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本书的思路、资料与结构
本书的“中晚明”大致上指从16世纪初到17世纪中叶的这个时期，这一划分主要是基于本书重点讨论的《大学》文本和解释竞争这个特定议题之需。本书的“士人”概念，主要围绕中晚明的理学建构和讲学活动而侧重于其文化上的涵义，在学的士子与科举功名的获得者、现任的官僚与致仕家居的乡绅，都是重要的指涉对象。注65广义来说，可以视为泛指当时的读书人。若以理学的讲学活动为主轴，可从两方面来理解：即讲学活动的主导者和参与者。一般而言，当时的著名讲学者几乎都是理学领袖，科举考试的成功者、在任或致仕的官员。当然也有少数例外，比如名讲学家颜钧。讲学活动的参与者，正如吕妙芬指出的主要是诸生以上的读书人。张艺曦、陈时龙将讲学活动区分为两类的讨论方式对此也有所帮助：在读书人中间开展的小型讲学活动与在乡村展开的类似于乡约的教化活动。简言之，这里的“士人”概念，主要是指主导讲学活动的理学领袖与参与讲学的一般读书人。
对于讲学、讲会、会讲等概念，已有不少讨论可资参考，尤其是吕妙芬对此问题的分析，但其研究更注重“阳明学”的“定期聚会”，注66而本书的讨论则取其广义，定期或不定期的讲学聚会均在考察之列。讲学参与者除了理学领袖和士子之外，也涉及文武官员、乡绅、吏役等。讲学活动讨论的议题主要围绕心性之学的各种话题展开，《四书》是最重要也最常见的经典文本。此外，政治、军事、民生、风俗等各种话题也难免会被纳入讨论中，科举考试更是必不可少的议题。毫无疑问，在李材主导的讲学活动中，“止修”之学比阳明学更受关注。在时间选择上，由于这类讲学并不一定强调“定期”的特点，因此拥有更多的灵活性。在地点上，官学、书院、寺庙、道观、公署、住宅、祠堂等均为讲学的惯用场所。当时人形容李材“所在讲学”，既是一个地理概念，同时也是一个时间概念。概言之，就李材的生平来看，无论是在军旅之中，还是在引疾居家、被逮下狱、谪戍边方期间，一项带有使命感的事情就是讲学。
有关晚明思想史上的“学派”问题，前文已有详细检讨。对于本书的讨论而言，不管是宋明理学中常见的“朱陆异同”框架，还是与本书更具有直接关系的、建基于“阳明中心论”的各种“阳明后学”流派划分，都有可资借鉴之处。在具体的讨论中，关于学派划分及其义理立场的既有看法，仍然是本书必不可少的参考。但正如上文强调的，本书的关注重点是在既有的理学学派划分之外，一种新兴的理学学说如何诞生？一个新的理学学派如何在既有的思想格局之中产生和扩展？本书更关注的是在朱熹、王阳明之外，其他理学学说的诞生、宣传、竞争、流传和延续的情形。在这个意义上，“学派”可以被视为当时人所重视的“自得之学”的别名。
关于资料的使用，在此仅对本书重点倚赖的语录和书信这两类文献予以必要说明。在目前的史学研究中，对于什么才是史料的认定，早已突破僵化的认知框架，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多元而开放。不过，落实到具体领域和议题的研究实践中，仍然有其倾向性的文献范畴。比如，本书在讨论中晚明思想史中讲学“宗旨”和学说成立最基本的经典依据时，有关《大学》的各种文本和解释就成为密集运用的文献。本书重点使用的各种具体文献著述，在行文中尽可能都加以随文探讨，在此不必赘述。这里拟对其中与本书主题密切相关的语录、书信两类文献略作介绍。这既与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李材的著述遗存有关，同时也由于这两类文献密切呼应着本书的研究主题，即理学的学说和学派建构模式，以及作为传播方式的讲学活动。
尽管宋明理学学者常常将语录体文献追溯到《论语》，但现存的儒学语录是从宋代理学兴起以后才数量明显增多的。可以观察到，语录文本与理学发生、讲学活动有一种如影随形的关系。不过，作为一种讲学记录和著述形态，语录的取材范围、编辑原则、刊刻过程、流传和阅读情形，语录与经典注疏的差异，从“文”到“语”的变化以及“语”与“文”的互相转化，对教学、理解、思考、交流和论辩的冲击，以及其文献、史料价值的衡定，诸如此类的问题在既有研究中并未得到深入讨论，注67尽管相关的思想史、哲学史研究往往大量乞灵于这类文献。本书对此不可能进行详尽的探讨，不过指出以下事实将有助于如何看待语录对于中晚明思想史研究的影响。首先，随着阳明学的兴起与讲学活动的盛行，语录在中晚明时期不但数量急剧增加，而且形式也更加多样。除了学生记载老师、听众记载讲者之外，更为常见的一种方式是在讲会结束之后就立即付梓而大量流传的会语、会录、会约单行本。目前这些小册子已经很少保持原貌，通常只能看到最后被结集为语录或文集而刊刻传世的文本，当然，在结集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文本变动是需要充分注意的。有时候，语录与讲义也结伴而行。注68此外，当时的讲学者撰写的游记、省身日记等也与语录有相近的功效。由于理学的扩展和讲学的流行，语录的边界明显有扩大的趋势，一些以语录命名的书籍有可能完全与“语”无关，而是序跋书信等文体的改头换面，那些在作者去世之后才被编辑付梓的语录尤其如此。注69
书信通常属于比较私人性质的文献，研究者可能会对这类资料的可靠性有着较高期待。考虑到别集中保留的书信通常经过作者或子弟门人等编刊者的再加工，有理由对其中的内容是否遭到删削或篡改持审慎态度，比如明初名儒陈献章（1428~1500）托人居间卖文以“纾目前之急”的书信，就在流传甚广的再传弟子高简所刻陈氏别集《白沙子》中遭到删削。注70这种故意误导读者的事例，可以推测出现在重大而敏感的政治争端上，以及攸关个人利害得失问题上的机率较大一些。即使如此，也没有证据显示这是一种普遍的行为。从一些现存的明人书信手迹实物，对照其个人文集所收录的情况来看，除了从单篇手稿到文集编排的技术性差异，比如单篇手稿所能呈现的书信体式，以及开头结尾的称谓、提称、思慕、祝愿语和署款等，与收入文集中的书信之标题等有明显差异外，内容上通常并没有太多实质性的变化。注71事实上，即便同样是稿本，在初稿、改稿、清稿、定稿之间，差异往往也在所难免。在研究过程中努力追求的，除了尽可能地掌握所有的“版本”讯息之外，还要对各种文本、文类的属性具备基本的了解。文集中的书信，部分编刊者会尽可能标明其年月时间，一些编刊者通常也会尽量按照时间先后这个不成文的惯例进行编排。当然，大量书信的写作时间并无明确标示，这就需要进行辅助的文献考订以便确定其时间。即使是编刊者已经标明时间的书信，在研究中也需格外谨慎，因为在时过境迁之后，编刊者很可能也会受到所掌握信息的限制而难免失误，就连王阳明《王文成公全书》中书信标题下所示年份，也会错误连连。注72关键在于借助对书信内容的仔细解读，从谈论所及的话题、事件、地点、官职、行踪等信息中，捕捉可能的时间线索，配合写信者和收信者的传记资料，通常不难确定书信的写作时间范围、地点以及相关的人事情状，以便协助准确理解其意涵。注73
在中晚明时期，相当数量的语录与书信事实上有着高度的文献交叉——许多语录正是在书信的基础上节录、摘录而成。注74在这种节录、摘录的编辑过程中，通常会将书信开头和结尾的礼仪寒暄语加以删削，而留下“论学语”的部分。李材的《见罗先生书》就有大量的此类情况，其卷七至卷十五全都标明为“书问”，就是在来往书信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此书的编刻者为李材的同邑门人、无锡知县李复阳（1551~1608）。他在序言中明确指出：“稿中‘书问’，删其讯谢之辞，而独存其论学语，盖恐文词大繁，览者不便，非敢妄去取其间也。”注75这是一个大体可以信赖的说话，其中收录的许多书信都还可以从《见罗先生书要》、《见罗李先生观我堂稿》、《观我堂摘稿》等书中得到复原。而《见罗先生书要》、《正学堂稿》中除了全文收录的书信外，还有一部分特别标明“书问节语”。注76在其中可以验证的部分，几乎看不到编者故意曲解作者、误导读者而进行“编辑”加工之处。当然，即使仅仅是对书信进行纯粹技术性的掐头去尾，也会对其史料价值带来相当大的损害，因此也向研究者提出更为严苛的挑战。比如对确定书信写作时间，了解写信人与收信人之间的关系，相互间书信往复的持续情形，各自的所处情境和生活细节等构成了困难。这种情况下，需要研究者做更多的考订工作，对书信双方进行详细的传记研究，以及结合各自的文集等文献进行综合考察。本书在具体讨论过程中也尽可能地对此加以跟进，哪怕只能勾勒一个相对宽泛的时间范畴与解读背景。
与其他文献相比，语录和论学书信在史料运用上常常能给研究者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语录通常能够呈现一个清晰的对话场景，比如有些语录很明显地呈现出某时某地、问者答者，乃至当时的其他论者、听众、现场气氛，问答、辩论、攻驳的细节，以及对同一主题或同类议题的持续、反复讨论情形。论学书信往往也能产生同样的效果，有些编刻者会在作者的书信之前或之后，全文附录或部分节录他人来信的内容；有的甚至将来信和回信按照其中讨论的多个具体问题进行拆分，再将拆分出来的多个段落按照问答或辩论形式进行逐一配对。这类情形，几乎完全是用书面文字来翻版语录所反映的面对面口耳问答论辩场景。前文提及的“书问”，非常形象地描述了这一特性，即以“书信”代替口耳来进行“问答”。晚明的流行作家给了这类文本一个更加通俗化的称呼“如面谈”，意指书信尺牍“如同当面交谈”。注77尤其因为许多来信者其实都是诸生一类的低阶读书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几乎都不可能有文集、语录或其他著作传世，这些一爪半麟的附录、节录来信就显得尤为可贵。注78
在理学学者围绕义理论说而动辄纠缠于繁琐细腻的长篇大论之余，语录和书信往往也有助于形成轻松活泼的，有时候甚至是有趣的对话场景。从已有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以宋明理学为关注对象，某种程度上往往意味着讨论一些抽象、空疏、繁复乃至枯燥的义理话题。但本书期望尽可能做到的是，在义理讨论之余，同时也关注学者之间围绕这些话题的交往、交流、对话、论辩、批评、反驳的具体细节。在这些方面，书信材料大有用武之地。注79
就现存明人书信的数量而言，这类文献也是值得重视的资料宝库。在存世的数千种明人文集中，迄今尚不清楚究竟保存了多少书信，但书信通常是文集中一个独立而重要的组成部分，许多文集保留了动辄数十数百通的书信，由此可以肯定其总体数量必然相当可观。更加不易估量的，则是分散在各公私机构和个人手中的现存明人书信手迹的数量。在为数可观的书信文献中，以各种社会关系形成的士人群体的书信往往可以构成相当高密度的往来交集。在讲学精英中，这种你来我往的书信交流的密度更高，而理学议题常常就是这些书信的共同话语，以至于我们可以比较容易地倾听到不同书信作者面对同一个话题时基于个人立场发出的声音。
本书的研究，既与上述这些文献在最近被大量影印出版有关，同时也深受既有研究成果与当前趋势的启发和影响。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出发，本书在主要以史学研究注重时、地、人，以及具体事件、背景、关系的同时，也尝试结合哲学史注重观念内涵、义理立场的分析，并尽可能参考已有的社会文化史研究成果。在本书的具体讨论中，既关注理学概念的演变与学者的义理立场，更希望能够透过对具体的人物关系及其相互往来，书院创建与讲学聚会，著述过程与刊刻情状的探讨，注意学说产生、传播、流传、扩展、传承的细节。注80
本书展开述论的整体结构，也致力于反映上述努力。除首章绪论和尾章结语外，正文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包括第二、三两章，以宏观通论和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式，揭示出中晚明时期产生新兴理学学说的一种重要而普遍的模式——讲学须有宗旨，宗旨源于《大学》。这个模式主要包括改《大学》、新诠释、拈宗旨、兴讲学等几个关键性步骤，即透过对《大学》文本的重新厘定并据以作出新诠释，主要从“三纲领”、“八条目”等概念中拈出一个高度概括而抽象的、学术口号式的学说“宗旨”，作为个人理学学说的核心观念，围绕这个核心观念演绎出新的理学体系，然后主要借助当时盛行的讲学、讲会活动传播学说。这是中晚明时期理学学说和学派生成的一种重要模式化途径。其中，“宗旨”是各种新理学学说的标志，《大学》则是林林总总的理学宗旨得以成立的经典依据，而讲学活动为新理学学说和学派提供了最有效的社会传播途径。
第二章的研究表明，理学“宗旨”是高度概括而抽象的学术口号，它对讲学的双方即讲者和听者都至关重要。一个简明扼要的学说宗旨，既是讲者学有自得的体现，也是听者得以从纷繁复杂的理学概念系统中迅速掌握学说的关键。
第三章指出《大学》是各种理学学说“宗旨”最重要的来源。朱熹通过改订其文本而提出“即物穷理”说，王阳明提倡恢复《礼记》中的古本而揭出“致良知”宗旨。这种立说模式，为中晚明理学学者提示了一种方法论上的可能，即透过对《大学》进行文本改订和重新诠释，在追求“定本”和“定解”的口号下，提出自己的理学宗旨，从而围绕这个新宗旨，建立新的理学学说体系。李材的“止修”宗旨，是《大学》“止于至善”与“修身为本”两个重要概念的简称，“止”为内心存养的本体，“修”是自我省察的工夫。这个论学宗旨的提出，正是李材借助上述立说模式，在朱熹与王阳明的《大学》文本和诠释之间取长补短的结果，从而获得经典依据和义理逻辑，进而挑战两者的权威，建构自己的新兴学说。需要补充的是，并非所有的讲学学者都能或都主张立宗旨，也不是所有的论学宗旨都来源于《大学》。但可以毫不犹豫地指出，这个立说模式的确是中晚明时期至为重要而普遍的方式。
上编既是探讨中晚明时期理学宗旨和理学学说的建构问题，同时也是本书的论旨在义理上得以成立的根据。下编包括第四至七章，主要以李材的讲学活动为线索，探讨新理学学说的传播与学派的传承问题。在这里，讲学活动重点被视为传播理学学说的社会化途径，同时它也是理学的重要论说方法和辩论方式。
第四章主要讨论李材的讲学转向。所谓转向，是指李材从阳明学讲学活动的参与者和追随者，转向举办讲学活动的主导者；从阳明“致良知”宗旨的接受者和宣扬者，转向其批判者。这个重要转变的关键在于李材在逐渐掌握上述理学学说建构模式之后，公开提出了自己的《大学》改本和新诠释，并从中提揭出自创的“止修”学说，进而试图以此取代包括朱子和阳明在内的其他理学学说，追求独得孔、曾学说原旨的道统之传。本章从考察江西南昌府丰城县李氏家族将近五十年的讲学历史入手，仔细追溯李遂（1504~1566）、李材父子的讲学历程，及其与阳明学者的交往和交流情形，探讨李氏父子在逐渐建立事功和熟悉理学话语的基础上，如何充分运用政治和社会资源开展讲学活动，并最终自创新的理学学说，完成实现自得之学和自我价值的重要转变。
第五章致力于在晚明理学学说群雄并起的背景下，探讨李材创造的理学新说“止修”学，与江右、南中、浙中地区的理学名家和主要理学学说之间的交流、交锋和竞争情形。该章分别从经典依据、义理逻辑、本体与工夫论说的角度，展现这个时期多元理学学说之间的共识与分歧，以及各自对讲学资源和受众对象的争取与争夺。通过对话、论争和比较研究，尝试呈现“止修”新说在读书人中被认识、接受和批判的情形。
第六章重建万历二十年代李材谪戍福建期间的讲学活动，并将之置于从嘉靖朝以来阳明学在福建传播的历史脉络中，从多种理学学说互动的角度，观察阳明学、止修学的思想和社会影响。可以明显看出，在经历元代和明初百余年的长期沉寂之后，受阳明学、“止修”学等外来理学新说传播和扩张势力的刺激，福建的地域性理学传统“闽学”意识得以逐步复苏，并逐渐走向系谱化表述。本章最后探讨这种系谱化表述在晚明和清初两个时期的变动情形。
第七章探讨李材开创的“止修”学的延续和传承。在宋明理学的师承、师徒关系脉络中，本章着重以李材的两位门人，即谨守师传的徐即登（1537~1628）和尝试修正师门宗旨的涂宗濬（1551？~1621）为例，来观察他们在立说模式、经典依据、论学宗旨和讲学活动等各方面对师门学说的传承和演绎情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涂氏的修正尝试所引发的师徒关系紧张。透过这些讨论，希望有助于观察理学脉络中的道统传承和师徒观念，与追求自得和自我之间的关系。
本书的结语指出，创造理学新说、提倡讲学活动和建构学派的思想根源与内在动力，源于理学自身两个充满内在张力的基本诉求，即中晚明理学中普遍存在的对自得之学和道统之传的追求。阳明学的兴起为挣脱经典和权威的束缚，追求自信本心的自得之学、充分实现自我价值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道统论则是理学兴起以后，普遍影响士人思想和价值系统最重要的观念之一，也是士人追求超越自我、实现永久价值的重要途径之一。中晚明理学学者的改《大学》、新诠释、拈宗旨、创新说、兴讲学活动，既是学有自得的重要体现，也是致力度越前人、凌驾诸儒，从而直接孔、曾宗传，为一己学说和学派在道统系谱上寻求长久价值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