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论坛

首届“新媒体与社会发展”全球论坛暨中美新媒体与社会发展双边论坛：新媒体改变什么

主办单位：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新媒体与社会研究中心

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所谢耘耕工作室

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

美国杜克大学中国研究中心

时间：2012年7月25日

地点：上海交通大学陈瑞球楼

论坛主席：谢耘耕（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副院长，远东书院院长，教授）

主持人：蒋宏（上海交通大学文科建设处处长）

论坛嘉宾：（排名不分先后）

洪浚浩（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传播学系教授）

苏钥机（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刘幼琍（台湾政治大学广播电视学系教授）

郑贞铭（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新闻研究所教授）

钟瑛（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

沈阳（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

彭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杜登斌（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副秘书长）

蒋宏：我们的圆桌会议马上就要开始！有请洪浚浩老师、杜登斌老师、彭兰老师、苏钥机老师、刘幼琍老师、郑贞铭老师、钟瑛老师、沈阳老师。（掌声）请各位同学再一次向在座的老师、专家表示谢意！（掌声）

我们这场圆桌会议讨论的题目是“新媒体改变什么”，刚才我已经听到了一些专家提出的新媒体产生之后对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新媒体在改变着什么。下面我想请每一位专家非常简短地回答两个问题——你认为新媒体现在正在改变我们社会的什么，以及可能未来会改变什么？前一个问题是讲已经改变、正在改变的，后一个问题是回答未来可能会改变的。请每位专家都说一下。

听了他们演讲之后，在座的各位同学可以就上述问题和专家的回答畅所欲言，可以补充，可以质疑。下面请从洪老师开始。

洪俊浩：用一句话或者两句话概括肯定是有片面性的，但不管有多少负面性，我还是尝试归纳。第一个改变是一种规律结构的改变——人文技术与传播信息的发展现状。在Web2.0社会最直接、最有影响的变化是新媒体（互联网）在改变着我们接收信息、传播信息的方式。

从宏观角度讲，第二个就是新媒体，像互联网这样的新媒体可能五年以后都不叫互联网了，五年后可能我们都不使用互联网了，但是总会有一种更新的媒体。这样的媒体从理论上讲，它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社会的组成结构和人的思维与行为方式，从而改变着我们这个世界。这是我讲的两点，一个从微观的，一个从宏观的。谢谢！

蒋宏：好，谢谢！彭兰老师。

彭兰：这个问题真的很难回答，我觉得只用一两句话很难把我对互联网的一些观察心得说得很到位。在此之前，我在微博上看到一句话很有同感，大家都知道麦克卢汉说的那句话——“媒介是人的延伸”。但是，今天有人说，“我们每一个人已经变成了媒介的一个延伸，是媒介的一个终端”。我想这个可能是人和媒介的关系发生的一个变化。尤其以后，如果互联网技术进一步发展的话，这种终端技术继续发展之后，我想可能我们随时随地就变成信息的终端了，这是可能改变的一个方面。

提及另外一个方面，我记得有一次，祝建华老师在会议上说了一句话——可能有些人不太认同，他说他们做了个研究，得到的结论是互联网看上去什么都没有改变。这个听上去好像有点极端，好像有点不可思议。我是怎么去理解他这个观点的呢？其实我在一些书和文章里面也提到过，虽然互联网看上去改变了很多东西，但是我们社会运行的法则和公式其实是没有发生本质变化的。尽管公式本身没有变化，但是为什么看上去会有很多不一样的结果，为什么网络舆论会造成这么大的影响？我想可能是因为这个公式里面某一些变量的值在互联网以及新媒体技术的影响之下发生了一些比较显著的改变，这样最后运行的结果看上去是发生了比较大的差异的；但是运行法则本身、公式本身其实是没有发生变化，我想这可能是变与不变的两个不同的方面吧。谢谢！

蒋宏：刘幼琍老师。

刘幼琍：好，大家好！我想我对于这个新媒体的定义可能会跟大家不太一样，下午我会跟大家多做一些分享，如果现在大家在谈互联网的话，我想说新媒体包括iPhone, iPad这一类的，它包括不同的平台。如果是说我们从整个互联网的角度来看的话，当然我们也看到有很多其他的像Social Media（社交媒体）, Social Network等，好像在这边是微博，在台湾我们用的多的是Facebook（脸谱网）。但我要用一个英文字来讲它扮演的角色跟它的影响，就是Prosumer, Producer加上Consumer变成的一个单词叫做Prosumer。

因为现在的民众只要能够上网，就可以自己写内容然后发出去，就像一个制造者Producer。除了“揭弊”以外，除了发表意见以外，很多人到餐厅就一直拿着手机照相，有时它可以打卡，也可以按“赞”——表示说我觉得这家餐厅还不错——这就是Consumer这一块。如果你把意见和经验放在网站上的话，跟大家分享，你就可以享受打折。所以就是说，它有不同层面的：有政治的，有消费的。我就简单讲这一个Prosumer所带来的影响，下午再多跟大家分享一点。谢谢！

蒋宏：钟瑛老师。

钟瑛：虽然我们每天都在谈新媒体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改变，但是突然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感觉有点茫然，我想了半天，想到一个我最有感触的改变，就是在新媒体时代，知识更新越来越快了。可能在传统的教育时代，每个老师经过几十年的训练以后可以跟学生说，我的导师就是这样跟我说的：“我是一桶水，你是一碗水。”我给一个学生舀一碗水，我那里总也舀不完。但是到了新媒体时代，它就不一样了。因为信息的渠道、知识的渠道越来越多了，每一个学生获取知识的方式都不一样了，老师最多只是一个知识引导者的作用。不管是哪一个人在这个时代里面，如果不进行知识更新的话，他就会很快成为一个落后的人。所以这是一个很繁忙、很累的时代，这是我深有感触的一种改变。

还有一种就是我很担忧的改变，就是谈到新媒体发展的时候，新媒体往哪里发展？我老说它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发展的概念，但是它的终点在哪里呢？我现在看到的最恐怖的一篇文章说，以后人和技术能够在一起形成一个很奇怪的“人”，这种技术会给我们带来什么？这是一种毁灭还是一种更大的创新呢？所以我非常担忧。

蒋宏：苏钥机老师。

苏钥机：好，大家好！我很快地讲两个关键词，第一个是“界限”，第二个是“差异”。“界限”是什么意思呢？在60年代、70年代，电视打破了很多界限。今天互联网代表另外一种革命，技术的革命，比电视带来的影响更大，它打破了一些界限，也重构了一些界限，我觉得应该去思考这个界限的重构与打破的观念。

第二个观点是“差异”，我觉得互联网这种新媒体对大家有不同的影响，对个人，对群体，对社会都有不同的影响，对不同年龄的人的影响都不同，对相同年龄的人也有很多不同的影响。我与我同龄的人使用新媒体的行为都不一样，但是这个异同在哪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思考方向，我就先讲到这里。谢谢！

蒋宏：有请郑老师。

郑贞铭：这个主题放得非常广，但是我简单谈两点。第一个我认为就是对文化的影响。今天因为新媒体出现之后，整个人类的文化发展变成是以大众文化为主流的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基本上是一种渗透性的文化，是一种简化的文化，是没有思考、没有太多深度的文化，所以使得很多人说“我们的资讯有一公里长了，知识只有一英寸”。我们越来越没有深度，社会越来越缺乏思考，这是我个人很忧心的一个问题。

我认为第二个影响是对下一代青年的影响。如果有人问我明天的社会将会怎样，我认为只要看今天的社会青年的价值观，他们的价值观就是明天社会的一个主流文化。今天的青年确实往许多好的方面发展，可是有没有负面的发展？与过去的情况比起来，我们的青年表现得如何？至少对于我——一个从事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教育工作者来说，我们觉得青年人在这一方面有很多的变化，这种变化不全然是好的，有很多让我们忧心的部分。所以这个问题牵扯的面很广，文化问题和青年问题是我自己比较关心的。

蒋宏：谢谢！有请沈阳老师。

沈阳：新媒体在改变着人心，人心变，则社会变。新媒体的崛起加速了我们的情感和共振，加剧了“我们在一起”的这种共同的“羡慕嫉妒恨”。我们可以看到，当你面对这种“郭美美炫富”“官员隐瞒信息”“城管打人”的信息之后，其实只要有一个正常的、普通的常识，那么你会迸发出相似的这种情感。

另外，新媒体正在改变着男人和女人，男人和女人的“约会方式”也在变化，男人跟男人间“约架”的方式也在变化。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良性的围观改变中国，理性的微博改变了一切，主流的网络民意正在倒逼着公权的改良。

蒋宏：好，杜老师。

杜登斌：沈阳教授刚才也讲到人心，讲到政府的执政能力，所以我想新媒体对政府官员获取信息的方式和渠道产生了一些改变，从而推进了政府的执政理念和执政的方式的改变，推动了中国的网络问政，下一步有可能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谢谢！

蒋宏：刚才八位专家用简短的话语，把他们所看到的、所理解的新媒体或者说以网络媒体为主的新媒体将会产生的一些发展、正在发生的事情，谈了一些自己的观点。我想大家都在思考，有的是从社会生活层面来考虑的；有的是从人际交往角度来考虑的；有的是从未来青年人的行为走向、知识获取，它如何来改造自己的价值观以及文化等方面来考虑的；有的是从社会政治层面来考虑的，包括网络如何刺激集体行动，网络的行动、网络的主张如何对我们的公权力产生一些影响。当然也包括最后谈到的网络也许能够改变我们领导干部的学习方式、发布信息的方式以及互联网出现任何事情之后，它会产生怎样的需求表达，方方面面都谈到了。

我想在座的各位思想开放的同学们，肯定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这边先有一个提问，就是互联网发展到今天，特别是世博会以后，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语言会不会消失？我们现在拼写文字已经很难了，有时候都忘了怎么写，就是打叉叉，甚至连笔画都不知道怎么写，从哪里开始写。如果用互联网的方法，就是用键盘的方式、触摸的方式的话，未来计算机的方式会影响到这一块——当然我们有时还是要用手写的方式来做的。

但还有一个大的问题，就是语音没有了。以前的人、古代的人还会摇头晃脑来唱诗，来吟诵，现在基本上没有朗诵，现在都是速读了，是“读”了，但是“速”了，不是“吟”了而是“阅”了，不会摇头晃脑地读书了——当然也可能现在社会不允许。未来我们中国文化的东西还会不会有？最终会怎么改变？因为中国的方块字消失之后，我们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就会改变，对联想的文字表达还会不会有中国式的幽默，等等。那么，下面我想请同学们有问题就提出来，和我们的学者进行讨论。开始！

学生：我觉得刚才台上几位嘉宾都讲得都非常有道理，我想要从两点来讲。我个人的感觉，第一点是时间的变化。因为在互联网发展早期可以用一个英文单词Global来描述，也就是它把全世界的信息都传递到一块，包括我们老师讲到的文化的交流，包括我们各种各样意识形态的冲击，包括刚才最后主持人讲到的所谓文字的可能消融或者是可能的变化，那么这些是在早期出现的，但在今天不会再出现了。今天进入到了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叫做Individual。随着移动互联网的产生，随着个人的通讯手段和互联网应用的出现，也和刚才几位嘉宾说的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每个个体成为了网络的末梢，而且网络今后的发展是围绕着个体而产生的、去增值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一个个体的需求、个体的未来对网络能力的变化和他自身的要求与网络的未来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网络提供了一个平台。我想这是第一个在时间上的变化，它实际上改变了我们所有的生活的方式和情感方式。

第二个是空间的变化。我觉得空间的变化主要是改变了一个社会的结构，另外我们可以看到，个体和群体、社群和社会在互联网产生之后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原有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和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关系，包括信息传递的关系、权利输送的关系、个人行为的关系都发生了改变。我们知道有一本书叫《世界是平的》，为什么是平的？因为信息的复制发生了改变，从而使得人们的权力结构发生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关系和行为规则也在发生变化，由此必然导致社会规则根本性的改变。所以，我觉得我们现有的法律体系，包括经济体系、社会运行体系是基于什么呢？是基于在有限资源的情况下，对于空间的合理运用。网络恰恰给了我们一个最大的空间，这个空间使得我们每一个人在作为消费者的同时，作为生产者；在作为信息接收者的同时，作为传播者。从传统的经济规则和社会运行规则上来讲，网络使得每一个信息的传递，会出现新的规章制度，所以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

学生：老师您好！我是来自西北大学的一名学生。刚才彭兰老师提到一个全新的观点，就是互联网其实什么都没有改变，因为社会的运行结构没有改变。但就事实而言，我想就这个问题提一点质疑。我有同学毕业之后参加工作，主要是在微博上开展房地产广告之类的线上营销。我认为，社会的运行模式包括生产方式这一系列，这样一种全新的线上营销会不会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这是不是一种新的改变？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在你们的演讲中提到了几个技术方面的词，包括RSS这一类的，我们平时没有特别关注，而像客户终端这些也是需要去关注的一个全新概念。我想问老师，比如说造纸术的发明产生了报纸，报纸这种传统媒体在现今受到了很多挑战，也许可能以后会消亡，但我觉得造纸术并不会消亡，它还能应用于很多方面。对于广播电台的技术，也许广播电台不那么受重视，但是它的技术也还是会继续，包括新媒体也会产生新的技术，这些技术问题我想请你们再多说一点。谢谢！

蒋宏：好，谢谢这位同学！看哪位老师来点评一下。

彭兰：第一个问题是针对我刚才说的话，我说的运行法则可能是更深层次的运行法则。的确线上营销，或者说今天特别火的一个词Social Media，在外表看都跟过去广告的营销模式是一样的，但是广告营销最重要的是要研究人的心理，打动人心才能把东西卖出去，而人的心理没有随互联网而发生变化。更准确的回答应该是新媒体学家研究发现的，但是我个人的感受就是互联网从本质上并没有改变我们人的心理，反而我们看到过去有一些人说在互联网上是不存在从众心理的，很多时候互联网会把我们心理本质的状态改变。实际上有很多的案例说明互联网上不再有从众心理，但可能有的时候它显示的从众心理比在线下的时候更加明显。其实我想不管是在线上还是线下——可能是我个人比较喜欢去关注一些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以及对我们研究的启发，比如说心理学里面的费斯廷格的“认知不协调理论”，我发现很多东西都可以在他的理论里面找到答案。但是营销可能未必是他的一个理论就可以作为依据——我说的意思就是可能我们本质上要去打动人，不管是卖东西还是在社会实际等另外层面上，都是和我们人的本性有关系的。但如果人的本性没有因互联网而改变的话，其实那些本质的规律在很大程度上是难以出现，难以起到作用的，这是我所理解的互联网没有导致社会发生本质变化的含义。这可能只是一个角度，我们也不能够忽视那些已经发生的外在的变化，外在的变化的确很多，有的也是很深层次的。这是针对你的第一个问题我的一个回答，不知道你觉得是不是能够解释你的困惑。

关于技术上的问题，可能有一些同学知道我的出身，我是学工科的，学计算机的，所以在我们的课程里面技术观念比重大，其实咱们在座的沈阳老师一直比我更“工”，他一直在这个领域里面。那我们今天学新闻传播的人是不是可以完全忽略技术的细节？在今天技术领域对我们产生了如此重要的影响的情况下，虽然你可以不用去了解技术的一些最根本的、最本质的东西，但是技术的影响仍是需要关注的。你可以不知道造纸，但是你应该知道纸造出来之后对我们人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对我们传播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你可以不知道RSS的技术的原理是什么，但RSS以及大家现在使用最多的DD下载，它们的影响是什么，我想这个是需要我们去思考的。虽然你可以不去做一个技术人员，但是保持对技术发展线索的了解，并且在我们这个学科的视角下去研究这些技术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还是有必要的。我们可以不用做技术开发者，但至少我们要做一个应用者。我想其他老师还会进一步补充这个问题。

蒋宏：好，刘老师做一个回应。

刘幼琍：彭兰老师讲的是RSS那种非常基础的关于互联网方面的一种应用，但是我对于新媒体的定义绝对不只有互联网。我举个例子，下午我还要提到，比方说大家都听过在上海我们有IPTV，大家手机上的不同的平台，比如APP，或者OTT、联网电视等，我觉得它都是一些新的媒体平台。那我就先补充这一点。

蒋宏：好，洪老师。

洪浚浩：我就谈一点对变与不变的、改变与没有改变的看法。刚刚彭兰老师截取了祝建华老师的一个观点，也进一步解释了。那新媒体到底是不是改变了我们这个世界，是不是在改变我们？这要看从什么角度讲，衡量的标准是什么。每个学者用的衡量标准是不一样的，他得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如果从是否改变了我们这个社会的法则的角度来说，那我可以说任何媒体都没有改变这个社会的法则；但是如果是从某个角度讲，那又是另外的结论。我前面讲到一个观点，就是新媒体实际上改变了两个东西，一个是人类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另一个是社会的组织结构：不管哪一种改变都在这两个范畴当中。

关于变与不变的问题，我们看互联网这样一个新媒体，在阿拉伯世界改变了什么，在美国改变了什么，在中国改变了什么。首先从阿拉伯世界说起，前段时间的阿拉伯革命、“茉莉花革命”，它之所以产生的根本原因有三个：第一个原因是社会动荡，社会动荡主要是经济搞得一团糟，民不聊生；第二个是新媒体的作用，媒体在埃及这些国家是受到相当大的控制的，但是新媒体冲破了这些控制，外面的信息一下子冲破了这个堤坝——就像之前有一位人民网的老师所讲，“决堤了，这个洪水就要冲过来了”；第三个因素是领导者处理危机不当。所以新媒体在这个里面的作用，它本身不是一个革命的主要力量，它只是一个催化剂、一个促进力量，它要有其他条件共同作用的时候，才能产生这种原子弹爆炸的力量。

前段时间美国有一个媒体采访我，他说，中国使用微博的人这么多，也有这么多的社会危机，阿拉伯国家革命会不会在中国发生？我说不会，不会在中国发生。为什么呢？“茉莉花革命”在中国不会发生，因为发生要具备三个条件才行，它最前面的那个条件就是民不聊生，想推翻这个政权，在中国现在是不存在的。虽然我们打开微博，看上去有很多负面的东西，这是我们官方的媒体没有通过它的渠道把那些东西都报道出来，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包括“温州的高铁事件”等，全部是微博先捅出来。一开始我们领导人还要出来说他们荒唐，猜测的荒唐。那你不说，人家只能猜，到最后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对的，都猜对了，所以这是我们自己有问题。但是我们后边及时地处理了，所以第三条也不存在，就是没有处理好的问题我们现在也不存在，我们只是使用的人多而已。所以，我说“茉莉花革命”、阿拉伯革命在中国不会出现。

那么在美国呢，我有一个数据，美国人用Twitter（推特网）和Face book（脸谱网）的第一个功能就是转发美国主流媒体报道的突发事件，而不是公众自己去报主流媒体没有报道的突发事件，也就是讲它的主流媒体已经在报道那些东西了，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已经在报道这些东西了。但是美国现在是有很多人不看电视、不读报的，所以一些看过报道的人就把这些东西放到Twitter上面。恰恰相反，中国的微博上报道量最多的是很多官方不报道的东西，这是一个最大的差别。所以你说变还是没有变，看你是从哪个角度讲，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对于“新媒体是不是改变了我们这个社会的问题”我们不一定能取得一个统一的认识，但是它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社会，在哪些方面改变了我们，这些改变能够起到什么作用，我们只能去具体探讨这些问题，而不一定大家就能得到一个“变”还是“不变”的标准答案，这个也没有什么意义，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我就补充这一点。

蒋宏：好，非常好！老师有什么观点不一样的地方，或者还有什么需要探讨的地方也可以的。

钟瑛：我2009年到密苏里学院去学习的时候，就特别想知道别人是怎么研究网络舆论的。我到图书馆去查了三天，没查到一篇像样的文章出来，是因为他们表达舆论的渠道非常多，而我们就只是集中在网上去表达。跟我们一批出国的一个学计算机的老师就问一个美国的学生：“你们的网络没有控制，那你们看到在网络上对你们政府、对你们领导人那种负面的信息的时候，怎么办呢？”那个学生想都不想就回答说：“那他说我不好，我就不看嘛。”很简单就这样回答了，脱口而出。当时我看了一些统计，我们是在全世界国家的网络上负面信息最多的，这还是有一些值得我们思考的东西——我呼应一下洪老师。

沈阳：谈一下我的了解，我个人觉得互联网在某种程度上放大了人的灰暗性。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你到网站上点到第二层就到处都是那种飘来飘去的情色图片，传统媒体上不太可能放网站上这些东西。另外一方面，包括我接触的一个朋友，他是一个兽医，最近他转行做互联网研究，他就发现在匿名的状态下人同野兽非常像，网络在某种程度上放大了人的这种兽欲沸腾的状态。

但是，我们还要考虑是不是报道这些负面信息就一定会导致这种负面的情绪？实际上我今天也发了一个微博，就是谈“正能量”。因为最近这个话题很火。在北京水灾事件当中，我觉得好人好事是正能量；但是另外一方面，敢于思辨、勇于求索也是一种正能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网络既有对负面的放大，也有对正能量的放大。

现在我们这个网络所包含的技术内容可能会越来越多。可能原来有很多偏文科的判断，但现在可能会更注重数据，更注重计算机方面的东西。所以我想“大数据”应该是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这是我的一个简单体会。

蒋宏：好。

杜登斌：我也谈一点体会，因为我是负责网络监控这一块，所以我也联系我的工作来谈论。实际上“互联网到底有多大改变”，我是赞同洪老师刚才的观点。从我们监管的现状来看，确实是要去改变或者需要去改变，才有可能改变，如果不是这样，还不一定能改变得更到位。比如说政府网络执政这一块，随着互联网的介入，政府获得了很多信息、很多方法，可以改变他们的思维方式，但是它不改变执政的方式。

蒋宏：很高兴听到老师们关于“变与不变”的很多说法，我想很多专家都是出于这样一种想法，就是变的东西、不变的东西一定在于我们内心、我们的责任、我们的善良以及我们自身的价值的判断，这个可能是不会变的，即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这些也是不变的。那变的是什么？变的是整个社会的生活，节奏也会变，结构也会变，但是我们崇尚的东西是不变的东西。刚才郑老师也一直在讲，说我们的青年是不是越来越没有自己的思想了？在互联网快餐文化之下、微博时代的影响之下，我们的媒体是不是改变了我们的行为思想方式？是不是阅读方式改变了，对一些事物的看法改变了？是不是互联网的很多东西影响了我们的判断力？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来看，到底是“浅阅读”还是“深阅读”？同学们也可以来反驳，就是我们承不承认我们现在的社会是“浅阅读”，我们怎么样来看待我们互联网的信息呢？

学生：各位老师，各位专家好，我是来自新疆大学的。我认为充分利用新媒体进行传播无疑能够促进社会的发展，但是在新疆有很多地区的少数民族，他们都不懂汉语，也不懂英语；看不懂汉字，也看不懂英文；甚至有很多解放前出生的少数民族连自己本民族的语言、本民族的文字也不认得，他们接触外界信息的渠道只有收音机，甚至在新疆的一些地区，收音机是卖脱销的。在这样的媒介素养水平下，新媒体的冲击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可能是传媒、传播方式和内容的不平衡，这种获取信息的不平衡，很有可能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从这个角度出发，新媒体给管理者也好，给跨文化传播的研究者也好，带来的无疑是更多的难题和挑战。那么我想请教各位老师和专家，如何看待在不同的地域空间、不同的传媒生态下，新媒体带来的这种越来越大的数字鸿沟，以及面对新媒体的冲击，我们在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谢谢！

蒋宏：好，又向我们学者挑战了。在不发达的地区、不发达的环境之下如何来看待数字鸿沟的问题？好，刘老师。

刘幼琍：有关这个问题，我给你举个台湾的例子。台湾为了解决“数字鸿沟”的问题，制定了一个政策，就是所谓的普及服务的政策——宽频普及服务、宽带普及服务的政策。换句话说，就是政府订立目标，然后做到村村有宽频、部部有宽频，然后每一个村、每一个部落最少可以收到2M宽带的速度，这是关于政策的这个部分。

因为目前我们都在讲互联网扮演的角色，它的变与不变，它的影响怎么样。我可以简单地、很快地跟大家分享一下台湾的情况。台湾最少体验七八个24小时直播的新闻频道、卫星新闻频道，再加上无线电视台，他们在数字平台上面也有做新闻的频道，我们加在一起就可以达到将近十个这样的新闻频道。那再加上其他的媒体，刚才大家也用到全媒体这样的一个概念，不管是平面报纸，还是网络、电视等不同的平台，他们都很欢迎大家爆料，或者有什么意见给他们，他们就敢播，他们就敢报。所以几乎没有新闻是他们不能播出来的。但最近有一条新闻居然是在Youtube上先播出来的，就是所谓的《不能戳的秘密》。有一个叫做李惠仁的先生，他正好也是我的学生，他发现了感染了禽流感的鸡——存在疫情发生、病毒传播的情况，可是有关政府单位就很希望这个新闻不要曝光。有些主流媒体因为对专业的不确定，所以官方说没有，他们也不确定到底有没有这个疫情。所以李惠仁先生后来花了3000多个日子，他一个人完成了证据搜索，最后他就丢到了Youtube上，还有新头壳网站这两个平台上面播，后来所有的媒体、主流媒体就跟进了，把他塑造成了一个媒体英雄了。这个事情在台湾是比较少发生的，所以说我在这里听大家讲这种影响，我想任何一个新媒体、新传媒的出现，也会因为它的社会背景不一样，所以它所带来的影响和冲击是不一样的。当然在这里还有关于人肉搜索这一类的，我们台湾比较少一点，但是看这边这个例子之后，我发现台湾也有一些人肉搜索的例子，我就做这两点小小分享。谢谢！

蒋宏：沈阳老师。

沈阳：刚才那位同学是新疆大学的，因为我在新疆大学支教过，所以我就谈一些我对新疆的看法。首先，我觉得有两个新疆，一个是令大家非常羡慕变化的新疆，一个还是那种以前的观念，那种游牧或者说少数民族色彩的新疆，我觉得我们不是要建构一个，而是要建构两个新疆。

我曾经在南疆调研过。在南疆的农民家里面，我就问他，你们了解外面的事情一般是怎么了解的，然后他就告诉我一些信息，后来我发现他的很多信息不是那么准确，我就问他你相信吗，他说我信，是我家二舅子告诉我的。他这个“二舅子”实际上是一种人际传播，所以从这一角度来看，就是本身在新疆地区也好，边疆地区也好，我觉得首先相关部门要加大这种投入，那么这样下去，它的这个投入就跟内地不太一样，但是这些东西也必须去做。其次，就是在文化的交流和交融上还要做很多工作，比如新疆到内地很多地方去交流，也有内地到新疆去交流。再次，我觉得政府应该在评价机制上面做一些调整，据我了解，在80年代初期，当时少数民族的大学老师，他会首先用汉语学习一些文化，然后他再用少数民族的语言讲比如《三国演义》这样的故事。这样的话，各个民族之间的了解就比较通畅。但现在可能因为大学的评价机制，现在老师可能更多的是搞项目、写论文，现在这种交流——通过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与少数民族的普通民众的这种文化沟通可能很缺乏，所以在这个方面，我觉得还要加强。当然新媒体在草原、沙漠边缘应用的话，网络和卫星通信技术是重点。

洪浚浩：我回答刚才那位新疆大学的同学的问题。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新媒体对社会的影响取决于两个因素。其一，在不同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和不同的社会结构中起到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其二，在同样的社会当中，当社会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新媒体所起到的作用和影响力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关心互联网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但是五年以后政治改革会不会真的放到互联网上来？五年能见成效的话，那五年以后互联网对中国的影响又是不一样的。

第二个方面，关于数字鸿沟的问题。前段时间，我在韩国开过一次会，专门研讨高新技术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我认为，数字鸿沟这个问题不光是在第三世界才产生的，包括在美国这样的所谓第一世界、最发达的国家也有数字鸿沟的问题，数字鸿沟是相对的。社会上有一些人往前走，拥有更新的技术，拥有更多的信息来源，比其他人相对多了，就产生了数字鸿沟。对于这个数字鸿沟不要指望两个星期以后，或者两年以后社会就解决了，只要有新技术出现，数字鸿沟就永远存在，总会有的。按照P. Tichenor的理论，这个社会当中只有一小部分人拥有最先进技术，然后再慢慢推广，总会有这么一个阶段，所以我们不要把它当做一个不得了的大事情。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它，因为数字鸿沟是可能造成社会分裂的。

从实际上讲，包括美国也有这个问题，就是怎么样采取一些实际的措施，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它也只能采取一些相应的政治方面的措施。90年代，克林顿当政的时候就提出要建造Information Highway，这个大家都知道，就是有这个硬性规定。美国也有相对落后的东部地区、东西部地区，像美国人开玩笑，“你一定是从东西部来”，这是侮辱人的话。那么这个硬性规定是全美国都要通过信息高速公路，不光在宏观上规定，还要具体做到让所有的公众都接触，就是你在家里不能上网，至少在学校能上网。还有就是公共图书馆的建立，就是你在公共图书馆里面可以免费上网。我原来在上海住的那个地方，离上海图书馆比较近，对当地的人来说，上网越来越贵了，一小时好几块钱还是挺贵的，如果你每天赚30块钱，上网就上掉10块钱，这么算的话还是挺贵的。但是美国的图书馆是硬性规定的，上网是完全免费的，这种措施可以适当减缓数字鸿沟的产生，或者至少减缓它造成的这种差别。我就补充这一点。

蒋宏：好，郑老师。

郑贞铭：我想提醒两件事情给各位同学做一个参考，新的媒体，它的这种及时性、互动性对人性、尊严这些方面提供的贡献，我们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同时也都了解的。但就是因为新媒体有这些特性，有这么大的效果，我认为我们对新媒体使用者的道德、伦理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媒介素养教育应该是现代的每一个国民都应该接受的基础教育，要使他对新媒体的影响、负面的影响和可能的影响都彻底地了解，加强他使用媒体的道德感，这需要从根做起来，这是我第一个想提醒的。

第二个我想提醒的，就是当不断有新的媒体出现的时候，大家对这个新媒体有非常高的期待跟乐观，有传播学者提出一句话，认为是“天涯若比邻”，就是新媒体造成了我们“天涯若比邻”的情景。可是现在也有学者提出质疑，我们现在的世界，我们人际的关系真的是“天涯若比邻”，还是“比邻若天涯”呢？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重要问题。特别是对于今天在座的同学，你们是中国未来青年的传播领袖，那么我们做传播工作到底是为什么呢？我想读过基础传播学的都知道，传播的目的就是要促进人类的沟通、人类的思想，增进社会的和谐，结果现在却出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那我们还要不要这个传播的专业？我们还要不要有专业的道德、专业的伦理跟专业的精神？今天的医学、法律等其他能被社会和大家尊敬的专业，就是因为它有一种精神存在。我们从事传播工作的，在传播这个行业我们还要不要有专业精神？还要不要有我们的伦理？还要不要有我们基本的思考？

有人说今天时代的资讯信息发达，知识却贫乏，我们今天所流传的大部分都是资讯，我们真的有更多的知识吗？资讯不见得是知识，我们怎么使资讯进一步提升为知识，使知识进一步提升为智慧，这才是我们传播人基本的使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思考和前提之下，我个人觉得柏拉图理想国的思想，才是我们做传播工作的应该去坚持的。具体是什么思想呢？我认为，第一是道德，第二是勇气，第三是自制和反省，第四是公正，这些东西是新柏拉图主义的理想国。现在新媒体在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我希望它对于我们整个国家的贡献是尽可能朝着有贡献的一方面、有利的一方面发展的，这样我们做传播的人才不辜负我们应该有的基本使命。我今天特别要讲这一句话，一般使用新媒体的、使用网络的我不讲，可是你们各位是未来中国传播业的新领袖，应该有一种导引的思想在前面，我在这里贡献给各位做一个参考。

蒋宏：好，这边这个男同学。

学生：各位专家好，我是来自台湾“建国科技大学”的学生。新媒体对我的影响是最大的一个方面，也是让我这个月忙得焦头烂额的一个事情。我本来打算出一本书，但我联系了三家出版社，他们给我的反馈意见就是现在新媒体的这种冲击使出版业很低迷，没办法帮我出版，这是我最近感觉到新媒体对我的生活冲击最大的一个事情。第二件事就是我从台湾回来之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特别喜欢从事新闻媒体。我是学工科出身的，但是我现在阶段是学建筑的。我来大陆之后，之所以对媒体感兴趣就是因为新媒体的崛起使社会有更大的变革的可能性，给社会以保障，比如政府官员的贪污问题被曝光以及媒体拥有强大的言论空间。像我们这种不是学媒体专业出身的，并且有想进一步从事媒体行业的这种新闻理想，现在新媒体的崛起能不能为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新闻从业状态？谢谢！

蒋宏：好，刚才郑老师的发言，其实也等于在回答你的问题，就是新时期的传媒素养该如何建立，他的新柏拉图的思想里面也有关于新媒体思想该如何建立。好，还有同学吗？

学生：各位老师，大家好！我想提一个问题，今天早上潘石屿的老婆张欣发了一条微博，她说本周去伦敦现场报道奥运，当一回奥运记者。我想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过10年或者20年以后，你们认为还有记者这个职业吗？

刘幼琍：因为刚才有同学提问了，因为我还没回答，简单回答你一下，对于第一个和第二个问题，我想其他人都可以回答。在台湾除了主流媒体，还有其他的网络电视，有公民新闻，你可以看也可以丢，因为网站上也有媒体办的新闻直播。它还有另外一个公民新闻的平台就是新头壳，至于未来有没有记者的话，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我就不占用大家时间。

彭兰：我接着刘老师的说吧，这两个同学的问题都很有意思。第一个同学的问题，刚才刘老师也做了解答，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你第一个困惑就是如何出本关于新媒体的书，其实现在能想到的渠道是通过出版社出版，但是可能去年的Android终端提供商，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出版业现状，它可以通过和作者直接签约，把出版社这个角色淡化掉，所以以后如果咱们在座的同学想出书的话，也可以直接找到一个类似于Android的这样一个终端的提供商，把自己的书放在这平台上“出版”。苹果也是这样，如果你学技术的话，可以自己做一个Publishing放在苹果的商店里面，你这本书可能也会很畅销。所以我们传播业本身的产业链条是在发生变化的，这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困惑，也许过几年就不存在了。

那么后面提到的“未来还会不会有记者”，我觉得是两种记者都会存在。一方面是公民记者对我们整个传播业的冲击是巨大的，每个人在合适的时间都有可能成为记者；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相信专业的记者还会有他们的价值，可能他们的任务更多是在发现碎片、整合碎片以及解读这些新闻事件更长远的影响。当然实际上我们的未来除了人在扮演角色之外，实际上还有一个角色可能会对新闻出版产生作用，刚才沈阳老师也有提到，就是“大数据”，实际上这也是我最近比较关注的领域，我觉得“大数据时代”还会带来很多可能性，比如机器去进行数据的生产、挖掘，或者是机器去生成新闻的这样一种机制会慢慢地出现。因为我已经看到美国的记者有一篇文章——他们当然是举的一些现实的例子——美国有一个公司，去年它就是通过对一个社会化平台的数据进行挖掘、整理，产生了几十万条的新闻稿件，当然它主要是针对体育领域的。我想这几十万条不是太必要，但是这反映了机器在今天做的一件事情能在某种程度上对我们人做的一些事情进行一些补充，甚至在未来形成挑战。那篇文章还说道，在未来五年之内，他们预测这样机器生成的新闻会得到“普利策新闻奖”。它不仅仅是简单地做一些动态消息的整理，更多的是对大数据的挖掘，它会产生一种仅仅靠个人观察、调查所达不到的那样一种对新闻解读的能力。虽然我不敢预测五年之内这个预言会不会实现，但这种趋势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此外，就是主持人刚才提到的问题，实际上我也很感兴趣，就是您谈到新媒体会不会改变人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我个人感觉——虽然我说人心可能不变，但是外在的东西的确在发生变化。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们现在的学生——我不是批评大家，我只是客观陈述一个现象——逻辑的表达能力好像是在下降的。尤其是我在看论文的时候，我有时候觉得特别不能理解的一个事情是我改论文的第一个事情就是改语法错误、逻辑的混乱，还有改错别字等。这是由什么造成的？我想也许不是简单的教育问题，而是电视媒体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同样的新媒体可能在这个方面带来更多的挑战。我发现这样一种现象，比如说你开会，有很多嘉宾在上面讲，下面纷纷“微博直播”，但是最后看到大家的直播五花八门，每个人对同一个演讲者会有不同的文字记录，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在微博上写的跟你在台上讲的完全不一样，今天的这个直播可能也会出现同样的现象。为什么？我发现每个人只记住了某个专家所讲的关键词，然后他用自己的想象、自己的理解去把这个关键词加以延伸，最后他实际上是在运用自己的方式在重新解读一个讲演，这并不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包括我在上课，我也在怀疑我讲了这么多的信息，3个多小时滔滔不绝，到底你们能记住多少。我有一个不是特别科学的观察，就是我们现在接收信息的时候，其实你的理解和记忆能力已经下降到记忆一个词语的级别，所以有时候我们连一句话可能都没有完整地记下来，更别说去理解，或者说根据上下文去理解这句话，我说的不是批评，包括我自己本身也有这种毛病，就是说信息时代给我们带来了这样一个问题，那么这个也是需要我们以后去进一步研究的。谢谢！

蒋宏：好，我们时间差不多了，请最后一位学生。

学生：你好！我是云南师范大学广播电视艺术学专业的学生。我主要问题是提给沈阳老师的，因为刚才看到您的微博，我发现您在10点钟的时候发了一条微博是关于我们这一次的论坛的。您说了这么一句话：“这次的传媒领袖大讲堂很好很成功，这次听课的学生来自100多个院校，不再区隔‘985'和‘211'。”您认为这是新媒体精神的一个体现，这样非常好。那么我的疑问就是刚才彭兰老师讲到一个问题，她认为我们的社交媒体对于我们的人际交往的改变并不大，就是从本质上来讲并不改变什么。但是您的关于新媒体精神的体现这个观点，让我觉得似乎您的观点和彭兰老师是相反的，就是您认为新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是可以改变我们人际交往的。

因为我本身也是属于西部院校，参与这样论坛的机会也很少，所以我也很赞同您刚才说的那句话。我来到这里之后，认识了很多同学，我也加了很多同学的微博，我们在群里讨论的时候也有很多同学发言，所以我认为，它是可以对我们人际交往有一个改变的。但是，同样有一个疑问就是我们到底是在人际交往的过程当中扩展了我们的社交媒体圈，还是我们的社交媒体圈改变了我们的人际交往，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辩证过程？我希望沈阳老师对这个问题做一个专业的回答，另外也请其他老师就这个社交媒体圈子改变与否做一个回应。谢谢老师！

沈阳：首先感谢你看我的微博。你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在网络物理学、网络科学领域里有很多人研究过，有很多科学家研究过现实的人际网络的很多特点。我们把现实的网络叫做“度的同配性”。什么叫“度的同配性”呢？就是说在现实社会当中，人的社会地位越高，他就更乐意与他同阶层的人去交往，也就是说，乞丐是跟乞丐交往的，国王是跟国王交往的。但是也有其他的科学家发现在虚拟世界当中“度”是“异配性”的，也就是说在这种虚拟世界当中，比如说有的人是200多万的粉丝，但是他也有可能去粉一个只有三四个粉丝的人。所以在互联网当中，实际上包括我们刚才谈到《世界是平的》，从我们人际关系的角度也不像原来那么陡峭，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互联网确实是拉近了人们之间的距离，这是国外的一个学理研究。看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彭兰：其实我刚才说的并不是完全没有改变人际交往，我是说熟人圈子的这种交往会变得更加牢固，比如说你到这儿来，看上去可能你是陌生人，但是你跟同学认识以后，实际上慢慢就变成熟人了，那么自然你们再回到人人网的时候，回到微博的时候，你可能和这些你已经认识的人的互动更密切。我并不是说我们的交友方式没有改变，而是就社会结构来说，还是会结成很多很多这样的小圈子，但对你个人来说可能是发生变化的。但就另外一个层面来看，人们比较多的在这种熟人圈子，就像刚才沈老师说的，在这种同阶层的圈子交往还是会更为明显一些、更为密切一些，哪怕姚晨现在有2000多万粉丝，但是实际上能跟她对话的人可能还是她那个阶层的人。这是我的观点，可能我刚才表达得没有太清楚，或者没有充分地展开。谢谢！

蒋宏：好，谢谢！一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啊，我非常感谢在场的各位老师们。（掌声）我们很珍惜与老师进行对话，进行交流，刚才老师讲了很多东西，我再耽误大家几分钟。第一个就是未来的知识如何集成？我刚从新加坡回来，跟新加坡工业大学在进行讨论，其中新加坡的陈教授就提出如何将最新的知识进行集成的问题。现在的学习方法转变了，时间和空间转变了，任何异地都可以进行学习。时间转变就是说我不一定上课时间进行学习，那我们该如何学习、如何形成知识学习的集成平台？于是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平台谁来建？是学校建还是社会建？要是学校建的话，如何把全世界有用的知识都集合在里面；如果是社会建，那如何来避免很多掺杂的、乱七八糟的知识，包括伪科学、伪知识在这个平台里面进行。关于如何建立平台这是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是时间和空间产生的变化，你随时随地都可以，你颠倒时间也没问题，时间也没问题，空间也没问题的，关键是知识如何集成，如何改变，如何组织，如何控制？真知识如何构成？真知识如何形成发展？知识系统如何形成发展？

接下来，第二个话题就是刚才很多专家讲到的，未来肯定是数字化、数据时代的到来，在数据时代里面我们要注意几个事情。我们不断地看到在社会科学里面用数据来佐证、证明我的观点的正确性，这些数据越来越支撑我们社会科学发展当中的重要问题。现在用数据来表达证明这个东西的科学性越来越强大，因此很多的新闻会利用数据，可能我们新闻记者要特别关注到未来数据时代的产生，数据生产力越来越大的作用。社会是无序的，但是一旦产生一定的概率就会形成一定的规律，这是第二句话。

第三句话是说，在未来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我觉得确确实实要求一个媒体要有自己的传播素养，如何去接收信息是一个事情，那是对一个个体的要求。但是作为主体，你去传播必须要有专业的职业道德，你必须要有社会的良心，要有专门的学术的素养。我想今天的各位老师是这方面的一个典范，所以我希望同学能够比他们做得更好。谢谢大家今天上午的讨论！谢谢大家！

（整理人：王晶 高云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