努力加以充实。注53传统的讲学人物研究、观念史取向的讨论，注54以及对讲学活动进行类型化处理，区分士人讲学与社会讲学，或以王阳明和王艮为源头区分学院式讲学和庶民式讲学，并分阶段探讨士人讲学在明代中晚期的兴衰演变情形，均有值得参考的成果出现。注55

中晚明的理学宣讲，尤其是阳明学者的讲学和讲会活动并不只限于儒学理念的论辩和鼓吹，其特色还在于与社会秩序和日常生活的密切互动。因此，近期的研究在方法和视角上都产生了重要变化。如同其他许多史学研究次领域里所发生的那样，这个变化可以被视为讲学活动研究的社会文化史转向。钱穆早在1947年的短文中已特别注意到讲会作为“当时一种社会运动”与乡约、书院以及晚明结社的关系。注56近年来，吕妙芬的阳明学讲学活动研究硕果累累。作者明确表示在方法上“刻意不采取传统学术史和观念史的做法，而试着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提问”。注57其系列研究成果详细探讨了阳明学派的建构和发展历史，指出“地方性的讲会活动是阳明学扩展的关键机制”。注58作者以书院兴建为中心，讨论乡绅与地方官员在地方事务中共同合作以改善地方风俗、整合地方社会的努力；通过分别考察阳明讲会在吉安、宁国、浙中的区域性发展历程及其所反映的地域差异，为呈现阳明学在各地的传播情况提供了具体例证；并从江右与江左阳明学者的讲学比较中，检讨各自的地域认同。

在社会文化史的视角下，江右阳明学重镇吉安府的情形颇受研究者青睐。讲学领袖聂豹、邹守益、欧阳德、罗洪先的家族及其结构，及以罗洪先为主的阳明后学在吉安推行的赋役改革、乡约教化工作，均属重点关注的议题。注59张艺曦主要以阳明学讲学活动极为盛行的吉安府吉水、安福两县为例着重探讨三项议题：阳明学如何草根化、阳明学者的社会事业、阳明学者的社会工作如何帮助他们建立在地方上的权威并传播其思想学说。注60就讲学活动而言，这项研究是结合思想史与社会史方法，从科第、家族、婚姻，以及修桥补路、清丈均赋等社会事务的角度，观察阳明学说的传播与讲学群体的活动的佳例。梁洪生从江右在地乡绅而非阳明学讲学领袖的角度出发，展现了流坑村的地方士绅通过入会和参与讲学，引起江右王门重要人物对本地的关注，并利用这种人脉和文化资源致力于强化乡族建设的情形。注61同样的视角也被运用于研究泰州学派，有关其宣讲乡约、六谕，以及族谱、祠堂、族田等宗族建设活动的研究表明，他们试图以讲学的方式改造社会，重建社会道德，是明中叶以后政治控制力转弱、社会失序而发展出的调适力量之一。注62

地域文化的研究视角已被引入阳明学讲学活动研究中。事实上前述研究均已不同程度地涉足这个研究取径，此外还有一些以地域性讲学活动为观察单位的个案研究，尽管其重点回应的可能并非地方文化问题。注63对此，作为一种有益的平衡，需要重视陈来的提示。他对明清思想史研究中把某些思想或学术流派归约到地方宗族、阶级等下层基础的“新范式”表示担忧，提醒研究者同时要注意将聚众讲学、聚会游览活动视为阳明学者思想交往与话语传播方式，关注阳明学作为一种跨地域话语体系的形成机制和因素，充分重视宋代以后文化的同构性和理学的超越性，以及宋明时代各地区知识人的交流与融合对思想传播和扩散的影响。注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