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抗逆力研究及其范式变革

Donna M. Mertens 著韩 玥译

无论是目前的动态，还是他们承诺的对社会的影响，青少年都代表着一种强大力量。相关研究围绕着青少年个人及其生活空间的挑战、保护因素的分析，展现出青少年现有经验及其未来理想与前途。名称虽有不同，但研究重点表现出向优势和修正情境因素的转移，如积极心理学和抗逆力。现状、未来承诺、挑战因素和保护因素、个人与情境变化的张力关系等，都将重点聚焦于青少年的研究。

抗逆力视角可被用于多种范式框架。作为田野工作者，本文的工作范围主要运用三种研究范式：后实证主义、建构主义和实用主义（见表1）。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这些研究范式与混合范式研究相结合，使得一些研究者成为实务工作者的典范。在社会与行为研究的混合方法手册里，被讨论的两个范例为混合方法研究提供了一个潜在的哲学基础，即实用主义和范式变革。

在本文中，我将讨论有关青少年抗逆力的研究，借以促进社会正义和人权。我将证明，当青少年抗逆力研究处于一种范式变革时，这种研究将产生更多的效益。注2在范式变革的基本原理与青少年抗逆力研究的关键概念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并行关系。青少年因面临重大威胁或严重逆境产生的积极适应过程是这两方面的重点。Este、Sitter和MacLurin也认为变革研究遵循的是优势视角，与抗逆力研究的基本目标相互兼容。

注2D. M. Mertens,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in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Integrating diversity with quantitative, qualitative, and mixed methods（2nd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2005）; “Transformative paradigm: Mixed methods and social justice, ”Journal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 1（3）（2007）: 1-14; Transformative research and evaluation（New York: Guilford, 2009）.

由于青少年抗逆力研究兼有弘扬社会正义的目的，为此，本文以范式变革的基本哲学假设作为机制，严格审查青少年抗逆力研究。首先是伦理问题，对研究过程起决定作用的框架。抗逆力研究的建构意义需要重点审查，因为它影响到建构的多样性、权利及其特权。研究人员的作用被描述为一个值得信赖的伙伴关系和群体，并对安排的复杂性进行讨论。最后，混合研究方法被看成一个群体参与的循环过程，由此证明这是青少年抗逆力研究中应对挑战的一种途径。

一 范式和基本理念

研究者通常在了解一种研究范式后，就以此指导他们的工作并作为相关的哲学假设。因此，研究特别是对青少年抗逆力的研究，有可能对社会变革产生很大影响。范式并不等同于理论或特定的数据收集方法，研究范式代表着研究者基本理念的哲学假设的集成。Guba和Lincoln注3讨论并明确了与研究范式相关的四个哲学假设类型：

注3E. G. Guba, &Y. S. Lincoln, “Paradigmatic controversies, contradictions, and emerging confluences, ”in N. K. Denzin& Y. S. Lincoln, eds. , The sage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3rd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2005）, pp.191-216.

• 价值论假设关注的是道德取向。即如何确定我们的研究符合社会道德背景？对不公平的社会变革，研究目标坚持怎样的道德立场？

• 本体论假设关注的是现实的本质。即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是真的？例如，我们怎么知道青少年是自强的、识字的、混乱的？什么样的证据才能让我们接受这样的事实？

• 认识论假设关注的是研究者与参与者的关系。即研究者应该如何处理与参与者群体的关系？应该远离这个群体以保证研究的“客观性”，还是应该融入这个群体去证明研究中的文化竞争力？

• 方法论假设认为最好的方法是通过探讨人类经验的现实性来影响决策——不仅限于定量研究、质性研究或混合方法。方法论的目标是什么方式是这项研究中捕捉现实的最佳方法。

二 范式变革

范式变革为检验研究假设提供了一个总的哲学框架，并在研究过程中提供明确的指导，如审查权利问题、社会正义以及文化复杂性等。研究人员的作用就是发现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努力挑战现状，并具有一种集体责任感。范式变革与后实证主义、建构主义和实用范式之间的对比，其实是每一种假设实质的体现。

三 价值论假设

变革研究人员以权利为基础，强调以社会正义道德作为他们研究的出发点。根据 Simons的观点，人必须受到尊敬和尊重，研究人员必须以避免伤害作为首要原则。社会正义理论建立在权利为基础的理论上，并将其带到团体或社会层面。社会正义道德理论强调：“要首先纠正不平等现象，至少对社会处境不利群体的声音予以同等重要的关注。其隐含目标是：使那些没有足够权利准确表达自己，在社会变革中处境不利的人们得到权利并发挥积极作用。”

Boothroyd、Stiles和Best为青少年研究中的道德问题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守则和规章标准。研究人员往往认为，如果他们已经考虑了贝尔蒙特报告、赫尔辛基协议或其他国际公约规范中提出的问题，并得到道德机构审查委员会的认可，他们就满足了适用于他们工作的道德标准。但是，价值论假设范式的变革鼓励研究人员具有更加宽泛的道德观点，包括女权主义的影响、种族批判理论、残疾人权利、土著民众的伦理问题，以及研究方法的必要转变和研究伙伴的合作发展关系。

道德变革关注的是研究人员的个人特征对研究的影响，如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的选择、数据收集和分析的有效性、结果的解释和使用等。此外，道德问题还会影响到群体伙伴关系的发展，以及复杂文化背景下群体成员的贡献和需求等。哲学、理论、实践基础对研究道德的影响在于以下几方面。

1．研究者（包括研究者和参与者）的个人特征——年龄、性别、种族、残疾情况等——如何影响道德决策和研究结果？

2．一个研究小组中的不同成员如何建立道德伙伴关系？

3．被排挤到边缘的人，如土著群体，他们对道德研究的讨论会有怎样的意见？

研究人员的自我多面性早已意识到人类学是计划和实施人种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因素。通过确定人的观点和期望，人类学家认为，人能够批判性地思考意见和数据的不同解释，并为那些接受他们研究报告的人提供批判性思维、排除成见和偏见等。同时，研究人员认为，数据收集将增强他们的想法或曲解中立数据。显然这种研究倾向是不道德的，因为它给人们提供了误导性的图片/研究的范畴。因此，应对那些研究疾病的工作人员提供训练，避免那些参与抗逆力探讨的研究人员在不同场合对健康问题产生成见与误解。

理论家和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包括但不限于那些对文化、种族、弱势群体成员、移民、老人、囚犯、少数民族文化、残疾人、土著或原住民、穷人和整个后殖民国家等感兴趣的研究者）已经开始认识到，存在于研究人员身上的原有特性是多么重要。他们意识到，确立研究问题之后再选中一个人去检测他预先存在的偏见是不可能的。显而易见的是，研究选题、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研究行动都受研究者本人及其原有知识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交互的。也就是说，虽然研究人员的特性控制着研究的设计与进展，反过来研究本身也对研究人员的外貌、性别、人际风格等产生影响（除研究草案本身之外），同样也对参与者产生影响。因此，女权主义、种族批判主义、残疾人权利和后殖民理论的研究人员要敢于对他们工作的社会环境提出自己的理解、期望和观点。

Symonette强调过研究人员自我检验的重要性（单方面的自我意识），并认为通过群体成员察觉与人进行的研究（多边自我意识）是更为重要的：

 

活力、生命力、生产力、建立交易信任能力和培养关系属于重要的多边自我意识：即要以自我和自我背景作为重要工具。是谁把那些人当作寻求沟通和参与感知（研究人员）/评估的人？……不管这种看法是否有价值，它们仍然占主导地位，直到聆听到更多人的发言才是真正的参与方式。

 

发展群体伙伴关系为审查道德问题提供了沃土。有关权力和特权的严格审查与那些试图通过研究群体寻找社会正义的人有着密切联系。例如，Symonett提醒我们，研究人员“需要加强对十进制的权利关系及特权相关的系统性过程的理解，而不是简单地认识和了解它们的差异和多样性……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如何以及在什么程度上与获得资源使用和生存机会的多边性产生相互关系呢？”

Liebenberg在她的青少年边缘化问题的讨论中明确了价值论假设转变带来的影响，她强调，要想建立有意义的研究关系，就必须克服权力、信任和沟通障碍。研究人员在年龄及其他社会角色上与研究参与者不同，他们有道德、有义务解决权力和信息获取能力上的差异，因为这种差异会对研究结果产生影响。Liebenberg的策略分析促使一部分研究参与者观念转变，比如，政策或干预措施方面，权力方法的使用目的在于使资源更好地满足群体成员的需要。虽然研究人员不能保证社会如何变化，但是他们能为青少年做规划，帮助青少年与决策者进行沟通，并在这种真正的伙伴关系中提高和促进潜在变化。

如果道德的研究是建立在土著居民和后殖民地道德守则的基础上，而不像本文中以Boothroyd、Stiles和Best等人为主导的西方观点上，结果又会怎样呢？比如，与澳大利亚的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共同制定具体标准（道德行为准则是为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的健康研究而准备的）, 还有加拿大健康研究所的政策声明、加拿大有关道德行为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理事会研究原住民的代表。Boothroyd等人总结道，无论民族或部族背景如何，涉及儿童的国际研究必须遵循草案，并且足够敏感和灵活适应群体的价值观、目标和文化。

研究土著群体的学者所遵循的准则为道德研究提供了见解。例如，Cram 为研究人员提供了来自新西兰毛利人的准则。包括：

 

对人表示尊重：这意味着人们可以明确他们自己的空间，满足自己的条件；

交流要面对面：在研究初期、发送复杂信件或其他材料之前，先介绍你自己和你的研究思路；

听和看：要多看、多听和多理解，以便从中找到你发言的时机；

分享、热情、大方：这种关系形成的基础是研究人员意识到他们作为学习者有义务回报社会；

谨慎：无论研究人员是局内人还是局外人，他们受到的伤害可能源于缺乏政治敏感度和文化敏感性；

不要践踏人的尊严：不要以屈尊俯就或是不耐烦的态度去教育他人，小心谨慎地使用西方人的表达方式，例如幽默、讽刺以及反语；

避免傲慢地炫耀知识：设法用某种方式慷慨地分享你的知识，更好地服务社会。

 

另一位研究人员与聋人群体和/或手语群体打交道的经验准则也同样适用。复杂的文化和少数群体，如手语群体，包括多层面(类型）如某种程度和类型的听力丧失、亲属的听力状况，能够通过（各种）助听技术、基于手势和/或语音的语言使用以及使用视觉上容易接受的手语来获得帮助的群体，他们的道德准则和手语群体的权利范围与范式变革也相关联，他们的一些准则与上述毛利人的准则相似，但其特殊意义还包括：

 

Decentrize研究中的“听力”是指把手语和聋哑文化反馈给聋哑人；

要意识到研究手语群体必须要做到“通过聋人、为了聋人和与聋人一起”；

接受并鼓励包括手语和大多数语言的双语刊物；

为了不使用口语但又能为聋哑人提供口译，强制手语作为研究队伍的主要语言，并为不懂手语的听众提供翻译；

努力加强保密工作，因为手语群体和自然视觉手语文件都需要使用视频（而不是录音带或转录采访），因此很难保证匿名。

 

通过对典型例证范式变革的研究，Williamson回顾了聋人高中生的生活年鉴，发现在他们的毕业照里很少有非洲裔美国人。她对具备抗逆力因素并成功完成高中和大学学业的非洲裔美国人进行了研究，以便确保相关的资源和策略能适用于这些成功的青少年。她的工作集中在非洲裔美国聋人的生活经验上，工作内容主要是采访他们，并观察他们的生活状况。Williamson在进行她的研究和在美国使用手语之前曾在聋人群体中工作了很多年，方便她与参与者直接进行沟通。随着符合标准的人数逐渐减少，她必须非常谨慎地保密被访者的身份，因为访谈中涉及了他们的学校中一些不利因素以及他们如何克服这些不利的细节。

作为青少年抗逆力研究的重要进展，研究人员遭遇的复杂的道德问题远远超出Belmont报告和道德审查委员会提出的内容。这些资源的多样性引起研究界的关注，包括研究的指导理论、技术创新的方法（例如在线调查）、参与者的复杂群体文化、法律系统以及研究人员的日常经验。Sieber的文本为规划道德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近年来的研究设计都很重视这个课题。人类道德实证研究的杂志（JERHRE）就是这方面的宝贵资源。职业道德守则虽然有用，但不足以解决道德困境中多种多样的问题。

该范式变革的价值论假设明确承认权力和特权的作用，暗示了什么样的界定是正确的研究人员与群体的互动，同时还为数据收集选择了方法。

四 本体论假设

本体论假设变革认为现实的观点是对社会的建构，但是，它拒绝接受文化相对主义。它认为现实是被建构的，因此那些有权力的人才可以让自己有实现更大权力的可能性。在范式变革中提出的本体论问题的例子包括：

 

现实是由何人如何界定的？现实情况是谁给的特权？什么是接受现实的社会正义？而这种社会正义是否尚未受到以权力差异为基础的批判性分析的影响？

 

Cameron通过文化敏感性把现实定义为建构幸福、逆境及其机制干预，比如对非洲或墨西哥美国青少年性亲密机制的干预。他们使用多种方式建构意义并理解其中的因果关系。面谈是一种收集数据的方法，它不是把研究人员的要求强加在青少年身上，而是建立在表达的基础之上，这种表达在群体文化中有特殊意义。面谈之后，研究人员要量化数据，以揭示两组群体之间在性实践方面的具体差异。

青少年在性亲密方面的观念与范式变革的本体论假设相一致。然而，研究人员需要关注并推动在建构意义的过程中青少年被选作参与者或被排除在参与者之外时对概念的理解，并提供住宿等适当条件来支持各种各样的文化团体的参与。选中和排除的决定可能反映一种神奇的同质性：定义一个人的性亲密观念主要依赖于他们确定的种族或族裔群体。相当多的研究揭示，性亲密观念的差异基于性别、残疾、家庭语言和交流方式等方面的差异。Chilisa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以非洲文化概念为背景的例子，男孩/男人和女孩/女人之间作为意义建构的一部分，权力差异极其重要。从本体论变革角度提出的问题包括：

• 选择或排除参与者的决定是如何做出的？

• 传统的边缘群体成员是包括在内还是被排除在外（如残疾人）？

• 如何在数据采集中处理性别问题？

• 如果参与者使用英语以外的语言，该如何满足他们的需求？

• 如果聋人也包括在内，该如何满足他们的交流需求？

• 在有限的资源内，能提供怎样的支持确保他们能够参加？

• 在两个相关样本的人群中，建构意义和小组目前的分歧是什么？

• 如果面对参与者的潜在暴力威胁，青少年如何受到保护？

Mouton和Wildschut在南非的项目中使用数学改善居住条件的战略例子强调了多样性。社区成员和研究人员意识到社区的多样性，试图从以黑科萨语为母语的学生和以彩色南非荷兰语为母语的学生中寻找代表。然而，传统黑人学校的学生没有足够的英语能力通过选拔考试，导致以南非荷兰语为母语的学生高比例入选到研究计划中。在这个过程中，研究人员发现，以黑科萨语为母语的学生也有足够的英语技能，并受益其中。Mouton和Wildschut报告中的分组分析表明：教师的教学水平与学生母语、课堂出勤之间的相关性。考虑到社区的多样性，研究人员试图为那些学生证明改善数学的必要条件。然而，他们的研究揭示了涉及社会正义的紧张局势。作为干预手段，在以英语为基础的方案中，那些取得成功并具有最大潜力的黑人学生将会接受服务，但那些没有接受过殖民语言教育的学生将不会获得这种服务。研究者对变革结果的解释表明，对那些没有足够英语技能的以黑科萨语为母语的学生而言，不同性质的干预措施是必要的。

五 认识论假设

如前所述，认识论假设厘清了研究者与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本质。在范式变革中，了解文化背景的复杂性和建立群体信任的问题非常重要。需要对研究人员的传统角色进行转变，包括：通过自我检查反思自己如何认知群体，通过何种适当的渠道和沟通方式与群体成员建立信任关系。建立信任意味着研究人员与群体成员形成了一种关系，即认同和解决权力的差异以及传统文化的差异。

正如Liebenberg指出的，成年人和青少年之间缺乏信任是一种寻常现象。为了收集有效数据必须建立信任。她提出通过视觉方法进行坦诚的交流。青少年的意见可以用来说明权力关系和自我陈述，帮助确认以青少年生活经验为基础的数据推论。Liebenberg断言，研究人员与青少年关系的发展并非没有问题，但是，它的潜力减少了文化误解。因此，文化能力的概念通过对象的转变顺利进入对话阶段。

文化能力是一个关键点，它涉及研究人员准确反映复杂群体文化的现实能力。Symonette指出，研究中的文化能力不是一个静止的状态。它好比一个旅程，通过自我反省和与群体成员的互动，研究人员深化了通过理解差异来获得权力和特权的认识。注4文化能力大致可以界定为一个系统，察觉范式的反应有利于积极认识、理解和鉴别在文化背景中出现的问题；架构并阐明研究努力中的认识论；在文化和内容上采用恰当的方法；通过运用利益相关者、诠释手段来得出结果，并进一步利用研究成果。文化能力的意义和文化责任评价方法包括但不限于转化和干预能力，这样他们才可以被群体视为合法。在这个过程中，研究人员作为一个亲社会变革者，有责任打击种族主义、偏见和一切形式的压迫。为此，研究人员的文化能力在于跨越分歧并建立融洽的关系，获得群体成员的信任，自我反省并察觉自己的偏见。

注4D. W. Sue & D. Sue, Counseling the culturally diverse: Theory and practice（4th ed. ）（New York: John Wiley&Sons, 2003）; H. Symonette, “Walking pathways toward becoming a culturally competent evaluator: Boundaries, borderlands, and border crossings, ”in M. Thompson -Robinson, R. Hopson & S. SenGupta, eds. , In search of cultural competence in evaluation（New Directions for Evaluation, no.102）（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2004）, pp.95-110.

六 方法论假设

该方法论假设的变革支持使用定量和/或质性方法。但是，对话关系以质性调查原则为基础，需要研究人员和研究对象确保群体的真实性。因此，混合方法的范式尤为适用于变革青少年抗逆力的研究。这种关系作为认识论假设变革的一部分，将引领社会成员在研究重点、数据收集、分析和使用等方面的判断。群体成员可以不同的方式参与；然而，他们的投入对保证从社区多样化成员中收集的有效数据进行修改是至关重要的，目的是收集到反映社会行动的数据。

混合方法适用于周期性模型，它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方法解决群体研究以及文化能力方面的社会变革之间的联系。如前所述，整个研究过程都需要群体的参与。研究目标是对群体可持续发展的贡献，研究重点应建立在群体协商基础上，研究结果与群体分享，并被群体参与社会变革和/或额外研究结果所使用。这种周期性模型因为资金问题可能很难实现，但是拥有短暂授权的研究人员仍然可以为未来研究或基于群体需要的制度变革提供政策建议。

使用单一的量化数据收集方法时，人们可能担心有些数据丢失，因为统计分析数据的列入标准非常严格。例如，Smith-Osborne的研究进行了青少年克服精神障碍与增强大专教育成就方面的综合分析。她要求研究对参与者的定量测量要以统计意义为基础。出于数据要求与综合分析相结合的目标，她重点研究了9个符合标准的被试者。她的研究结论认为，那些表现出建设性离开/重新进入策略的轻度残疾人的受教育程度显著高于重度残疾人。当一个小的研究样本被用于检测有精神障碍的青少年抗逆力以及他们随后获得的大专教育时，什么样的信息会被丢失？正如本文所推测的，它是方法间的对话，在青少年抗逆力研究中最有成效。人们可能会问，通过将严格的综合分析和文献回顾相结合，用于检测来自质性或混合方法的抗逆力将会得到什么？

参与式行动研究（PAR）的学者在研究中提供了多种涉及群体成员方式的例子。虽然PAR可能与范式变革原则相适应，但它的方法并不在其本身带来的变革性研究中。Whitmore指出，参与访谈可以由任何一个实际的或转型的方式所构成。实际参与研究的特点就是决策者和当权者的特点。参与研究变革要求研究者认识到：权力差异会导致研究过程中所做的决定和使用调查结果的潜在利益相关者边缘化。

Cameron描述了一个周期性的混合方法模型的研究，阐述了与模型变革相关的方法论的基本信念。一个倡议预防暴力的加拿大研究人员使用以社区为基础、参与行动为导向的混合方法进行探讨。研究问题由防止暴力产生的社区成员、性别研究理论框架确定者以及对女童表示关注的出资者共同提出。研究人员使用量化问卷调查，以确定被试者的暴力经历和他们希望看到的变化。他们还利用访谈获得质性数据。在这一过程中，参与者介入了导致青少年成为改革推动者的重要讨论。研究人员指出，干预模型可以推广到其他环境，参与者（很可能是那些需要更强有力干预的人）也可能受到干预的负面影响。根据调查结果，他们制定并实施的另一个研究是探讨青少年对压力的反应，而干预研究的另一个目标是孩子的应对策略。

Cameron及其同事的工作是一个典型的与范式变革相适应的周期性混合方法研究的例子。社区成员参与研究的几个关键阶段，包括问题产生的条件、数据分析、数据解释和调查结果的使用。研究的初步结果被用于探讨预防青少年暴力问题，并作为下一步研究的基础。

与上述提到的那些研究相一致，国际抗逆力项目（IRP）的发起是为了研究国际青少年抗逆力。该项目以参与者的行动哲学为基础，以混合方法的方式收集数据。它在青少年抗逆力以及对这一现象的研究方法方面已经产生了重要观点。不过，正如Cameron指出的，IRP研究中的定量和质性尚未完全实现，并涉及混合方法研究的很多共同问题。下一节将探讨一些挑战和在抗逆力研究中转变视角所使用的混合方法的好处。

七 混合研究方法：挑战与优势

Ungar和Liebenberg支持用混合方法研究青少年抗逆力，他们相信这样可以在研究成果的质量和数量之间实现更好的平衡。在青少年抗逆力研究中，由于涉及变量的复杂性和青少年背景的变化，Este、Sitter和MacLaurin认为使用质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很好。Teddlie和Tashakkori同样认为使用混合方法很有好处，他们还补充到，混合方法具有更大的深度和广度，能够回答那些单一方法不能回答的问题，为推论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持，并为不同意见的代表提供了机会。Teddlie和Tashakkori认为，无论方法本身带来什么样的挑战，混合方法的有效推论都依赖于收集数据时坚持有效性和可信性为适当标准。

研究术语的差异在混合方法研究中面临挑战。例如，质性研究的理论有效性是指研究中的数据与理论的阐述相一致。而定量研究中，理论的有效性是指研究结果与该领域的著名理论相一致的程度。

在IRP中，Cameron指出，使用混合方法表面上可能会增加挑战，包括研究者的专业知识、研究者的态度、跨越不同团队收集的定量和质性数据。Bryman的混合方法分析支持这一实施范围狭窄的社会研究方法。他回顾的大多数研究都是使用定量调查和质性访谈。他发现，没有证据表明研究人员能自觉运用定量和质性方法的多样性以达到混合方法的最佳利用。Bryman暗示，在设计混合方法时，如果有问题产生，部分原因是由于缺乏混合方法研究的使用准则。

笔者曾建议研究人员在各自的工作领域坚持适当的质性和定量标准。具体到这两种方法的衔接，我补充几个问题：

• 证明使用混合方法设计的多重目的和问题是什么？

• 配合研究目的与问题的恰当方法是什么？效果如何？

• 研究人员如何解决方法论方面的潜在冲突，以及范式设计和实施研究之间的紧张状况？

• 研究人员需要确认所收集的数据吗？特别是如果一个数据收集表格用于补充其他的相关限制时？

•研究人员如何从混合方法中集成结果？如果有必要，研究人员如何解释不同方法所导致的结果冲突？

• 在针对残疾、文化、语言、阅读水平、年龄、性别、阶级、宗教和种族/族裔等不同文化需求时，有何证据证明研究人员的开发设计采取了积极措施？

Milbrath、Ohlso和Eyre的危险行为研究为每个数据类型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混合方法设计，并在研究过程中为危急关头的两种数据类型搭建了桥梁，借此明了语言概念和群体文化可以准确描绘心理模型的构建，如性亲密关系，还允许不同文化群体之间保持联系。研究人员把得到Glaser公认的调查数据和访谈资料通过持续分析比较法制成模型，作为语言定量分析的基础。

Milbrath等人以亲密关系模型的具体文化差异为证，建议将其作为干预策略相关的文化基础。在范式变革研究的周期模型中，干预措施可以结合特定群体需求与影响最大的社会成员开展，定量和质性方法被用于检测变革执行的情况以及上述干预影响的效果。

正如本文中提供的案例，从事青少年抗逆力研究的学者正站在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他们可以继续使用标准单一方法实施非变革的研究，也可以使用混合方法（在适当的时候）设计并实施研究，即个人和群体的变革。进一步的探索还需要在规划、指导和使用抗逆力研究等方面进行严格的自我文化检测。在研究界，文化多样性体现在许多方面，诚然，社会正义准则、相互信任的建立以及尊重差异的观点在当代背景下是大有发展前景的。

 

注：本文选自Linda Liebenberg & Michael Ungar主编Researching Resiliense（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9）一书，经编者同意译为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