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扶贫基金会改革发展简史(1989~2015)(全3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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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实施贫困农户自立工程

中国扶贫基金会实施的“贫困农户自立工程”,包括西北干旱地区饮水项目、西南石山区搬石造地项目、四川大凉山彝族住房改造项目等三个子项目,旨在改变贫困社区稀缺的资源瓶颈因素:“水”“土”“文化”等,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并使农户能够依靠自我管理能力的提升和自立能力的增强,稳定增加收入,从而得以脱贫和持续发展。西北饮水项目主要是资助西北干旱地区的贫困农户建造家庭用小型蓄水设施,通过收集、储存雨水,解决人畜饮水问题。西南石山区搬石造地项目主要是资助西南石山区的贫困农户,通过工程方式,炸石垒埂,运土造地,把土层瘠薄、土质差且跑水、跑土、跑肥的低质农田改造成保水、保土、保肥的基本农田。四川大凉山彝族住房改造项目主要是在四川大凉山彝族聚居区资助贫困农户建造新居,改变人畜混居的状况。这三个贫困农户自立工程项目,直接扶贫到户,花钱不多,效益较好,贫困农户得到一次资助即可长期受益,增强其自力更生、自我发展的能力。贫困农户自立工程三个子项目分别于1997年陆续开始实施,到2000年前后结束。

1997年,投入300万元,资助贵州省石山区实施搬石造地1万亩;资助甘肃、陕西建水窖2100眼;资助四川大凉山改造彝民住房1500户。1998年,项目陆续竣工验收后,中国扶贫基金会继续安排资金和物资,在上述地区实施贫困农户自立工程。到2000年项目基本结束时,上述项目均取得可喜的成果。

一 贫困农户自立工程——西北干旱地区饮水项目

饮水工程前后在甘肃省通渭县和陕西省的榆林市、横山县以及宁夏海原、贵州关岭、河北内丘共实施了五期,总投资685.4万元,建水窖3234眼,建泵站23座和蓄水池13个,共解决了1166户15334人和5126头大牲畜的饮水困难。

(一)项目实施的背景和目标群体

水窖,在北方有些地区也称作旱井,是家庭用小型贮水设施的俗称。中国扶贫基金会实施的贫困农户自立工程——西北干旱地区饮水项目,是帮助西北干旱地区贫困农户建造家庭用小型贮水设施,通过贮水设施收集雨水,贮存雨水,解决缺水问题。

水是西北黄土高原农业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有水就是绿洲一片,无水则赤地千里。中国扶贫基金会实施饮水项目的地区,一是全年降雨量小,平均只有300毫米左右;二是降雨季节错位,庄稼生长需要水时不下雨,而到了秋天庄稼该收获的季节又往往暴雨肆虐一时,把光秃裸露的地表冲刷得沟壑纵横。

当地解决饮用水和农业生产用水,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打水窖蓄积雨水,二是打井汲取地下水,三是开挖渠道引河水。而打井、开渠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还要具备一定的设备条件,一家一户很难办到。相比之下,打水窖就是最经济可行的解决人畜饮水的办法了。中国扶贫基金会从1997年起,启动了帮助西北地区贫困农户打水窖的扶贫到户项目。

(二)项目的内容

资助资金主要用于购买水泥、胶管、手压水泵等材料和设备,贫困农户自己投入劳动,自己准备砂石等材料,平均资助1500元,即可以建造一个容量为40立方米的贮水设施,贮水30立方米,可解决一个五口之家的常年生活用水问题。

(三)项目实施地点、受援户及项目成果

(1)在甘肃省通谓县共实施两期工程。第一期,鸡川乡四合村刘埂社(自然村)和后湾社共110户;第二期,鸡川乡、黑燕乡的8村18社,共500户。共建水窖633眼,硬化集雨场56480平方米;解决了3295人和936头大牲畜的饮水困难。

(2)在陕西省榆林市实施两期工程。第一期,刘千河乡、余兴庄乡9个村22个村民小组;第二期,黄麻梁乡、刘千河乡、余兴庄乡的13个行政村。共建水窖2459眼,建泵站6座,解决了814户4436人和2681头大牲畜的饮水困难。

(3)在陕西横山县横山镇5个自然村,共建水窖142眼,硬化集雨场16000平方米;建泵站12座,解决了142户438人和120头大牲畜的饮水困难。每户还可点浇一亩菜园,解决吃菜困难。

(4)在贵州省关岭县永宁镇砂锅村、麻布村建水源蓄水池3个,共可蓄水211.23立方米;建供水池1个可蓄水373.38立方米;建机泵房一间及抽水机、镀锌管、架输电线路等配套设施,并为两村建25处供水点;结束了沙锅、麻布两个村6个村民小组206户930人和520头大牲畜自古以来饮水困难的历史。

(5)河北内丘县人畜饮水工程,建大口井4眼,建截拦地下潜流坝5座,拦截地表水塘坝6座,水塔1个,高位蓄水池9个,修路5公里,建泵站4个。解决了15个村1465户5860人和869头大牲畜的饮水困难。

(四)项目的资金来源

投入资金总额685.4万元。其中,中国扶贫基金会投入240.6万元;省、县等地方政府投入150.07万元;群众自筹294.73万元。

(五)项目的组织实施

该项目由地方政府组织实施,基金会负责检查监测和验收。具体操作程序有以下几道。

(1)为了保证项目建设资金足额到位,中国扶贫基金会在项目县建立了联络处,开设单独账户,将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捐款、地方政府配套资金均打入该账户。在当地扶贫部门聘请联络处主任,负责联络处工作。项目资金使用需经联络处主任向中国扶贫基金会提出申请,获得批准后方可支出。

(2)在项目县建立项目领导小组,由扶贫办、水利局、质检站、乡村领导等参加,并由一名副职地方政府官员出任组长。

(3)由项目县制定工程实施方案、工程预算,报中国扶贫基金会批准后实施。

(4)水利局工程技术人员深入现场进行技术指导或技术承包。

(5)工程竣工验收,先由项目县自己组织初验,再由中国扶贫基金会组织竣工验收,评定工程质量等级,进行工程决算审计。

(6)书面向捐款人汇报捐款使用情况,如捐款数额较大,则邀请捐款人赴项目区检查。

(六)项目的效益

西北饮水项目的实施,在项目区产生了几个方面的效益:一是解决了群众吃水难的问题,并节省了大量用于担水的劳力,每年每户可节省劳力120个左右;二是项目实施使汛期洪水出路问题得以从根本上解决,避免了以往经常引发的村民之间因水而起的矛盾;三是项目实施缓解了水土流失现象,对项目区的生态起到了保护作用。

附件1

西北干旱地区饮水工程

我国西北部的陕甘宁地区,地表覆盖着厚厚的黄土。赶上风调雨顺的年景,一季打下的粮食够吃两三年;如果“老天爷”不下雨,庄稼便是颗粒无收。听老辈人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里往往是三年两小旱,五年一大旱。可是近些年,几乎是五年五旱,十年九旱。蒸发量大、降雨量低不说,雨水还不均匀。特别是春夏季节庄稼需要水的时候,往往是卡脖子旱。可是雨季一来,一场暴雨就把一年的雨水都下光了。天旱时,麻雀渴得能扎进煤油桶找水喝;羊在山坡上吃草能把嘴唇啃破。所以,这里的水金贵得像油,也被称作甘露。

甘肃省通渭县鸡川乡四合村刘梗社是中国扶贫基金会西北饮水项目的一个项目点。该社是一个自然村,84户人家410口人靠山下一眼日出水量仅0.6立方米的山泉取水维持生计。遇上天旱,山泉干涸,人们就要到百里外去取水。因此,解决人畜饮水,几乎是当地劳动力最主要的任务。

打水窖是当地百姓祖辈流传下来的蓄积雨水的办法。挖一个容积约40立方米的坑,在坑壁衬砌上水泥,在坑上盖个顶,就是水窖了。有条件的,可以在水窖上安装一个手动的压水机用以汲水。利用雨季把雨水经过简单的过滤收集到窖里,一般可供一个五口之家喝上一年。如果家里有两个水窖,还可以浇灌点干渴的庄稼,保住地里的收成。由于当地地下水十分有限,开发成本又太高,所以打水窖成了当地解决吃水的最经济、最便捷的办法。打水窖解决吃水的工程,被称作“甘露工程”。

打水窖虽然不是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发明,却是中国扶贫基金会“贫困农户自立工程”项目之一,是每年都要投入一定资金为西北地区贫困老百姓办的一件实事。项目援助的形式为,以农户家庭为单位,为每户修建100平方米的集雨场和一眼40立方米的水窖,以此解决一个农户一年的人畜饮水问题。

图3-1 鸡川乡刘埂社全村唯一的水源,日出水量仅为0.4立方米(甘肃通渭)

图3-2 建成的水窖

二 贫困农户自立工程——西南石山区搬石造地项目

从1997年开始,中国扶贫基金会在贵州省关岭县的花江镇、板贵乡、永宁镇,镇宁县的马厂乡、黄果树镇实施搬石造地项目,共实施了三期工程。项目总投资2217.48万多元,其中,中国扶贫基金会无偿投入338万元,地方政府投入469.4万元,其余1410.08万元为群众自筹。共搬石造地36812亩,新增土地近3300亩,有9365户44566人直接受益。项目还配套修建了地坝、地间便道、乡村公路、小蓄水池等设施,营造了水土保持林及经济林4864.3亩。

(一)项目实施的背景和目标群体

喀斯特地貌是水对可溶性岩石进行化学溶蚀作用为主而形成的地貌,是地球上最脆弱的生态系统之一。贵州省是我国一个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区,地质、地形复杂,地表崎岖,石多土少,土壤贫瘠;土下是喀斯特地貌“漏斗”,存不住雨水。这里每年的收成都很微薄,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中国扶贫基金会西南石山区搬石造地项目就是资助西南石山地区的贫困农户,通过工程方式,炸石垒埂,运土造地,解决耕地缺土问题。将石头山上缺土、少肥、渗水的劣质农田改造成保土、保水、保肥的基本农田。

(二)项目的内容

资助资金主要用于购买炸药、钢钎等施工工具和材料,贫困农户自己投入劳动,平均资助800元左右即可改造一亩基本农田,解决两口人的吃饭问题。

(三)项目实施地点及受援户的选择

第一期安排在关岭县5个乡镇的37个村,覆盖3965户19254人。实际完成搬石造地11653亩,新修乡村公路3.63千米,新修排水沟6.1千米,修筑地间便道54.2千米,新修配套水池30个,储水量9128立方米。搬石造地的第一年,粮食增产150万公斤,平均亩增128.72公斤,人均增粮77.9公斤。

第二期工程安排在关岭县5个乡镇的45个村,覆盖3882户19410人。实际完成搬石造地10658亩,新增耕地1579亩,土改田500亩,修筑地坝73.2千米,修筑地间便道53.2千米,新修和维修乡村公路2.76千米。项目区内新营造板栗、核桃、枇杷、花椒等林果6000亩,育苗地20亩;建造配套小水池27个,储水量为22380立方米。该项目区的粮食亩产由治理前的200公斤提高到250公斤,净增粮食84.8万公斤,人均增加收入127.7元。

第三期工程安排在关岭县的3个乡镇和镇宁县马厂乡。

项目在关岭县3个乡镇的7个村,覆盖760户2825人;实际完成坡改梯3438亩;修水池13个5767立方米,修水塘一个4000立方米;修水渠2条303米、排水沟9条3729米;修筑乡村公路3条15.5千米,修筑地间便道10.278千米;项目区内新营造板栗、花椒、梨树等林果4243亩。该项目区的粮食亩产由治理前的220公斤提高到334公斤,净增粮食85.8万公斤,人均粮食由449公斤增加到753公斤,人均收入由751元增加到1201元,人均净增收入450元。

项目在镇宁县马厂乡3个行政村的19个自然村寨,覆盖758户3077人;实际完成坡改梯720亩,完成土改田3250亩。新增灌溉面积1200亩;维修沟渠10千米,新修引水干渠2条1500米、毛渠7条2100米;新修公路8千米。该项目区注重山、水、林、田、路的综合治理,解决了水的问题和交通问题,改善了贫困农户的生产生活条件。贫困农户共种植金秋梨树510亩,种植花生、西瓜、萝卜等经济作物1650亩;实际净增粮食134474公斤;收入大幅增加,仅经济作物一年的收入,人均净增357元。

(四)项目的基本做法和组织实施

该项目由地方政府组织实施,基金会负责检查监测和验收。

1.在走访调查的基础上定位立项

1996年底至1997年初,基金会两次派项目部领导和工作人员到贵州,在贵州省政府扶贫部门和省扶贫基金会的协助下,深入关岭、镇宁、晴隆、兴仁、罗甸等县实地考察,翻山越岭,走村串户,在掌握贫困县基本情况的基础上形成了解决贫困问题的设想。

2.加强领导,严密管理

一是设立项目管理机构。在省成立项目办公室,在县建立农户自立工程开发中心,在乡镇建立相应管理机构;在项目县由扶贫办、水利局、农委、乡村领导等参加建立项目领导小组,并由一名地方政府官员出任组长;中国扶贫基金会在项目县扶贫部门聘请一名兼职项目执行人,负责管理项目实施。

二是开设专用账户。为了保证项目建设资金足额到位,中国扶贫基金会在项目县建立了联络处,开设专用账户,将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捐款、地方政府配套资金均打入该账户。在当地扶贫部门聘请联络处主任,负责联络处工作。项目资金使用需经联络处主任向中国扶贫基金会提出申请,获得批准后方可支出。

三是制定相关工程管理办法。由项目县制定工程实施方案、工程预算,报中国扶贫基金会批准后实施。工程技术人员深入现场进行技术指导或技术承包,炸石、放炮作业由专业技术人员承担。

四是加强项目的检查和验收。工程竣工验收,先由项目县自己组织初验,再由中国扶贫基金会组织竣工验收,评定工程质量等级,进行工程决算审计。书面向捐款人汇报捐款使用情况,如捐款数额较大,则邀请捐款人赴项目区检查。

3.坚持受益到户的原则,调动贫困农户的积极性

县乡搬石造地区域规划方案确定后,在各村召开村民大会,公布项目总体规划、图斑和实施办法,拟订实施细则。其核心内容是,将搬石造地的板块划分到户,受益到户,使贫困农户心中有数,消除顾虑,同时讲明工程质量、期限要求及验收标准。

4.坚持配套资金必须到位的原则

按照基金会的资金投放规定,地方必须按1:1比例予以配套。这一原则不仅放大了扶贫资金的投放量,而且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责任,加上贫困农户自愿投工投劳,使扶贫项目办出了实效,扶贫资金发挥了明显的带动作用。

(五)项目的效益

经验收,三期项目质量全部达到设计标准,效益显著。

(1)项目区的生产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为农村经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项目区通过综合治理,为农户脱贫致富创造了条件。综合治理的具体思路是:通过科技培训开拓贫困农户的思路,增强其致富的本领;通过栽种果树和经济作物,引导贫困农户进入农业商品生产领域;通过修筑道路,使农村和城市及市场联系起来。

(3)有效贯彻了中国扶贫基金会扶贫到户的宗旨,提高了受援地区各级组织和受援户的自立能力。项目的实施使项目区的领导和管理人员得到锻炼和成长;受援户亲自参加工程建设,亲自体验成功,在实践中增强了自尊、自信、自强的精神,改变了旧观念;在项目实施中培养和锻炼出一批工程技术人员,为项目区的经济发展培养了人才。

(4)有利于项目区的生态建设,从根本上解决了耕地跑水、跑土、跑肥的问题,变“三跑田”为“三保田”,使增加粮食产量有了可靠的保证,为当地群众建立了稳定的脱贫基础。

图3-3 搬石造地

图3-4 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变成保水保土保肥的“三保田”

三 贫困农户自立工程——四川大凉山彝族住房改造项目

投资2439.8万元改造四川大凉山彝民住房6253户,使26451人改变了人畜混居的生活状态。项目改变了彝民居住环境的卫生条件,促使其生活习惯的改变和文化的进步,进而带动了经济的发展。

(一)项目实施的背景及目标群体

凉山彝族自治州位于四川省西南部,地处横断山脉东缘川西高寒山区。这里居住着160万彝族同胞,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地。大凉山地区在20世纪40年代还处于奴隶社会阶段,经过1955年的民主改革,一步从土司统治下的奴隶社会跨入现代社会。

彝族是我国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为我国的民族解放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1935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过凉山彝区时,中央红军参谋长刘伯承与彝族果基家族首领小叶丹在彝海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小叶丹让开道路,并派人护送红军直抵安顺场渡口,为红军强渡大渡河争取了时间。这件事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民主改革后,彝族同胞居住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虽然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社会发育程度仍然较低,加之当地海拔高至2000~3000米,夜间气温低,农业生产受气候影响,品种单一,产量少,居所缺乏保暖条件,农户难得温饱,处于一种原始的贫困状态。据1993年底统计,有80%的彝族群众仍处于极度贫困之中。他们吃的是一日两餐洋芋(马铃薯)、荞麦;穿的是一件“察尔瓦”(一种用生羊毛编织的无袖披衣),白天当衣,晚上是被;住的是人畜混居的一间破土房,无床、无被、无窗、无灶、无厕所,一口火塘(往往是用三块石头架个锅)用于做饭、照明和人畜共同取暖;行的是遍地猪屎、牛粪、泥浆的院落和泥泞不堪的村间及入户道路。

1996年11月24日,中国扶贫基金会第二任会长杨汝岱同志在四川省西昌市听取了项目部关于凉山彝族安居工程问题的汇报后谈了几点意见。其谈话的核心要点是:(1)改变彝族群众几千年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生活习惯和原始生活方式是一项艰巨的工作;(2)安居工程的样板房要加以科学规划设计,使之具有经济、实用、保暖、卫生的特点;(3)在凉山地区每个乡都应搞几户样板房,使彝族群众感到生活环境的改变是经济发展的基本保障;(4)认真考虑依靠社会力量筹措扶贫资金的方式。

在杨汝岱会长的倡导下,在四川省人民政府、四川省扶贫基金会和凉山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中国扶贫基金会从1997年开始在凉山彝族自治州实施“大凉山彝族住房改造工程”。项目区覆盖美姑、喜德、布托、普格、西昌等5县(市)的35个村,帮助6253户26451人改善了居住条件。

通过对彝族群众住、行条件的改善,帮助他们树立脱贫致富的信心,促进他们改变观念,发展生产,用劳动的双手来解决自己的衣、食、住、行问题。凡实施过住房改造的村庄,村容村貌、道路绿化、住房条件、生产经营和人的精神风貌等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二)项目的内容

主要是资助大凉山的彝族贫困农户改变人畜混居的状况,依照经济、实用、保暖、卫生的原则,改善其住房条件,实现人畜分开居住。平均每户资助2000元,用于购买砖瓦、保温设施等材料,贫困农户自己投入劳动,其余不足部分由当地有关机构和农户自筹。

项目的具体实施内容为:建畜圈,做到人畜分居;建厕所,做到大小便入坑;修缮房屋,将草顶、木板瓦换成小青瓦房顶;建厨房,便于烧水做饭;房屋墙壁开窗户,利于室内采光通风;建水泥院坝,清除院落垃圾粪便;修一条入户小路,方便出入;各户开辟个小菜园,发展庭院经济等。要求项目村进行综合治理:村庄内要修一条水泥或砂石主道路和通往各户的支路;道路两侧和房前屋后要进行绿化,栽植经济林木或用材林;开展评比“精神文明户”活动等。

(三)项目实施地点及受援户的选择

1.项目村情况

确定实施住房改造的项目村均为项目县中基础条件最差的。以第三期工程为例,9个项目村在普格、喜德、西昌三个县(市)中都是比较贫困的村,尤其是喜德县和普格县的6个村在全县中是最贫困的村之一。突出特点有以下几个。

海拔高,自然条件较差。9个村平均海拔1951米,在海拔2000米以上的村有4个,最低的1640米。

耕地面积少。9个村共有耕地10963亩,其中坡地7336亩,占66.9%。人均耕地1.06亩,其中坡地占0.6亩。

人均粮食占有量低。据统计,9个村1999年共产原粮5317000公斤,人均514.6公斤。

人均收入低。1999年9个村总产值869万元,人均841元,低于四川省人均900元的温饱水平。

文化程度低。9个村中只有1人考上大学,还因家中经济困难没法就学;有中学生608人,占5.9%;有小学生2618人,占25.3%;有文盲4290人,占41.5%。

2.受援户状况

1999年之前,中国扶贫基金会尚未制定《贫困农户自立工程项目管理办法》,因此受援户的选择确定由乡村干部集体决定。据县扶贫办统计,受援户中有贫困户833户,占55%。而根据州政府的要求,彝族住房改造工程要逐村逐户连片治理,安排的受援户中有一些非贫困户也是允许的。

从所抽查的56户受援户的情况看,1999年人均收入低于900元的有37户,占66%;人均粮食占有量低于400公斤的有14户,占25%。

(四)项目的资金来源

项目总的资金规模为2439.8万元。其中,中国扶贫基金会资助466.8万元(包括基金会拨付自有资金350万元和社会爱心人士捐款116.8万元);地方政府配套资金834万元;农户自筹资金1139万元。

(五)项目的组织实施

1.由地方政府扶贫部门组织实施

在实施住房改造项目的第一期和第二期工程时,中国扶贫基金会尚无成熟的项目管理办法和经验,基本上是把资金拨付给地方政府,由当地扶贫机构组织县乡政府工作人员协调落实项目。

从实施第三期项目起,中国扶贫基金会制定了项目管理办法,培训了项目操作人员,并与项目执行人员明确了工作职责。

制定《自立工程项目管理办法》,对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项目目标、操作要点、需达到的质量要求都做了详尽的描述。

培训了省、州、县项目执行人,对如何做好自立工程统一了思想认识,在项目操作上统一了方法步骤,在项目管理上明确了工作重点。

与项目执行人明确工作职责。项目实施时,中国扶贫基金会与省、州、县项目执行人层层签订责任书,明确项目执行人的岗位责任和项目建设要求达到的标准,把项目建设各项任务逐级落实到人。使每个人都把工作计划、工作标准制定到户。一户一户地动员,一户一户地帮助,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抓落实。虽然这些基层的项目执行人员都是兼职,但在其行政工作任务十分繁重的情况下,仍将项目管理工作完成得十分出色。

2.基金会负责项目检查、监测和验收

项目的检查、监测和验收,都要经过评分、座谈、审核、检查、评价等环节。

评分。检查验收评分的基本方法是,用随机抽查的方式确定被抽查的受援户,分别按各项验收指标给工程质量打分,再得出项目村的总分数和平均分;用项目乡所有抽查村的平均分得出项目乡的验收分数,再用项目乡的平均分得出项目县的验收分数。

座谈。每县召开一次有10户受援村民参加的座谈会,听取他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畅谈进行住房改造后的感受;听取县乡项目执行人的工作汇报,了解项目执行情况和可能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建议。

审核与检查。审核项目资金管理使用情况,检查项目建设物资采购与发放情况以及手续、票据是否齐全;检查完成投资情况,完成工程量及受益规模;检查档案管理是否规范。

评价。综上对工程质量及效果做出总体评价。

(六)项目的效益

四川凉山彝民住房改造项目给当地彝族同胞带来的变化可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

1.项目改变了彝民的生活条件和生活环境

经过改建的住房,将茅草、木板屋顶换为小青瓦,新铺水泥地面,开了窗户,使室内通光明亮;修建畜栏,做到人畜分住;新建了厕所;新建了厨房,安装了有瓷砖的灶台;门前铺砌了平整的水泥院坝。从根本上改变了千百年来彝民“住房屋内黑暗无光,门前一堆畜粪,院坝泥泞不堪,苍蝇扑面,臭气难闻,随地大小便”等不卫生、不文明的居住环境和生活陋习。随着住房的改造,政府还带领村民新建了水泥或碎石的进村道路和入户小路;种植了板栗、核桃、桑树等经济林木和速生杨树。西昌市大箐乡白庙村受援彝民吉木尔热说:“父母只生下我的身,我活了半辈子还和牛羊住在一起,扶贫基金会卡沙沙(谢谢),帮助我们修了新房子,共产党瓦几瓦(好得很)。”

2.项目推动了当地社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在大凉山,民主改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改造住房人畜分居也是社会进步的必然。

彝民住房改造项目实施,正值历史的车轮即将跨入21世纪,中国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在高速发展的年代。彝族群众迫切要求改变人畜混居的落后现状,改善生活环境,跟上时代前进的脚步。当地政府把中国扶贫基金会扶持的房改项目,作为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种机遇,充分调动群众生产积极性,使项目村经济和社会发展上了一个台阶。县政府加大了对项目村基础建设的投入,改善了道路、电力、饮水、通讯状况;以科技指导种植业、养殖业的发展,使农户家庭收入有了明显的增长;讲卫生,讲团结,争当文明户,已逐步成为一种时尚。项目村人心稳定了,农业生产发展了,家庭收入增加了。受益的群众说,房改项目使我们彝族向文明社会跨越了十年。

过去,昭觉县尔古乡苏布西村曾经流传着“有女不嫁苏布西,屋脏家穷有人欺”的俗语。房改工程带动了农业发展,村子逐渐富了起来。如今流传的俗语是:“好女要嫁苏布西,娃好家富睡有床。”群众看到了房改的好处,全州村村要求上项目,家家争当受援户,积极性非常高。只要给农户补助些水泥、沙子、白灰等,房子很快地改好了。人还是这些人,地还是这片地,但是房子变了,地变了,人也变了。省政府办公厅二处处长喻朝庆当年曾是凉山州下乡插队知青,后来又经常到州县基层,对凉山的情况非常了解。他在项目验收总结会上非常激动地说:“中国扶贫基金会在凉山实施项目后,变化真是翻天覆地呀!这是一场变革,是历史的前进。”西昌市大箐乡白庙村78岁的彝族老人吉木尔则,在村中是一位十分受人尊敬的长者。他说:“我是奴隶出身,给土司放羊,晚上就睡在羊圈里。1956年民主改革了,彝人在政治上翻身了,安逸了;中国扶贫基金会今天帮助我们搞住房改建,人畜分居,开窗户,修厕所,我们彝人更安逸了。”

3.项目改变了彝民的传统观念和精神面貌

随着房改项目的实施,各项目县开展了“五好家庭”“遵纪守法光荣户”“无毒光荣户”“双文明户”等项评比活动,使人们的精神风貌变了,陈规陋习改掉了,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风气逐渐形成。

普格县螺髻山镇一村曾是远近小有名气的“寡妇村”,因男人吸毒贩毒被抓、被判刑的户多,所有农活全部由妇女承担。自1993年到2000年的8年间,全村就有119人吸毒贩毒。涉毒人员的家庭非常贫困,住房破烂不堪,缺衣缺粮,生活景象凄凉。第三期工程在该村启动时,全村还有40人因吸毒在西昌市、成都市、重庆市等地流浪。项目实施中,县、镇项目执行人组织全村开展了“远离毒品勤致富,修房造屋建家园”的大会战。项目完成后,家家住上了宽敞明亮的瓦房。家人想方设法捎信给在外地流浪的亲人,告诉他们家中、村中的变化。这些流浪汉陆续返回家乡后,镇政府帮助他们戒毒,使他们开始走向新生,有两名吸毒者戒毒后还当了组长。吸毒者×××说:“因我吸毒妻子和我离了婚,孩子无钱上学,真是妻离子散。是共产党把我父亲从奴隶社会解救出来,今天是扶贫基金会把我从‘瘾君子’中解脱出来,走向新生。扶贫基金会是我的再生父母,是我的亲人,我今后一定好好干,不辜负北京亲人的希望。”

4.项目在彝族群众心目中树起了丰碑

彝族群众普遍认为,住房工程是“爱民工程”,是“幸福工程”。中国扶贫基金会项目组在项目村验收时,时时处处能够感受到广大彝族群众对基金会的真诚感激。每到一个村,全村群众扶老携幼到村口迎接,在道路两旁向你招手鼓掌,又是敬酒,又是杀鸡宰猪羊。验收组在项目县召开群众座谈会,原计划找10名群众参加,结果有的项目村几乎全村人都到场。群众热情高涨,七嘴八舌,争相发言,大谈住房改造的好处,大谈对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感激。喜德县光明镇沙洛村74岁的阿的甲成说:“开展扶贫工作十几年了,但搞得最好的是中国扶贫基金会的项目,找不到第二个了。”42岁的吉多达达说:“凉山民主改革40多年了,我们还住着破房子,现在扶贫基金会帮我们改造住房,真比爹娘还亲。”全国人大代表史友作说:“中国扶贫基金会为我们彝族群众办了一件大好事,明年召开全国人大会议时我要在大会上做专题发言,向全中国,向世界介绍中国扶贫基金会为我们彝族办的好事。”

图3-5 昔日大凉山民居

图3-6 昔日大凉山彝民生活

图3-7 彝民新居

四 贫困农户自立工程项目实施的意义及评价

中国扶贫基金会从1997年起探索实施贫困农户自立工程扶贫项目。主要采取扶贫到户和开发式扶贫的工作模式,项目以改善贫困农户的生产生活条件,增强贫困农户自力更生、自我发展的能力为目标。这与初创时期的中国扶贫基金会“泛扶贫”的非专业化的工作模式相比,不论是在理念上还是在操作模式上,都向专业化扶贫迈进了一大步。

(一)基金会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扶贫项目

(1)项目有着明确的目标受益群体。三个自立工程子项目中,西北饮水项目受益目标群体是西北有土没水的极度干旱地区人畜饮水严重匮乏的贫困群众;西南造地项目的受益目标群体是贵州有水没土的喀斯特山区缺少基本农田的贫困群众;四川大凉山的房改项目目标受益群体是人虽然走进社会主义但因贫困和文化的制约其生活生产方式还处于原始状态的彝族同胞。

(2)实现了为特定项目的筹资。项目拨付的资金虽然主要来源还是基金会早年筹集资金的积淀,但已经有了向特定目标人士募捐的意识和行动,而且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凉山住房改造项目款中就有向广东民营企业家缪寿良等人定向募集的捐款。

(3)初步介入了项目的管理监督。虽然项目的实施管理主体是中国扶贫基金会委托的地方政府扶贫部门和县乡村干部以及与中国扶贫基金会合作的地方扶贫基金会,但中国扶贫基金会已经有了对项目进行检查、监督及验收的设计安排。特别是项目实施的中期以后,基金会制定了《贫困农户自立工程管理办法》,对项目实施的目标、操作要点、质量要求,项目检查、验收的内容和方式都做出了详尽的规定。目前能够从项目档案中查找到自立工程项目的检查报告和验收报告,也说明了基金会在项目管理中的进步和项目人员专业化能力的提升。

(二)项目的不足

(1)项目不是基金会基于对社会需求的深入调研而独立设计的,基本上还是属于所在省的形象工程的一部分。

(2)尚没有形成“产品”的概念,不可能以项目面向社会广泛筹资,而以基金会的本金支持项目只能是一时的办法,因此难以支持项目的持续发展。

(3)缺乏标准化的项目操作流程设计及全过程的项目管理,因此项目实施的进度和质量如何,往往取决于地方干部的热情以及对项目标准的理解和责任心,而难以由扶贫基金会控制与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