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方法在青少年抗逆力研究中的应用
在西方，有些儿童和青少年被边缘化，一些影响他们生活的决策过程将他们排除在外。近几十年来，很多人开始关注政策制定过程中青少年的观点和看法，并就其合法性提出讨论。他们的观点渗透到研究领域，至少在研究中，较多的青少年话语已经出现。
在世界范围内，研究过程中青少年被边缘化的程度呈现出广泛的不同。制度化的社会结构及其对青少年的影响——尤其是那些高风险背景下的青少年——经常使研究背景问题化。当一个研究者与被边缘化的青少年一起做研究时，为了建立起有意义的研究关系，他需要克服与权力、信任和交流相关的障碍。在这种关系中，无拘束的交流才能出现。对研究者来说，语言和方言造成的交流阻力往往来源于研究者与青少年具有不同的背景——尤其是年龄或文化因素。年轻人可能曲解经历，讲他们认为成年人想听的故事，使研究背景进一步复杂化。因此，需要寻找获得青少年话语的途径，与他们一起参与反思过程，建立一个安全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年轻人可以诚实地讨论他们的经历和这些经历的意义。
界定青少年话语在一些探讨领域尤其重要，比如青少年抗逆力研究。研究者建立一个适应良好的评估框架才能更好地理解那些被视为反常的、具有破坏性的或非法的行为。的确，抗逆力研究的特殊性要求与青少年接触，这些青少年不仅以多种方式面对逆境，且被整个系统边缘化，形成了以上提到的信任和交流问题。为了发展有意义的抗逆力理论，获得这些青少年的心声是非常重要的。
针对抗逆力研究关注青少年话语定位的背景，本文探讨照片引导和视觉叙事两种交流模式，应用于青少年抗逆力研究。两种方法都将图像应用于与青少年互动的研究中，增加对经历和交流的思考。在与边缘化青少年互动时，我们引进了视觉方法，我探讨了使用参与—形成图像方法的益处，创造图像的不同媒介，还对照片引导、视觉日记或视觉叙事进行了讨论，以此沟通研究者和边缘青少年之间的分隔。
一 视觉途径应用于边缘青少年研究
通过照片引导和视觉叙事促进参与者参与研究是一种开放性的访谈。这个过程借助于图像激发和指导，增加被研究者的话语权，让被研究者多说，而研究者少说。就像桥接工具一样，在数据收集过程使用图像有助于减少理解障碍，准确了解参与者的生活意义，比如说文化和语言。研究者表明，访谈中使用图像加快了访谈的进程，通过对参与者相关图像的认真思考，充分理解参与者生活的各个方面。正如 Schratz、Walker 和 Wiedel 所展示，将图像应用到研究中促进了视觉方法的使用，不是作为对语言的替代，而是“为说和写创造一种环境”。
基于上述观念，照片引导方法被用于探索研究南非开普敦一个经济欠发达社区、五个有色少女妈妈的经历。考虑到这些年轻未婚妈妈的种族背景、历史上残酷的立法、性及残酷暴力、经济占领、教育（或是缺少教育）和“偏差”导致她们的从属地位和边缘化身份，我们预料到这些年轻女人很难作为年轻妈妈来讨论她们生活的意义，正如在这种背景下工作的研究者已经讨论过的，这些年轻女人中很多人经历过丧权和沉默。这样的背景反映了Spivak的论点，即在统治者控制的世界里，受压制的最底层的声音。
我们为这些年轻女人提供相机一个星期。她们被要求“拍一些对你们来说重要的东西——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一定与她们作为母亲的经历有关。接下来进行个人开放性访谈，以下列问题为基础展开：
• 你最喜欢/最不喜欢哪些图片？
• 对你来说哪张照片最能代表你的母亲身份？
• 对你来说哪张照片最不能代表你的母亲身份？
• 哪张照片能描述你在母亲身份下最享受/最不享受的东西？
• 有其他你想讨论的照片吗？
• 有你不想讨论的照片吗？
对所有图像进行充分讨论，使受访者充分表达其在特殊环境下成为一名年轻母亲的好处和困难，促进和限制其成为母亲的因素，作为一个个体发展的因素。数据分析建立图像生成大致需要两个星期，在此期间，研究者回应受访者在叙述中出现的个体主题，帮助每个参与者形成图像。
借助相机的使用，研究中的参与者揭示她们的经历并对其进行解释，借此对她们的日常生活进行视觉表现。这一方法使参与者带领研究者进入她们的隐私世界——对外人来说，她们的世界通常是有界限的或者无法进入的。
通过要求参与者生成自己的图像，研究过程提供反思机会促进访谈进程。正如Beloff解释的，摄像为个体提供机会，使我们真正“看到围绕在我们身边的是什么”——从细节上看清我们的生活。例如，母亲身份的图像体验为这些年轻妇女提供了反思自身经历的机会，提高了下一步访谈的质量。这种方法的焦点不在于照片的多少，而在于参与者如何根据此种方式反思、认识和解释他们的生活。
研究中有时会因为无法理解被访者的意思使访谈成为一个困难而又尴尬的进程。营造一种开放的交流氛围是有挑战的。以图像为基础的研究可能有助于减少这些挑战。让受访者通过富有冲击力的视觉媒介表述他们的生活，有助于受访者围绕自己的世界和经历陈述故事。受访者有准备地（通过反思）谈论他们认为特别重要（根据制成的图像）的话题，内容集中于这些图像本身。同时也有利于访谈者将注意力直接针对参与者个体。换句话说，对图像的讨论和关注使研究者把注意力从参与者自身拓宽到更广阔的环境背景，同时也能促进参与者和研究者的合作。
由于这些原因，视觉方法在边缘青少年群体研究中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研究边缘群体时，信任和交流困难是常见的问题，会增加文化误解和表达不当的可能性。Nisyto 认为，主观表述形式为那些在语言和书写上有困难的人明确表达自己提供了“足够表达的可能性”。视觉途径为关于“健康”问题的探讨提供了可以深入的途径，如抗逆力、适应力和希望感，提升数据收集的质量，丰富参与者的经历报告。其他研究也论证了不同环境下边缘青少年如何利用视觉媒介表述他们的世界观，解读他们的世界观。
Young和Barrett使用“视觉行为活动”开展了一系列研究，通过引导访谈探索生活在坎帕拉、乌干达街道的青少年，了解“与他们的街道环境和生存机制有关”的“社会空间地理”。研究者发现“从孩子的视角来看，视觉方法将丰富的观察力扩展到街头（即孩子们的城市生活环境），对理解孩子尤其重要”。特别是心理地图、绘图、日常时间线和摄像方法在图像解读中的应用，据此引出参与者信息。很多作者认为，这些方法“创设了一种放松的、有趣的氛围，使孩子们在不受成人强加影响的前提下控制进程”。
二 参与者生成图像
由研究者生成的图像常被用来描述所研究的社区的面貌。图像涉及的范围通常掩盖了参与者的独立构建——访谈中的讨论、研究者与参与者的合作——通过研究者在社区中的活动捕捉参与者提供的数据。使用后一种方法时，图像可以表明研究者的意见和观点，即研究者对参与者社会生态和物质生态的解释。因此， Collier和Henny等人认为，由参与者生成的图像比研究者生成的图像更具揭示性，尤其是指导探索性研究中。
Niesyto相信通过应用参与者生成的图像，研究者能更好地探究参与者的主观模式。他认为，事实上，迄今为止涉及青少年和图像质性研究法，只有当图像被青少年自己建构时才适用，促进青少年“主观性自我表达”。他断言，“如果有人想了解青少年的想法、感觉和他们体验世界的途径，研究者必须通过青少年自己创造的媒介了解他们关于自己的表达”。
在研究学校环境中种族隔离话语的空间表现和后种族隔离话语的出现这一课题时，Karlsson解释了她的决策，在数据收集过程中吸收学生参与以“补充我本人的外行/前阶段的观点”，避免“学生被物化成为材料加工的一部分”。她认为，构建学校空间的视觉表现，从中绘制出关于学生身份的理论性结论，如果不重视学生积极的自我经历表述，“可能会像盲流一样关注那些不够强大的‘其他’”。
很多研究都证实了参与者生成图像对形成参与者话语意识的价值。有关英国战场文化研究中吸收青少年参与也许是最好的证明。这项为期十年的项目利用照相和暗房洗印为不同的边缘群体增权，并使这些群体自己对有效的表述方法有所掌握。1984年，一个生活在当地避难所的无家可归青少年加入了这个项目，最终达成了“下沉并未结束”的展览和随后著作的出版。正如一位参与者所说：我很讨厌被问到“你对你所做的事情感觉如何？关于无家可归你有什么想法？”等问题。你让所有的媒体人说我们想做一个关于你的视频或图像，一些关于无家可归者的东西。我可以为你做这些……但我非常不情愿在电视上被采访；不喜欢被问到“你对无家可归的感觉？”诸如此类的问题。我宁愿有人给我一个相机然后说“向我们展示你的感受吧。”
让调查对象集中关注他们的生活状况，为他们提供反思环境和经历的机会。Beloff解释说：“有时我们有机会看到我们身边的东西，但是我们从未“看见”过，因为我们从未看过。”在参与谈话之前拥有反思个人经历的机会，使参与者能在谈话之前理解他们的生活，形成更全面的访谈叙事。
实际上，照片引导途径的基本思想是，特殊的相片有利于刺激参与者的记忆，改善回忆的重点部分。Morphy和Banks认为，“视觉表象系统能够创造情绪状态，认同感和分离感”。在视觉方法的应用中，参与者将思想建构和表述相结合，图像作为一个催化剂为转变自己的文化的和社会的想法和认识发挥作用。因此，在研究中以这种方式利用视觉途径形成“理解个体、文化和研究材料的新方式”。
对参与者生成图像的理解在南非少女妈妈的研究得到了很好的证明。参与者提供关于细节和问题的深思熟虑的回应，探索她们作为边缘母亲的经历。作为研究进程的结果，一些年轻妇女甚至会对她们已经获得的关于生活的新理解、她们是谁的解释进行评论。例如，Brenda在访谈之外的环境中，讨论了她从未实现过的生活的积极方面，发现在参与研究前的三年中所有事情都是不好的。她通过研究进程清楚地辨识出她在生活中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使她能更好地探索出克服困难的方法。
三 选择媒介
视觉材料包括但不局限于照片、电影和艺术（素描、绘画和拼贴画等），很适于在研究中使用。媒介的选择、相关技术以及使用这些资源的方式主要依赖于研究背景、研究问题和随后的研究设计。在选择一种视觉媒介时，关键点是研究背景和研究问题之间的一致性。
例如视频可以提供一种持续流动的图像和参与者的叙述，还有视觉表述中的其他东西，是照片所不具备的。Pink认为视频和照片形成了不同的知识形式。由于视频的持续性以及拍摄时间点的叙述能力，它有时被认为比照片和绘图更具深刻性。无论如何，深入的程度依赖于研究者能否进入访问区，以及参与者是否愿意接受拍摄。
例如，在少女妈妈的研究背景下，参与者的安全是一个主要的关注点。开展研究的社区由于毒品和团伙暴力而变得臭名昭著，妇女明显成为男性和帮派持续暴力的受害者。如果使用精密记录设备，可能会增加这些年轻女子在社区立足时面临的日常风险。有价值的设备会增加被偷的风险。最坏的情况是，拍摄伙伴的行为可能会引发人与人之间的暴力。
正是因为视频在研究中具有捕获当下的深入叙事的能力，视频介入与预防评估（VIA）结合使用受到关注，我们在后面会具体讨论。有一个研究波士顿哮喘病儿童的项目，参与者们通过拍摄日常视频日记描述患病儿童的疾病经历。
关于摄影，Stanley基于对妇女的研究发现，很多非西方国家，摄像技术仍然不是大多数边缘群体已经掌握的，所以“摄影提供了一种新的、动态记录、交流和理解妇女生活面貌的方式”。在大多数国家，日常生活中的照相机为参与者提供了一种迅速又方便的描述他们生活的方式。相机可以直接拍摄，具有方便性，配合故事讲述的传统方法会更好地适用于不太关注文字技巧的社区。
基于这种考虑，促使我们在少女妈妈研究中使用相机。相机对参与者来说可以负担得起，而且轻便、可移动、迅速，容易掌握和使用，对参与者的人身安全构成最小的潜在风险，因为它们很容易造成外观损坏并且也不太值钱。即使面临伤害情况，记录的数据也不能明显地暴露。
另外，在参与者不能生成照片、视频或是心理问题受关注的实例中，绘图是很有用的。Diem-Wille告诉我们绘图“能提供一种较深层次的理解，使个体意识到他或她的感觉的更深层面”。作为一个精神分析家，她强调在参与者创造这些图像时，重视关注解释的原则。特别是她说：
绘图者的背景和解释比单个因素更加重要。有一些需要记住的重要原则：例如，对白纸空间的主观利用，各要素出现的顺序和符号的选择等等。对绘图的理解是被访谈者根据叙事访谈中的数据得出来的。
如果参与者不愿意绘图，那么简单讨论他们想要讨论又不能绘画出来的图像也许也会产生一些有价值的数据。正如Pink解释的，“在很多实例中，民族志学者可能从未见过被访谈者描述的照片，但他们能提供被访谈者如何使特定的情绪、价值和经历形象化的有趣案例”。
在少女妈妈的研究设计中，绘图是最早列入的一部分。我预料到会有一些参与者因为现实性或个人安全问题而不能捕获到图像。比如说，每次访谈的最后，参与者都会被问到是否有一些他们想捕捉但是没有捕捉到的图像。他们经常会被提供机会去描述图像的意义。60%的参与者都会回答“是”。有趣的是，对于为什么没有制成图像，她们提到的原因中不包括安全性，却包括拍摄共同空间里相处的人不太合适。例如，Brenda想有一张她儿子和孩子爸爸在一起的照片。不幸的是，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孩子的父亲在家待几天就会离开，他们已经两年没见过他了。Carol想有一张她妈妈、女儿、男朋友和她自己的合影。但是她找不到她男朋友、妈妈和她能聚到一起而且有人可以帮他们拍照的机会。
更有趣的是参与者被问到是否想画下遗漏的照片时的反应。Brenda解释说：她太老，太疲惫了，以致无法绘图。而Carol傻笑着说，她画得不好，所以宁愿不画。这些都是在设计一个研究时应该记住的一些有趣的要点。
研究者考虑媒介技术时，要意识到使用视觉方法的参与者的生命意义和需求。例如，不选择更简单的可直接拍摄并自动闪光的相机，而是让研究参与者掌握有关数字设备技术操作的意义是什么呢？当我们让他们掌握更复杂的设备，研究者提出的额外的、也许不必要的要求是什么呢？此外，有时间和经济资源培训他们如何使用更复杂的技术性设备吗？相似的，对参与者来说，携带这些昂贵的设备在身边会影响安全吗？
正如刚刚提到的，在少女妈妈的研究中，参与者被提供了易使用的、价格低廉的、可直接拍摄的相机。几分钟内参与者就可以方便地使用相机——他们不需要学什么，甚至连闪光灯都是自动的。为了加强他们的安全性，相机被裹上绷带使它看起来不值钱。另一目的是使电池和视频开关不容易被打开，同时保护参与者拍摄图像的能力和视频的内容。
在一些研究背景中，参与者可能很急切地想拍出“合适的”图片，或是反映现存文化权力关系或社会希望的结果的图片。通过“删除”选项（比如数码相机）或者图像产生过程中的记录(摄像机）能力，研究者可能会发现自己失去了很多有意义的数据。在少女妈妈的研究中，参与者被问到是否有一些她们不想去讨论的图片及原因。一位名叫Carol的参与者选择了一张，她解释说这是个“错误”，是本来不应该拍下来的图片。因为按她的看法，这个图片在视觉上有些技术性瑕疵（对这个副本的使用，在访谈的最后得到了参与者的许可）:
我：你为什么不喜欢这张照片？
C：它看起来不对。她不应该像那样站着……看起来那很杂乱……也许她是坐着的，跟他说让他可以像那样拍照。
研究表明：她丈夫在给她的表姐妹（她的表姐妹站在门口，越过她的肩膀向后望，正在吃东西）拍照之前没有询问Carol是否可以使用相机，也没有询问她表姐妹是否可以给她拍照：
C：她也不知道他要拍照，正好那时候她在东张西望，然后快门声就响了。我不在那儿，当我进去时我看见他已经拍下来了。
当这样的图像被纳入访谈环节时，参与者有对这些图像表达个人意见的机会，允许研究者探索参与者认定某张图片是“错误的”背后的原因。这也相应地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我表达的不同权力关系或观念。回到那个表姐妹的照片，围绕对这张照片的态度和情绪进行更深的讨论，她强调了在与这个年轻男人的关系中她自己的无权感。通过对照片的讨论，明晰了她母亲在维护失去的权力中如何表现，以及如何影响到Carol作为一个母亲的自身角色和自我身份。这些内容，即便采用更复杂的访谈技术，也难以包括进来。
四 照片引导
在照片引导研究环节，照片的使用具有无限多样性。正如Harper指出的，“没有任何理由表明研究不能完成……几乎所有的视觉图像都可以”。相对于照片的专业水准来说，照片所包含的内容，以及与参与者的关系在照片引导中更为重要。对于照片的使用，即使一个技术精湛的摄影师认为太“单调”“普通”的照片，也具有“应用”价值。从这个角度来看，照相技术不是最重要的，反而照片与参与者的文化联系显得更重要。Harper认为，这些平凡的照片通常能带来巨大的信息宝藏。
访谈问题不像记录那般更多地关注照片本身，而是围绕对照片的解释。Harper认为访谈过程基于深深植根于主体的现象学基础上的信息。一张照片，是对主体世界的一种文字渲染，它可以产生联系、解释或是引出被忽略的一些观点。
青少年和后殖民主义研究者强调重复问题，视觉方法学学者比如Banks、Collier、Collier以及Harper认为，访谈是一个艰难的且容易陷入尴尬的过程，被访者的意思并不总能被准确地理解。将图像引入研究进程能对研究者处理权力差异起到帮助，从而建立起更开放的沟通。照片引导方法，使研究者和参与者一起讨论青少年自己拍出来的照片，为参与者提供了使他们可以主宰自己生活的权利，并在研究过程中允许他们承担教师的角色。这就是Harper所描述的“建立在主体权力而不是研究者权力基础上的后现代对话”。
照片引导的解构过程有利于形成一个轻松的访谈环境。Harper认为，“照片引导可以克服深度访谈产生的困难，因为它是依靠一张被双方都理解的图片，至少部分上理解了”。压力从参与者身上转移，因为研究者和参与者都集中关注“作为中立的第三方的照片”, 减少了视线接触和避免了尴尬的沉默状况。正如Karlsson与德班、南非的学校青少年一起写到的那样，“通过与学习者一起对照片的时刻关注，我减少了会产生焦虑的视线接触，这对年轻学生和处于跨文化情境的研究者来说尤其重要”。
Steven Gold这样评论他对越南难民使用的照片引导方法：“为研究民族关系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技术……照片的使用提供了丰富的对话……提供了信息……照片给调查对象提供了可以对研究问题集中讨论的对象。”
Harper认为，图片像“文化罗夏（Rorschach——译者注）”实验一样发挥功能，“在这个实验中，不同文化的人维持他们各自的意义世界。这种做法被基础又简单的想法激活，即看着相同对象的两个人并排站着，看到不同的东西”。因为照片可以被当作是“社会交换”的一种形式，对图片的讨论创造了研究者和参与者不同现实情况之间的联系。照片引导的特点在跨文化研究中变得尤其有意义，促进了对田野工作关系的重新定义和数据处理方法的改进。
五 视觉日记
Prosser和Schwartz将视觉日记视为自我反思、参与者经历的传播纪事。用这种方法，参与者在一段时期内整理照片、制图或者录像记录。这些图片被引用到一些日记形式中，在日记中参与者记录下情景化的信息以及与这些图片有关的想法和情绪。日记可以被写下来、录下来，或者发布在网页上等等。正如Harper告诉我们的，“图片生成背后的情感必须通过另一种表达模式去理解：一篇日记、一首诗或者其他表达形式”, 比如说故事叙述。
这种方法受到一些理论的影响，比如Solomon坚持认为，“照片是家庭民俗学和神话学的一部分，并且创造了家庭民俗学和神话学”。类似的，Stanley相信“日记是一个主观性空间……描绘出个体的感觉和重要的外界事情”，重要的是，日记是它的创造者“自己的记事，不会受到其他人的干扰”。这样，日记变成了一个我们可以了解到孩子们生活差异和意义的空间。
视频介入/预防评估（VIA）提供了一个例子，即如何跨越年龄和权力的界限使用视觉日记，并对青少年医疗服务条款的改善产生影响。VIA起初在儿童健康研究、教育和倡导中作为一种多学科项目出现，设计关注对病人生活的理解，这是其他大部分研究技术都达不到的。VIA的核心包括为青少年参与者提供小型的容易使用的便携摄像机。然后参与者整理出视频日记，记录他们所理解的自己的生活。
VIA最初用于研究针对哮喘病儿童的医疗服务质量。儿童被要求拍下提前分配好的“普通”情境（比如用餐时间、准备去学校、看医生等）。参与者会见家庭、朋友和其他参与研究交流的人。更重要的是，要求参与者设置好相机，每天对着它说话，以此揭示他们正在进行的内在生活和对日常事件的反应。这些独白不仅增加了生活经历的内部维度，还开放地确认和捕捉到关于材料的主观观点。
Rich和Chalfen认为，“VIA通过参与者自己描述的生活世界而不是研究者记录的世界，以此减少参与者对外部观察者的反应性”。由参与研究的青少年自己写日记为研究问题带来了新的、重要的“真实世界环境”。研究中，作者发现参与者获得了一种有目的的表达感，通过视觉沟通提升了自我意识。这个研究也证明年轻人有能力直观地记录他们看到的、理解的和生活的世界：“在我们的样本中，年轻人愿意而且能够揭示他们生活的新方面，对采取治疗行动的人来说，到目前为止，都是相当重要和有用，且是鲜为人知的现实情况。”此外，正如Rich和Chalfen解释的，专家能从参与者的智慧中学到“临床医生能真正地看到和感受到他们以前从未经历过的哮喘状况”。
目前的研究已经证明，VIA对理解各种患病青少年的经历很有启发，包括肥胖症、脊柱裂和糖尿病。这种方法的重要意义在于双方在建立真实对话过程中发挥平等作用的能力和影响改变进程的潜能。
六 数据分析
如何分析数据依赖于研究问题。指导研究的理论框架也影响着数据分析的途径。正如Prosser和Schwartz解释的，一个理论“框架通过为整理、组织、编辑索引和分类提供逻辑，促进大量(视觉）数据的管理”。Harper也认为，要达到深层理解就必须进行身临其境的由理论问题所开展的田野调查。他认为，只有用这种方式我们才能通过文化他者的镜头学习去看。Harper暗示，如果我们不从社会学或人类学视角组织和呈现我们的数据，我们可能会创造出更丰富的视觉信息，它会无意识地反映出我们自己想当然的臆断。
由于少女妈妈在南非的边缘化地位，有必要探究出多种问题之间的相互关联性，Collins从参与研究的少女妈妈自己的视角出发，将它称作“控制模型”。考虑到需要把参与者的观点和声音置于研究的中心地位，扎根理论和社会建构主义被用于指导数据分析。通过这种方式，这些年轻女子经历过的和理解的现实可以从数据中反映出来，而不是出现在强加于她们经历的理论框架之中。
根据扎根理论的数据分析方法，很多研究者建议双方在现场时就开始分析。在田野研究中首先被拍下来、被讨论和被创造出意义的图像在学术视角下会被赋予新的意义。如果这些最初的分析漏掉了，最终的数据分析中某些重要意义可能被忽略。
在现场，分析的核心是参与者与图像建立的意义。因为视觉表现在社会环境中既有可能被生成也有可能被削减，情景意义是分析的中心。参与者将他们自己的文化带入研究，在这个体系中观察图像，研究者也是这样。背景是多层面的，包括学科、研究范式和研究者使用的理论框架；解释者和图像制造者文化之间的差异程度，种族、宗教、性别、阶级和看待照片的价值观；还有在“捕捉者”和“被捕捉者”之间塑造出特殊动力关系的微观环境。正如Daniels在对南非约翰内斯堡一个非正式住宅区的妇女的研究中所评论的：
我们已经分析了这些图片和绘图，我们可能将通过我们的经历来解释它们……我们也可能会浪费这些发现。就像是，当我们通过另一种语言交流时，我们有可能错过一些细微的差别和意义；当我们在没有他们投入参与的情况下分析和解释这些图片时，可能会错过一些事件，品质或勇气。
引导研究有助于对参与者生成的视觉数据进行分析，这些图像在被研究者分析之前已经与参与者进行过细节上的讨论。就像用扎根理论研究一样，访谈叙事分析也应该与参与者一起回顾以确保精准的解释。
在少女妈妈的研究分析中，研究者和参与者一起核实最初的图像和叙事，产生了图像生成的第二个阶段，就像之前提到的，参与者按照一个确定的主题生成图像，这个主题来自他们自己的个人访谈。这些主题都是不同的，但有趣的是，大部分是围绕家庭关系的。它们包括下列主题范围的研究：
• 你跟你儿子的关系怎么样？
• 当你成为一个母亲时，你的妈妈是如何支持你的？
• 你如何定义你自己？这跟你在怀孕之前有什么不同吗？
• 现在你的儿子已经出生了，你是如何理解母亲这个身份的？
• 对你来说，懂得尊重的孩子看起来怎么样？在你的孩子建立尊重感的过程中，他的父亲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在实地现场的初次分析最好以自由式观察为起点，提供资料的人会说出他们希望这些图像被观察到的样子。在这个过程中，数据首次作为一个整体被考虑，允许建立在感觉和印象基础上的发现。图像作为文化表述发挥作用，允许研究者形成一种结构，这个结构促使田野研究可以继续，产生指导进一步研究和分析的问题。
一个已经形成的类别清单也能在之后被用于建构分析和详细描述。Harper认为，用这种方式建立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在整体中对揭示新的和未预见的更大格局做出反应，这为不同的杂乱细节提供重要意义”。在少女妈妈的研究中，最初的数据强调了这些年轻女子的关系的重要性。虽然上述5个研究问题角度不同，但之后5组数据的分析都描述了关系动力对这5位年轻女子的重要性，不仅是作为母亲被赋权或去权，而且影响到作为个体在风险环境中克服多重挑战的过程。
最终，一旦图像从研究背景中脱离，回到学术环境中，研究者就应该用一种更加正式的方法进行数据分析。研究者通过回顾完整的视觉记录寻求意义。数据应该再次以一种开放的方式被回应，使一些细节能在调整后的分析中置于一个明确的、重要的环境。当这个环境被重建时，受最终的整体研究所影响的结论就能成为书面文字了。
在少女妈妈的研究中，正式分析开始于对每个参与者图像的回顾。打印出的照片在我的桌子上铺开，并学习使用Weber（日期不详）的焦点问题，包括：
• 这些图像讲述了什么故事？
• 这些图像传达的主要“内容”或信息是什么？
• 隐藏的（暗示的）信息是什么？
• 性别的不同和相似性是如何描绘的？
• 谁有权力或者权力是如何被分配或使用的？
• 图像文本和现状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这个过程的记录被当作备忘录一样保存起来，将其与初次现场和分析记录整合到一起进行分析。根据对整体图像背景的回顾，视觉数据与相关参与者的访谈叙事一起重新整合，然后运用扎根理论中的技术对整套数据进行分析。
七 结论
视觉方法，比如照片引导和视觉日记，还有声音、图像等，都有优点和普及性。出版物数量的增加证明了它们在边缘群体研究中的价值，这些群体包括在风险环境中生存的青少年。就技术、方法和使用范围而言，它们在获得话语、身份和社区隐藏面貌的价值上以及适应性方面，都获得了认可。
特别需要关注的和潜在的障碍——尤其是在抗逆力研究的未来应用上——必须提到。对参与者安全的合理关注可能会阻碍它们的使用。虽然这是方法选择的重要考虑，更重要的是，要牢记参与抗逆力研究的青少年不仅在他们的环境中生存了很久，而且他们在这些环境中并没有活得很好。就像在少女妈妈身上发现的那样，她们能意识到社区中的危险，也知道她们能或不能安全地拍些什么。尽管如此，对参与者来说，人身安全是第一价值，她们不会为了一张照片或者相机的安全就把自己置身于受威胁的或者危险的位置。
另一个应该考虑的问题是，视觉方法研究所需花费和时间。毫无疑问，大部分实践方法，除了绘图，都会增加田野研究工作的成本。不管怎样，依靠技术（如一次性相机、数码相机或摄像机）选择和研究中设备的使用方式（如参与者使用相机的频率，使用时间是否同步或者不确定），成本必然会降低很多。另外，视觉方法，如声音图像对研究来说要求较长的时间。例如，Wang、Burris和Xiang有关中国农村妇女的研究，要求妇女在一年的时间内拍摄图像。正如研究资金越来越有限一样，就相机、胶片和田野工作的时间而言，费用会影响到视觉方法的选择。
不管怎样，这些关注和限制不应阻止我们思考这些方法的价值和地位，不应妨碍我们与青少年一起工作。它们的价值在于访谈过程中加强交流和参与者反思的机会。尤其重要的是，这个过程会提升参与者思考相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由研究者通过文献回顾得来的主题。另外，将视觉数据和现象学、批判理论结合在一起，分析和研究结果的表现途径使得参与者的声音处于研究结果的中心地位，这些结果能够影响到政策和计划。
注：本文选自 Linda Liebenberg & Michael Ungar 主编的Researching Resilience（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9），经作者同意译为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