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封建迷信、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
很长一段时期以来，我们在谈到文化遗产时，经常使用的一对概念是“精华”和“糟粕”。与此相应，对待文化遗产的正确态度，也被表述为“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直到今天，这对概念及相关表述仍然属于主流话语，只不过出现的频率有所下降。
仍在使用，表明它有合理性，当然此合理性是与“古为今用”的现实目的有关的。出现频率下降，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人们渐渐感到这种“二分法”失之于粗浅。何为“精华”，何为“糟粕”，其间的界限往往并不分明，去取标准又易为一时风尚所左右。更重要的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立足点是今胜于古，因而这一话语不经意间所显露出来的，是对自身的过于自信和对古人的几分傲慢，以及些许功利主义的味道。
和其他古代作品一样，《三国演义》里面也有所谓“精华”和“糟粕”之分。“精华”且不论，这里要说的是“糟粕”之一——“封建迷信”，也就是那些神神鬼鬼的部分，诸如占星望气、冤魂索命之类。如果把外延规定得更宽泛一些，所谓宿命论、天命观等也可以包括在内。站在科学主义立场，我们当然可以肯定地说这些是“封建迷信”
。不过“封建迷信”这个词的价值判断的成分远远多于认知判断，因而它具有极大的“遮蔽”功能，历史的复杂内涵往往为简单的是非评判所掩盖。如果不单纯以科学主义的观念来给作品里的相关内容下结论，那么我们就会知道，在古人的思想世界里，在《三国演义》的“话语体系”里，作为“糟粕”的“封建迷信”与那些“精华”实生于同样的土壤，彼此难以分割。如果非要做出非此即彼的取舍，“精华”也许能够留下，可是它已经死亡，生命的灵气早就走漏精光。
谓予不信，试看二例。嘉靖本卷十九《孔明初上出师表》，北伐之前，太史谯周进言：“臣夜观天象，北方旺气正盛，星曜倍明，未可图也。”诸葛亮却说：“天道之理，变易不常，岂可拘执也？吾今且驻军马于汉中，观其动静而行之。”谯周等谏之不从。又，卷二十一《诸葛亮六出祁山》，出征前谯周又奏：“臣今职掌司天台，但有祸福，不可不奏。近有群鸟数万，自南飞来，皆投于汉水而死，此大不利也。今夜臣仰观天象，见奎星躔于太白之分，乃盛气在北，不利伐魏。况成都人人皆闻柏树夜哭。有此数事，不祥之兆，丞相只宜守旧，决不可妄动也。”谯周所言不虚，因为对手司马懿夜观天象，也看出“中原旺气正盛，彗星犯于太白，大不利于西川”。可是诸葛亮却说：“吾受先帝托孤之重，当竭力讨贼，岂可以风云虚谬之兆，而废国家之大事耶？”以科学主义的眼光来判断，诸葛亮无疑是“唯物”的、“正确”的，而谯周、司马懿则太“迷信”了——人事与星象有何干系？然而我们记得，诸葛亮恰恰是精通各种法术之人，他占星看相、呼风唤雨、装神弄鬼，无所不能，以致清代史家章学诚对他极为不满：“诸葛丞相生平以谨慎自命，却因有祭风及制造木牛流马等事，遂撰出无数神奇诡怪，而于昭烈未即位前，君臣寮宰之间，直似《水浒传》中吴用军师，何其陋耶？”但是，假如诸葛亮真的很“唯物”，很“正确”,《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要大打折扣了。唯有写他深谙此道，在北伐一事上却不依此道，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儒家精神才体现得更为深刻和动人。毛评本第九十七回总评有云：“人知武侯之智不可及，不知武侯之愚不可及。料其事之必成必利而后为之，此智者之事也；不能料其事之必成必利而亦为之，此愚者之心也；不能料其事之必败必钝而蹈之，此愚而愚者之事也；能料其事之必败必钝而终必蹈之，此智而愚者之心也。”诸葛亮的“料事”，是与他的法术本领密切相关的。所以北伐时的“不迷信”唯有与他一贯的“迷信”联系起来看才有意义。
同样，孤立地看诸葛亮一人的“迷信”也没有意义，“迷信”唯有成为小说人物普遍的知识构成，诸葛亮的“迷信”才不会是一个突兀的存在。即以占星为例，《三国演义》中精通此术者不少。如汉桓帝时，辽东人殷馗看到黄星现于楚、宋之分，认定五十年后当有真人起于梁、沛之间。结果过了五十年，沛国谯郡人曹操一统北方；袁绍的谋士沮授，夜观天象，见太白逆行于柳、鬼之间，流光射入牛、斗之分，知道有“贼兵劫掠之害”。果然，此时曹操正往乌巢进发；刘璋的史官谯周见群星聚于蜀都，其大星光如皓月，认为这是帝王之相。而事实上，不久刘备即入主益州。凡此种种，皆可以表明诸葛亮的那些“迷信”本领，其实也很平常。
我们还可以作这样一层假设：假如《三国演义》没有写到这些“封建迷信”，那么，作为一部以汉末三国的历史事实为主体的小说，它在反映历史真实方面反而做得不够（当然这一点不足以成为评判小说成就高下的标准）。因为在汉代社会，以预测祸福为主旨的数术方技知识，普遍存在于知识阶层的思想体系之中，即便是儒者和官员，精通此道者也不乏其人。嘉靖本卷二十一《孔明秋夜祭北斗》，主簿杨颙说到一件著名的事：西汉丞相丙吉当政，“不问横道死人，而忧牛喘”。为何如此呢？据《汉书》卷七十四本传，丙吉解释说：“民斗相杀伤，长安令、京兆尹职所当禁备逐捕，岁竟丞相课其殿最，奏行赏罚而已。宰相不亲小事，非所当于道路问也。方春少阳用事，未可大热，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时气失节，恐有所伤害也。三公典调和阴阳，职当忧，是以问之。”杨颙讲此事，目的是劝诸葛亮不必亲理细事，以免劳神伤体。我们由丙吉自己的解释，还可以知道，作为位居三公之人，其职责是“调和阴阳”。而牛是否反常喘气，实乃阴阳是否失调的征兆，所以他要特别关注。这只是汉代官员运用“象数之学”的一个例子而已。《后汉书》卷八十二上《方术传上》云：“汉自武帝颇好方术，天下怀协道艺之士，莫不负策抵掌，顺风而届焉。后王莽矫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谶言，士之赴趣时宜者，皆驰骋穿凿，争谈之也。……自是习为内学，尚奇文，贵异数，不乏于时矣。”这说的是方术盛行得益于上之所好。葛兆光先生曾谈到汉代儒者对此类知识的自觉接受：“当儒者所奉的经典中缺少 ‘指象’，不能预见未来有何吉凶祸福，不能指示社会如何祈禳趋避的时候，他们就不自觉地要引进一些来自天象历算推运占星望气一类的知识与技术，来填充、修补或扩张自身原来的思想体系，其中《易》、《诗》、《春秋》是首当其冲的，《易》之阴阳，《诗》之比兴，《春秋》的灾异天变，都成了容纳与推衍天人感应的空间，他们通过征兆或象征，引入望气、星占、物验等等知识，借助阴阳五行的理论，采纳方术中的卦爻、干支与天象历算方法，把它们附会到政治问题上，以此来调节政治的运作。”明乎此，我们就可以说，《三国演义》如果没有“封建迷信”的内容，反而缺少“真实性”。
也正基于此，我们可以知道，小说里无论哪种类型的“封建迷信”，都是同一文化土壤上的产物。因而区分其性质并做出高下判断，就属于“现代话语”。如有论者指出，《三国演义》里的一些内容，表面看来是迷信描写，但它们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情绪，“实际上是一种积极浪漫主义的表现”。具体例子如董卓死后，临葬之期，天降大雷雨，平地水深数尺，霹雳震开其棺，尸首提出棺外。晴后再葬，是夜又复如此。三次改葬，皆不能葬，零皮碎骨悉为雷火消灭。嘉靖本于此曰：“岂无天地神明乎？”毛评本曰：“天之怒卓，可谓甚矣！”的确，“天”惩董卓，与人们的愿望和情绪完全一致，但我们应该认识到，如果以科学主义的理性眼光视之，此类内容与冤魂索命之类在本质上并无二致；如果称前者是积极浪漫主义，后者也应该是浪漫主义，只不过是“消极浪漫主义”而已。也就是说，“封建迷信”在“人民性”这一伦理范畴的差异，不能作为“科学性”这一认识范畴的界定标准，也不能借以进行“浪漫主义”或其他什么主义的“文学性”评判。
同理，对小说中的某些“封建迷信”作“科学性”的解读，进而作“现实主义”的判断，也属于“现代话语”，能否适用于《三国演义》这一古典小说，似乎应打一个问号。例如诸葛亮祭东风一事，不少人认为他既然通晓天文地理，就有可能预测天气，东风实际上是他“算”来的，“祭”只是用来麻痹周瑜的幌子而已，因而这种看似“迷信”的内容仍不失为现实主义的手笔。按照常理，如此推断确有道理。自然科学的知识可以拓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视野，这一点毋庸置疑，程千帆先生就曾说：“格物之学未明，则致知之功盖阙。非古今人之不相及，而时实使之也。夫科学所以格物，文学所以状物，二者若不相谋。然必格物之术愈工，则状物之精愈显，是又足以相成。故近世言批评者，往往借助于自然社会诸科学，未尝暧姝于一家之言而自画也。”只是，“格物”之学在文学研究中，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它可以拨开许多迷雾，但也往往不能够解决实质问题。具体到《三国演义》，有些实例，如从科技的角度对“木牛流马”进行还原解读，是可以的。因为《三国志·诸葛亮传》就有“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驽，木牛流马，皆出其意”的记载，裴注引《诸葛亮集》还载有木牛流马的具体制造方法。而《三国演义》的描写则有很多夸张和神化，因此探究其本来面貌，是有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行的。清代俞樾《茶香室三钞》卷二十六《木牛流马异说》转引元人《事物纪原》的说法：“蜀相诸葛亮之出征，始造木牛流马以运饷。盖巴蜀道阻，便于登陟故耳。木牛即今小车之有前辕者，流马即今独推者是，而民间谓之江州车子。”俞樾说：“《事物纪原》所云，不知本于何书，录以备考。蜀道崎岖，如《亮集》所载木牛流马之法，恐不可用，《纪原》之说，或转合当时事实乎！”范文澜先生指出：“木牛是一种人力独轮车，有一脚四足。所谓一脚就是一个车轮（‘转者为牛足’，足字应作脚字）。所谓四足，就是车旁前后装四条木柱，行车停车时不容易倾倒。木牛能载一人一年的食粮，单行每天走几十里，群行走二十里，虽然很慢，推车人却不大劳苦。流马是改良的木牛，‘前后四脚’，即人力四轮车。流马能载四石六斗食粮，比木牛多载，一天大概也只能走二十里。原来车用两轮，诸葛亮改为一轮和四轮，确是新的创意，用慢而稳的车来节省运军粮的民力，也符合他那种谨慎的性格。木牛流马都很缓慢，经民间改良，成为常用的某种独轮车和四轮车，群行一天也能走几十里。有人以为奇物失传了，深为惋惜，其实有用的奇物一般是不会失传的。”像这样的“格物”之学，当然有助于我们对《三国演义》的认识，不过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历史研究。对于《三国演义》而言，木牛流马仍然属于“神奇法术”而非“技术创新”。“祭东风”更是如此。《三国志》注引《江表传》只是说东吴火攻曹操，“时东南风急”，并无诸葛亮祭风之事。这桩没有史实依据的事情，在《三国演义》里是和诸葛亮的其他本领，如五丈原祭北斗以求增寿等，属于同一法术体系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曾遇异人，传授八门遁甲天书，上可以呼风唤雨，役鬼驱神；中可以布阵排兵，安民定国；下可以趋吉避凶，全身远害。”（嘉靖本卷十《七星坛诸葛祭风》）如果从气象科学的角度分析其中的某些法术，实际上是人为地分解了这一体系。其结论也许符合我们的生活常识，却已经与小说本身没有多少关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