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立说凭据：《大学》文本与解释之争
《大学》是中国近世儒学新经典系统《四书》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宋代理学兴起以来，《大学》一书的地位便稳步上升，朱子《大学章句》在元代更被作为官方科举考试定本，由此获得制度性保障，成为天下士子的必读书。《大学章句》“三纲八目”的义理结构，对“修己治人”的理学理念做了最简明扼要的系统表述，成为明清时期最广泛流传的价值体系之一。也因此之故，理学学者欲推倒前人之说，成一家之言，往往即从《大学》文本和诠释入手。明末的刘宗周观察到：
《大学》一书，程、朱说“诚正”，阳明说“致知”，心斋（王艮）说“格物”，盱江（罗汝芳）说“明明德”，剑江（李材）说“修身”，至此其无余蕴乎！注31
结合刘氏本人在《大学》问题上的表现可知，此说提示了中晚明理学学者中一种重要而普遍的立说现象，即透过对《大学》进行文本改订和重新诠释，主要依赖提揭《大学》“三纲领”和“八条目”中的概念来建立自己的学说宗旨。注32李材创立的“止修”之学，也正是如此。
中晚明理学学者这种利用《大学》纲领条目以立说的现象，清初著名程朱学者陆陇其（1630~1692）对此也有清晰的观察。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起的几年中，陆氏在灵寿知县任上常常至县学开讲，现存讲义即《松阳讲义》开篇便讲“大学之道”章。姑且不论陆氏强烈的朱子学立场，他对明儒拈提《大学》纲领条目以建立学说宗旨的现象，提出了最为显豁的总结与批判：
这一章是《五经》、《四书》的纲领，明白得这一章，《五经》、《四书》都在其中了。要明白这章书，不必另出意见，只将朱子《章句》、《或问》细细玩味，便洞然了。今日所以不可不讲者，因明季讲家将这章书都讲乱了，不将异说扫去，不免反被他淆惑……自明季学术淆乱，各立宗旨，或以“明明德”为主，或以“止至善”为主，或主“修身”，或主“诚意”，或主“致知”，或主“格物”，或主“明明德于天下”，三纲领、八条目，几如晋、楚、齐、秦之递相雄长。其说虽不同，总之，朱子欲分为三、为八，诸家则欲合为一。以分为支离，以合为易简，而圣人立言之旨，汨没久矣。故今讲此书者，只要晓得序不可乱，功不可缺，便知一切牵合宗旨都是乱道。三纲领还他三件，八条目还他八件，方是朱子之意，方是圣人之意。注33
上述明末清初理学学者所观察到的普遍现象及其可能的思想史意涵，尚未受到研究者的认真关注。事实上，有关中国近世《大学》文本及诠释变化，具有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1980年代的两种专书为这个领域奠定了一定的文献基础和勾勒出部分轮廓。其中，李纪祥的《两宋以来〈大学〉改本之研究》搜集了宋元明清至民国，旁及日、韩的重要《大学》改本四十余种，并重点介绍和比勘各本的具体改动情形，对部分改本之间的可能关系与改动用意有所推勘，初步呈现出《大学》文本改订和解释变动的脉络。注34佐野公治的《四书学史の研究》讨论从宋代到清初《四书》学的历史概貌，特别留意到中晚明层出不穷的各种《四书》诠释和花样百出的文本改订。注35
很可能是受到儒家文化在东亚重新被肯定的影响，从1990年代以来台湾学界出现一批《大学》和《四书》个案研究论著及学位论文，注36日本也有讨论《大学》改本与解释的研究陆续问世。其中，李材的《大学》改本和解释也在讨论之列。尽管只有一卷的李材著《大学古义》似已无单行本存世，但水野实还是努力建立了该书的版本系统，以日本尊经阁文库藏《见罗先生书》与刘斯原《大学古今本通考》中所收两种本子进行比较，排比出两本的时间先后；同时旁搜李材《见罗李先生观我堂稿》中的相关篇章，以及李材有关《大学约言》的只言片语，初步建立起一个有迹可寻的李材《大学》思想演变历程，并结合李材改本各章的内容，译述了与各章内容相对应的《大学考次序义》。注37在李材著述大量存世的情形下，水野实的努力体现了严肃的史学研究所应当具有的文献学基础，这在有关李材的研究中是仅见的一例。相比之下，其他的研究主要是从哲学史、观念史角度对李材《大学》改本进行义理分疏。锅岛亚朱华以《见罗先生书》所收《大学古义》为主，参考李材《正学堂稿》、《观我堂稿》的相关论述，疏解李材对“修身”、“格致”等观念的强调。注38也有研究者从义理上比较李材与朱子的《大学》观念，指出李材否定朱子从“等级次第”角度理解八条目之间的关系，而主张八条目之间应是“一体平铺”关系，经文中所说“本末”、“终始”、“先后”，皆非指时间言，而是指义理上的重要性、优先性而言，因此他也反对以“格致”为根本工夫，而论成其“修身为本”之学。注39
经王阳明大力提倡而产生震撼效应的《大学古本》一书，在阳明学传播与扩展中所扮演的媒介角色，及其在中晚明时期的刊刻和流传历史，注40是讨论这个时期《大学》文本改订和解释变动的重要参照指标。同时期发端于丰坊（1523进士）的伪造《石经大学》，由于造伪者生平和行事的传奇色彩以及事件的离奇特性，成为研究者持续关注的对象。有关丰坊的家世和生平，作伪的动机和经过，及其与当时政治和思想动向的关系，在晚明士人中的传播情形，引发的轰动效应，被接受、改编、挪用和批判情形，均已有可资参考的研究成果。注41尽管李材完全拒绝相信《石经大学》，但石经问题既对观察中晚明的思想动向极具指标意义，且当时的一些理学学者也凭借石经作为立论根据与李材进行辩论，注42故围绕《石经大学》的研究对本书的讨论也具有参考价值。
李材“止修”之学立论的经典基础来源于对《大学》的文本改订与重新解释，从而对《大学》宗旨提出不同的认定。“止修”能否立说，特别是能否跟此前朱子的“格物”、阳明的“致知”立异，这是至为关键的环节，因此为研究李材者所瞩目，冈田武彦、吉田公平在讨论李材思想的早期研究中，业已注意及此。注43此后为数不多的李材研究，也主要围绕其《大学》改本展开，分别从文献基础、与朱子《大学章句》比较这两个角度进行考察，无疑都具有参考价值，尤其是水野实所作的文献工作。
继续研究的空间仍然相当明显。在考察李材的《大学》文本和诠释时，朱子《大学章句》固然是重要的参考，但更为直接和重要的参照坐标，应该是王阳明主张的古本及其解释。在经过王阳明提倡恢复《大学古本》以抗衡朱子《章句》改本后，古本逐渐为中晚明学者所接受。尽管阳明后学也不免时时旧调重弹，针对朱子《章句》发难，但对于欲成一家之言的李材而言，对手之中虽包括朱子，更直接和更重要的针对对象却是王阳明，以及阳明后学中坚持阳明“致良知”宗旨或别立新说的同时代学者，这正是本书所重点关注的议题。举例来说，作为李材的广东门人韦宪文之友、归善人叶春及（1532~约1595）就观察到：
自王文成（王阳明）、湛文简（湛若水）以“致良知”、“体认天理”三四言为嚆矢，则谈道者多放（仿）之，噭噭然若建鼓而求亡子也。孟成（当作“诚”，李材别字）易“修身为本”、“摄知归止”，自谓贤于“致良知”矣。注44
如下文将要详细论证的那样，“自谓贤于致良知”正是李材最为重要的追求之一。曾经深受李材“止修”学说启发，但日后又与李材在《大学》问题上辩难不已的高攀龙（1562~1626），同样准确地指出：
古今说《大学》者，“格致”之义，程朱为最精；“致知”之义，阳明为最醒；“止修”之义，见罗为最完。三家相会通，而不以一说相排斥，斯可耳。注45
更重要的是，对于李材的《大学》改本和诠释，必须密切结合相关的多种著述及其多种版本的刊行历史，将之置于李材本人的为学历程和讲学活动的前后变化以及相关人事背景中加以探讨，才能准确地观察其义理趋向、论说方式、批判对象，以及这些言说和行动所秉持的基本诉求与理念，从而彻底彰显其思想史意义。
本书还将重点讨论的是，中晚明理学家围绕《大学》的版本、文字和义理展开的无数争议，逐渐与各自的立说“宗旨”相结合。由此可以获得如下的观察：在明代理学学者中，重要学说的创立、学派的建构，逐渐形成一种惯常的立说模式，即通过重新改订《大学》的文本和结构，借助对其文字的训诂、义理的再诠释，主要以“三纲领”、“八条目”等重要概念为基础，提拈出一个简明扼要的、学术口号式的“宗旨”，以之作为一己学说的核心观念，围绕这个“宗旨”建构出一套理学论述，并努力将其传播和阐扬，从而形成自己的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