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荟萃

主流媒体和非主流媒体共同承担着一定的社会责任。衡量一个媒体是否承担了社会责任可以从“是否坚持正确的导向”和“是否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两点进行判断。正确的导向包括其所把握的思想、社会、舆论的走势能确实反映舆论，代表民心所向。

——童兵（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美中传媒交流研究中心理事）

传播产生正效果才是有效的，产生零效果是空炮弹，产生负效果那就是有害的传播。因此，加强舆论引导的针对性，改变传播话语体系，提高国际传播效果和影响力非常重要。对外传播一是要淡化一个“宣”字，减少宣传色彩；二是要突出一个“外”字，做到有的放矢。

——邹建华（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参赞，驻日内瓦代表团前参赞）

我们对西方媒体涉华报道的态度本身就存在一种偏见，我们不太能理解西方媒体总是倾向于负面报道。在西方，媒体和政府的主要任务是不一样的，政府倾向于稳定社会，媒体倾向于发现问题。

我们应该理性看待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虽然不排除美国个别媒体从业人员对中国存在偏见和敌对思想，但是在美国，媒体以揭露问题、暴露问题为职责，这点与许多中国新闻媒体和媒体从业人员所持的报道观念是有很大差别的。

>——洪浚浩（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传播学系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马萨诸塞大学传播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数据驱动新闻（DDJ）是用来分析和过滤海量新闻数据的工具，它通过对数据进行整合，进而挖掘新闻。传媒是科学、技术和艺术的集合，做数据驱动新闻不仅要学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更要具备数据挖掘的技术和可视化的艺术。

新闻团体应该包括研究组、设计组和发布组。研究组应具备数据搜索、数据挖掘和数据统计分析能力，设计组应具备文字编写和分析能力，发布组应具备在网络平台、传统平台发布信息的能力。具有这些能力的新闻人才能算合格的新闻人。

——祝建华（长江学者，香港城市大学英文与传播系教授）

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数字媒体的可移植性和流动性越来越大，并具有可访问性和普遍性，随着使用数字媒体的人越来越多，它变得无所不在。数字媒体的使用，还提高了传受双方的交互性，使传播变得更有力量。从原来的一对一传播，到一对多，再到后来的多对多，正是互联网和数字媒体的出现，才使得这种传播成为可能，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沟通方式。数字媒体的容量变得无限大，传播渠道大大增加，记忆的速度和强度也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提升。国与国之间的传播变得更加方便，在互联网中，国界的敏感度逐渐降低，人们的沟通越来越畅通无阻。

——陈韬文（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从印刷媒介到电子媒介，再到网上世界中的个人浏览及媒体平台汇流，媒体的方式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现在的阶段是利用社交媒体进行网络的全方位扩展，将尽量多的人联结在一起。所以有人说整个互联网其实是一个巨型的社交媒体，也有人说社交媒体是互联网的延伸。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互相补充，各司其职。在消息发放的时序上，可以是传统媒体先行，通过社交媒体进行扩散。也可能是消息先由社交媒体传出来，再由传统媒体确认，令受众相信放心。两者合作互补，成为当今的新趋势。

——苏钥机（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网络2.0时代的新媒体以使用者为传播中心，传播的主角是“你和我”，传播的门槛大大降低，传播的方式呈现多样化特征，由一对多演变为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参与性的交换式传播新范式已经出现，这种新范式将传播变为交流。特别是自媒体和社交媒体，它们使传播回归本真，把传播变为沟通。

大众传播正渐渐地蜕变为社交媒体，而新的传播范式将是以社交媒体为平台，发布使用者自创内容。社交媒体是口口相传式的传播，是熟人之间的窃窃私语，传播效果是裂变式的，能够一石激起千层浪。

——魏然（长江学者，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教授，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终身教授，国际中华传播学会会长）

新媒体模式的四个特点：其一，政府鼓励发展，少介入管制。不过由于国情的不同，各国管制的力度也有所差别。其二，市场决定，即让新媒体遵循市场规律，优胜劣汰。其三，大多不需要申请特许执照。其四，有特定主管机关，比如美国的FCC、中国的广电总局等。

——刘幼琍（台湾政治大学广播电视学系教授，台湾留美传播学者）

微博这种自媒体出现以后，对传统媒体的冲击不仅是一种技术的冲击、平台的更换，也是一种影响力的争夺，这种影响力最后都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包括政治的形式出现，会带来各种后果，当然也包括政治的后果。

——胡锡进（《环球时报》总编辑，高级记者）

新媒体环境下传统媒体的应对包括：（1）内容的不可取代性——不管是新媒体还是传统媒体，最重要的是坚持“内容为王”的理念，最好的新闻是用最少的文字传达出最多的信息量；（2）品牌影响力的拓展——打造媒体的品牌十分重要；（3）报网融合——既要办传统意义上的纸质报纸，也要办相应的电子报纸，报网的内容呈现不仅要合理分工，而且要相互联系和影响。

——陈保平（《新民晚报》总编辑，上海市记协副主席）

“慢”对报纸来说可以是一种损失、损伤，也可以是一种解脱、“甩包袱”。因为大量的新闻是很简单、很浅的，对读者来说没有价值，不如“甩包袱”给新媒体来做。报纸大可集中资源，利用时间优势做有智慧含量的新闻解读，“做刻板的‘新闻’概念之外的报道”。

——徐炯（《文汇报》总编辑）

当前民生新闻存在的四个问题是低俗化、琐碎化、娱乐化和同质化。而民生新闻的角色和价值在于：民生新闻是贯彻落实党和政府执政理念的“践行者”，缓解转型期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平衡器”，促进地方新闻壮大发展的“助推器”，推动中国电视新一轮新闻改革的“先行者”。新时代的传媒人应多关注百姓民生，讲述百姓民生，报道百姓民生。

——胡智锋（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文科科研处长，《现代传播》主编）

微博时代突发公共事件有六大处置原则，分别是快速、公开、亲民、问责、慎小和沟通。而“善治”的问责原则关键要把握及时适当、快速反应两个要点。在微博舆论环境下，当问责成为一种常态时，作为政府和管理者，也应该把问责当做“善治”的一种重要方法。

——谢海光（上海市网宣办副主任，《文汇报》党委副书记，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一个人的理性是坚定的，如同坚定的岛屿。人需要固守这个岛屿，不用怀疑生活的海洋如何晃动。而传统媒体需要坚守三座“岛屿”：准确与快捷，理性与平衡，价值与推动。

——郎永淳（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新闻30分》主持人）

互联网颠覆传统，推动博弈，传统官方传播不再是唯一和主要的渠道。传播渠道的改变带来了话语权的转移，大众的声讨谴责渐成主流，多元价值体系初步形成。由此，出现了中国特有的现象——网络舆情暴热。

现在网络民意已开始逐步影响国家决策。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是通过表达、博弈达到平衡。如今，各地都在建立官员和网民的对话机制，相当于另一种形式的政治协商，网民问政和参政将使政府工作更加透明。

——胡彬（天涯社区、海南在线总编辑，海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