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学术创新，除了注重创新方法之外，还必须注意如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在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基础上创新。中国是一个文化资料大国，但不是一个文化理论大国。数千年的文化资料，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各具特色的地区性、民族性的文化资料，异彩纷呈，五光十色。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在我们祖先积累的如此深厚、多彩的文化资料基础上，本来是完全有可能建造出众多的文化理论。遗憾的是一百多年来影响世界的文化理论，主要是西方学者创立的。21世纪的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应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在中国丰富的文化资料基础上，独立建构各种与西方不同的理论、概念、方法和研究范式。

费孝通晚年曾十分惋惜地说：过去听拉德克利夫-布朗说社会学的老祖宗应当是中国的荀子，我一直想好好读一遍《荀子》来体会布朗这句话，但至今还没有做到，自觉很惭愧。

美国人类学家郝瑞曾说：“费孝通在1947年出版了他的《乡土中国》，在里面他尝试了走一条路，如果他能够继续走那条路，我觉得这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在那本书里，费孝通发明了一些新的分析模式，特别是他提到一个很难翻译的概念：差序格局。……他否定了西方所用的团体格局，而用的是差序格局这个词来代替，团体格局指的是相对于西方的个人社会而言，东方是团体社会，他拒绝用这种个人社会与团体社会的分化，而用差序格局来作为第三类方法。……但这是中国的学者用中国的经验、中国的语言、中国的观念来对人类学的理论做出的贡献。”可见，在中国本土文化资料的基础上构建与西方不同的理论，是学术创新的关键一环。

第二，中国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创新，主要目的是对世界学术提供独特的贡献。建构的新理论和新方法，既要适合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研究，同时也要适合全人类不同社会和文化的研究。

李亦园院士曾指出：“社会科学研究或社会科学的中国化其最终目的并非只是中国化而已，这一点是非常重要而需要特别提出来之处。中国化研究重要的目的固然不是被西方牵着鼻子走，进而发展我们自己的方法、观念与理论，使能更容易而清楚地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的真相，而提出与西方不同的看法与理论，说明西方观念所开展出来的理论并非唯一的认知自然真实的方法。但是，科学研究，即使是 ‘另类科学’，其最终的目的仍是在建构可以适合全人类不同的文化、不同民族的行为与文化理论，否则固步自封于中国文化的理论，也就与西方文化理论自以为是唯一的研究途径没有什么不一样了。”杨国枢院士在谈到心理学中国化时也说：“中国心理学者所设计的新方法，其适用范围未必只限于中国，将来其他国家的心理学者也可能加以采用。”

第三，学术创新不跟在西方人后面走，开创自己的研究领域。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研究的对象和内容也就不可能完全相同。在西方国家，也没有共同研究主题。例如，就人类学而言，美国学者偏重文化，英、法学者偏重社会结构和亲属结构等。社会学也一样，各国有不同的着重点。台湾社会学家蔡文辉说：“德国和法国的社会学理论较重视文化与历史，而美国的社会学则较重功利主义及现实社会问题，这是大家所共认的。在美国的社会学理论里，种族因素常是重要的概念成分，而在德法两国的社会里则很难找到种族问题的理论。”在西方是“学术前沿”，但在中国不一定是“前沿”。当然，西方的学术研究情况必须了解，但不能总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跑，别人研究什么，自己也研究什么。总是跟在别人后面跑，根本不可能创新。

台湾著名学者杨国枢和文崇一早在20世纪80年代便说：“多年以来，我国的社会及行为科学界，却一直忙于吸收西方的研究成果，模仿西方的研究方式，似乎已经忘记将自己的社会文化背景反映在研究活动之中。在缺乏自我肯定与自信心的情形下，长期过分模仿西方研究活动的结果，使中国的社会及行为科学缺乏个性与特征，终于沦为西方社会及行为科学的附庸。”两位教授还不无感慨地说：“……我们所探讨的对象虽是中国社会与中国人，所采用的理论与方法却几乎全是西方的或西方式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中国人；在从事研究工作时，我们却变成了西方人。我们有意识的抑制自己中国式的思想观念与哲学取向，使其难以表现在研究的历程之中，而只是不加批评的接受与承袭西方的问题、理论及方法。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充其量只能亦步亦趋，以赶上国外的学术潮流为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