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学术创新的方法

通过什么方法进行学术创新，笔者认为，主要有如下几种方法。

（一）原创法

所谓原创法，也就是前几年常说的“原始创新”“自主创新”，即独立创造前人未提出过的理论、观点和方法等。原创法主要方式是发现和归纳。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有一定的规律、法则或结构和功能，需要人们通过观察、研究去寻找或认识。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林顿认为，“发现是给知识增添新东西”。另一位著名人类学家霍贝尔（E. A. Hoebel）则认为，“发现是使某些已经存在，但过去不为人所了解的事物变得为人所知”。

原创法的形式多样，其中一种是选择新的研究视角。例如，人类学传播学派主要从文化传播的角度分析，功能理论主要从功能的角度探讨，结构理论主要从结构的角度进行分析，象征理论主要从象征的角度进行探索，各个学派的研究视角均不相同，从而提出不同的理论和方法。社会学也一样，结构功能理论、冲突理论、交换理论、互动理论都是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创新。

原创法的另一种形式是归纳、概括事物的本质及内在的关联性，从而提出新的理论或观点。英国哲学家培根曾形象地比喻，说明归纳法在创造性活动中的重要性。他说，我们不应该像蚂蚁，单只收集；也不可像蜘蛛，只从自己肚里抽丝；而应该像蜜蜂，既采集，又整理，这样才能酿出香甜的蜂蜜来。例如，英国人类学家泰勒主要归纳和分析原始民族关于梦境、幻觉、睡眠、疾病、影子、映像、回声、呼吸等现象的资料，从而提出原始民族相信非物质性的独立灵魂的观念，这些灵魂在物体中的去留决定着这些物体生命的有无。泰勒称这种观念为“万物有灵”信仰，他的理论也被称为“万物有灵论”。

（二）替代法

所谓替代法，或称争鸣法，即针对前人理论或观点、方法的不足，提出不同的意见，并构建新的理论或观点、方法代替前者。例如，英国人类学家R. R.马雷特（R. R. Marett）提出泛生论（Animatism，或称物活论或前万物有灵论）以代替泰勒提出的宗教起源的“万物有灵论”。马雷特认为，原始人在产生万物有灵观念之前，曾信仰一种无人格的超自然的神秘力量——马纳（Mana）。美拉尼西来人和玻利尼西来人中的马纳不是鬼魂与精灵，而仅仅是一种超自然的力。马纳是流动的，它可附着于万物之中，人和物一旦被附着这种力量，便与众不同。酋长和巫师一般都认为附有马纳，因而具有超凡的能力，并受到特别的尊重。如果酋长或巫师年老或其他原因，不能胜任本职工作，马纳便离开他们的躯体。马雷特认为，泛生信仰比万物有灵信仰更为原始，更为简单。后来这种观念人格化，才产生了万物有灵信仰。

笔者在1982年发表的《从哈、柯、汉亲属称谓看最古老的亲属制》（《民族研究》1982年第5期），也是提出与摩尔根不同观点的论文。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认为，最古老的亲属制度是按辈分划分的五等亲属制，即祖父母辈到孙儿女辈，他以马来亚式亲属制度为例说明其观点。我通过对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和客家人的调查，发现哈萨克和柯尔克孜等族的基本亲属称谓只有父母、兄弟姐妹和儿女三个等级。在客家人中，也存在不少称父母为哥哥、姐姐的现象，此外，在历史文献中，古代中原人也存在称父母为兄、姐的现象。于是我根据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古代汉人和客家人亲属称谓，论证最古老的亲属称谓制度是按老、中、幼划分的三等亲属制，而不是摩尔根所说的五等亲属制。

（三）修正法

修正法即修改或补充他人的理论、概念的方法。修正法一般是通过模仿，当发现问题后再进行修正。模仿是人的天性之一，模仿也可说是研究内容和材料的中国化。在模仿基础上修正西方的新理论，也是创新的一种形式。梁启超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提出修正西方理论的重要性，他说：“根据某学科已经发明的原则，证以本国从新搜集的材料；或者令原则的正确程度加增，或者必要时加以修正，甚至完全改造。”通过模仿，将会发现其长处与不足，才有可能提出修正或完全改造的方法。

台湾“中央研究院”原副院长、台湾大学心理学教授杨国枢20世纪70年代修正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麦克利兰（David McCleland）关于成就动机的理论和方法便是很好的例子。麦克利兰的成就动机概念具有高度的自我取向（selforientation）或个人取向的色彩。他认为，个人持有自己的“良好”或“优秀”的标准，而在做事时与自己的“优秀”标准相竞争的冲动便是成就动机。如果一个民族平均追求成就的动机很高，其经营能力和经济发展也会很高，因此其国力也加强；如果一个民族的成就动机很低，其经营能力和经济发展速度也会很低。他的理论是建立在许多国家大量的调查资料和文献资料上的，看起来极具说服力和可信度，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颇为流行。

杨国枢教授运用麦克利兰的理论和方法初步试测于台湾的大学生，但很不理想。因为“东方人基本上不是自我取向或个人取向的，而是他人取向的或集体取向的。他人取向或集体取向的人，常缺乏自己的 ‘优秀’的标准；不是内在的或自发的，而是外在的或人加的。他们之想将事情做好，并不是与自己私自怀有的标准相竞争，而是要符合父母、老师或上司等重要他人或团体所订立的标准”。于是，杨教授把成就动机加以扩展，将成就动机界定为：“与内在或外在 ‘优秀’标准相竞争的冲动。”他进而将成就动机分为两类：一是自我取向或个人取向的成就动机，二是他人取向或团体取向的成就动机。他认为，在西方人中，自我取向的成就动机特强，而在东方人中，他人取向的成就动机特强。他还进一步把父母对子女的成就训练分为个人取向者与社会取向者，前者注重独立性训练，后者注重依赖性训练。并认为自我取向的成就动机与个人取向的成就训练成正相关，他人取向的成就动机与社会取向的成就训练成正相关。这一套修改后的成就动机的概念与理论，不但可以同时用于西方人与东方人，而且也可以导出较多的预测。杨教授对麦克利兰成就动机概念和理论的修正，是创新方式之一，也是心理学研究本土化的一种形式。

（四）补充完善法

所谓补充完善法，即在前人提出的理论、概念或观点的基础上，进行补充和完善，形成自己的理论和方法。例如，关于“功能”，孔德、斯宾塞和杜尔干（迪尔凯姆）等人早就论述过，但没有把功能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杜尔干是最早给“功能”下科学定义的人，并运用功能分析法分析澳大利亚土著民族的图腾崇拜，因而被称为“功能主义之父”。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发展了杜尔干等人的功能思想，较系统、较全面地研究“功能”问题，形成影响世界的功能主义理论及其学派。社会学中的结构功能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墨顿（R. K. Merton）发展了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思想，提出的“显功能”“潜功能”“正功能”“反功能”等概念，以分析社会文化现象的各种不同的功能，使功能的概念更加全面和系统。

德奥传播学派的理论也是不断丰富和完善的。“文化圈”这一术语及其概念最初是由德国著名人类学家和地理学家拉策尔的学生弗罗贝纽斯（L. Frobenuius）首先提出的。F．格雷布纳（F. Graebner）继承和完善了拉策尔和弗罗贝纽斯的理论，系统地论述了文化圈理论和方法，创立复原人类文化史的“文化圈-文化层”分析法。奥地利学者施密特（W. Schmidt）继格雷布纳之后进一步发展了文化圈学说，提出“文化圈进化论”。

再如交换理论，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认为，早期的交换包括职位交换、婚姻交换、物物交换等，他的交换理论被认为是功利主义的理论。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研究了原始民族的交换行为，提出与弗雷泽不同的交换理论——符号交换论，他认为人类早期的交换只是满足最简单的需要，并按最简单的经济方式实现这种需要；创立并维持交换关系的力量并不是经济需要，而是心理需要；符号或象征物交换是基本的社会过程，它构成社会等级分化或把社会整合为具有内凝力和团体整体的基础。

法国人类学家莫斯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他认为，早期的交换形式不是在个体之间，而是在集体之间进行，它主要采取“馈赠”的方式。莫斯指出，在“社会交换”中有三重义务，即施（to give）、受（to receive）与报（to repay），形成馈赠—接受—回报模式。他说，每个交换行动不但使这个人与那个人结合起来，而且使社会的这个部分与那个部分结合起来。

（五）综合法

中国历史悠久，许多文化现象萌发于遥远的古代。数千年来，中国国内各民族的文化、中国文化和佛教文化、中西文化混杂交融，形成博大精深、极为复杂的文化系统。许多文化现象无法运用西方某一种理论和方法来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只能采用综合的方法。综合又可分为多种形式：一是综合各学科理论的方法；二是综合西方人类学各学派之长；三是综合中西之长。

其一，综合各学科之长。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相结合进行综合研究，是社会科学发展的一大趋势。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相结合进行综合研究，是社会科学发展的一种大趋势。在人类学历史上，不少理论是在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例如，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理论和方法是综合了语言学和心理学等学科有关理论与方法形成的。

其二，综合本学科各学派之长。100多年来，西方社会科学各学科先后出现众多的学派。各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各有其长处，也各有其缺陷。各个学派都从不同的角度对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进行解释。每一个学派都偏重某一方面，而忽略其他方面。例如，人类学中的功能学派从功能的角度研究人类社会和文化，而结构学派则从结构的角度进行分析。综合同一学科各学派之长，也是创新的一种方式，人类学中的文化心理学派（文化与人格学派）是在综合了美国历史学派和功能学派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派的基础上形成的，象征学派是在综合了杜尔干的社会学派、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基础上形成的。

其三，综合中西学之长。任何国家的学术思想和方法，要想在世界学术之林占有一席之地，必须在本国学术传统基础上创新和发展。为什么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的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均有所不同，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各自的学术传统不同。例如，法国著名学者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理论和方法是在法国学术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继承和综合了法国著名的前辈学者的理论和方法，如卢梭的哲学思想、杜尔干的社会学理论、莫斯的交换理论等，并吸收其他国家一些学者的理论和语言学的方法而形成的。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主义理论也一样，都是在继承和弘扬英国优秀学术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如果没有里弗斯、冯特、斯宾塞、弗雷泽等人的学说为基础，其理论也就不可能成为影响世界一个时期的理论。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要想为世界学术界作出较大的贡献，只靠模仿和综合西方各学派之长是不可能的。只有继承、弘扬本国优秀的学术传统，同时吸收西方社会科学有价值的理论和方法，并使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之具有中国的“魂”和“体”，才能逐步形成一种既与传统有别，又与西方不同的研究方法，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中国化。

（六）移植法

在现代科学领域，各种方法的相互移植非常普遍，方法的嫁接现象十分突出。数学方法开始只是在力学、天文学等比较古老的学科中得到初步运用，后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学方法的运用就广泛起来。

方法的移植具有深远的科学意义，有时方法之间的相互移植甚至成为一系列新兴学科的生长点，形成新的边缘学科。另外，方法的移植也是产生和创造新方法的重要途径和主要手段之一，如历史模型法就是将数学方法和模型方法嫁接到历史现象上而形成的。

西方不少人类学家都认为，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是不可分的，并认为必须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例如，人类学进化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英国人类学之父泰勒认为，人类文化史是自然史的一部分，他“试图将自然科学方法运用于文化现象的研究”, “把一切类似的文化现象比作 ‘自然科学家研究的植物物种和动物物种’”。在他看来，研究各种文化现象的分布，应当“像自然科学家研究植物物种和动物物种的地理分布一样”。英国结构-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拉德克朗夫-布朗也说：人类学是“关于人类社会的理论性的自然科学”。结构主义创始人列维-施特劳斯曾说：“结构主义基于一种观点，即人类行为可以像植物或化学元素一样，用科学方法分类。……有必然的规律控制人类行为，就像有必然的规律控制受精或细胞生长一样。列维-施特劳斯相信，你可以用植物学家研究阿米巴同样的方法，去研究一个部落。”

人类学中的不少理论都是在移植自然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例如，19世纪下半叶形成的进化理论是在生物进化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功能”“结构”等概念都是从生物学中引入人类学的。新进化论代表人物怀特借用自然科学的“能量学说”解释文化进化。在他看来，人类利用能量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人类主要依靠自己的体能而获取食物的阶段，即渔猎采集时代；二是人类能够通过利用自然界中能源——太阳能而获取食物的阶段，即农业和畜牧业时期；三是通过动力革命，对新能源如煤、油和水力资源充分利用的阶段，也就是现代工业化时代；四是人类能够利用原子能的时代，也就是当代世界。

人类学本来就是一门横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性学科，它研究人的两种属性：生物性和文化性。从生物与文化两方面研究人，是人类学与其他学科最大的不同之处。另外，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既有自然的属性，又有社会的属性。许多问题尤其是难度较大的问题，只运用一种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难以进行科学的解释和论证，需要多学科合作或吸取多学科之长。例如，研究民族来源，如果结合生物遗传学等自然科学，必将得出更为科学、可靠的结论。研究中国气功也一样，必须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才有可能取得较为理想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