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循环与进化

谈论古代文学作品，曾经流行的一种表述方式是，肯定其进步性的同时，指出它的局限性，包括时代的局限、阶级的局限等，然后再来一段“当然，我们不可能要求几百年前的作者达到我们今天的认识高度”云云。这种表述方式最大的好处在于，能让我们直截了当地知道古代作品中，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有利于我们正确地继承祖国的文学遗产”。但同时，这种简单的二分法，以及“局限性”一词的价值判断，也很容易让我们忽视那些“局限”的背后，其实很可能有着复杂的内涵或深刻的意义。这里要说的是《三国演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历史循环论”。

所谓“历史循环论”，最直白的表述就是毛评本开篇和结尾的两段话：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国分争，并入于秦。及秦灭之后，楚、汉分争，又并入于汉。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一统天下，后来光武中兴，传至献帝，遂分为三国。

自此三国归于晋帝司马炎，为一统之基矣。此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者也。

这是《三国演义》讲述历史的基调。称之为“唯心主义历史观”，当然是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标尺的。唯物史观，中学教科书讲得很清楚：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两种历史观的区别显而易见：一个讲循环，一个讲进化。持进化论者称循环论是落后的，而持循环论者也不会轻易相信进化的观点。

然而细究起来，进化论与循环论所关注的实非同一话题，因而两者之间也就没有实质上的可比性。历史进化论者，或指社会形态的发展，如马克思主义所谓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人类社会由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进化；或指历史的某些方面的发展方向，梁启超先生云：“历史现象可以确认为进化者有二：一、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的确一天比一天认得真切，而且事实上确也著著向上进行。二、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 ‘文化共业’永远不会失掉，所以我们积储的遗产的确一天比一天扩大。”杨联陞先生云：“西洋人所谓进化进步，并不是说事事物物，全都进步，也不是说进步一定永久继续下去，无尽无休，只是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例如几千年几万年），对于若干事物的继续进步，尤其是对于人类的前途，抱有一种乐观的看法。而且这种乐观的看法，成为历史上的主要力量，在西洋也只是近三百年来的事情。”而历史循环论，其主体部分实际上应该叫作朝代循环论，它说的不是社会形态或历史趋势，而是朝代的兴亡更替（狭义）、治乱盛衰（广义）。朝代循环，是中国古代历史的客观事实。朝代循环论与历史进化论，应该互为补充，而无“局限”与“进步”之分。

视历史（朝代）循环论为“局限性”，乃由于误以为“天下大势”即社会形态或历史趋势，而不明其为政权形式。此外，当与“天命观”有关。刘备一顾草庐时，与诸葛亮的朋友崔州平有一段对话：

州平曰：“将军欲见孔明何为？”玄德曰：“方今天下大乱，盗贼蜂起，欲见孔明，求安邦定国之策。”州平笑曰：“公以定国为主，虽是良心，但恨不明治乱之道。”玄德请问曰：“何为治乱之道？”州平曰：“将军不弃，听诉一言。自古以来，治极生乱，乱极生治，如阴阳消长之道，寒暑往来之理。治不可无乱，乱极而入于治也。如寒尽则暖，暖尽则寒，四时之相传也。自汉高祖斩白蛇，起义兵，袭秦之乱，而入于治也。至哀平之世二百年，太平日久，王莽篡逆，由治而入乱也。光武中兴于东都，复整大汉天下，由乱而入治也。光武至今二百年，民安已久，故起干戈，此乃治入于乱也。方今祸乱之始，未可求定。岂不闻 ‘天生天杀，何时是尽？人是人非，甚日而休？’久闻大道不足而化为术、术之不足而化为德，德之不足而化为仁，仁之不足而化为俭，俭之不足而化为仁义，仁义不足而化为三皇，三皇不足而化为五帝，五帝不足而化为三王，三王不足而化力五霸，五霸不足而化为四夷，四夷不足而化为七雄，七雄不足而化为秦、汉，秦、汉不足而化为黄巾，黄巾不足而化为曹操、孙权与刘将军等辈，互相侵夺，杀害群生，此天理也。往是今非，昔非今是，何日而已？此常理也。将军欲见孔明，而使之斡旋天地，扭捏乾坤，恐不易为也。”

崔州平所言，从“自高祖斩白蛇”到“民安已久”，大体上属于事实陈述。由此事实得出的结论有二，一是历史循环，即“治极生乱，乱极生治”[注2]，这是回顾过去；二是天命难违，即“民安已久，故起干戈，此乃治入于乱也。方今祸乱之始，未可求定”，这是由过去推断现在。也就是说，前者以历史事实为论据，总结规律，用的是归纳法；后者用总结出的规律，推测此后的走向，用的是演绎法。问题的关键是，在这两者转接的过程中，天命观介入了循环论，即归纳的是循环论，用以演绎的却是循环论加天命观。循环论指向过去时，它是“小心的求证”；指向未来时，不免是“大胆的假设”；融入天命观，就只能是“主观的臆想”了。

[注2]任矜《三国演义的治乱观》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角度作过阐发，可资参考：“根据崔州平的言论去研究，‘乱’是 ‘久治’以后的产物，‘治’则孕育于 ‘祸乱’之中，因为生活于 ‘久治’时期中的人群，以 ‘治世’无所恐惧，渐渐忘却了治道，去追求安乐，追求安乐的结果，有许多人演变成为意志颓唐，有许多人演变成为贪欲横生，于是 ‘祸乱’便随着这样的演变，渐渐的怀孕发育了。生活 ‘久乱’时期中的人群，受 ‘乱世’忧患环境的刺激，感觉消灭变乱建设治道的重要，就有许多人演变成为忠勇奋发，有许多人演变乐于成仁取义，于是治道亦随着这样的演变，渐渐建设起来。先贤所谓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就很可以视为治乱演变的原则。”（《上海宁波公报》1941年“三周年纪念特刊”，第11页）

论者或指出，循环论有“局限性”，也有“进步性”（或曰“积极意义”）。局限性者，如“无论 ‘分久必合’或 ‘合久必分’，只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所发生的一种现象，并不能说明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分合说’主要还是从现象上形式上看问题，其基本思想倾向是将政治问题道德化、伦理化，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进步性者，如“这部小说在当时就通过崔州平之口公开声称历史有分有合，没有万世一统的永恒帝业，看到了社会是在不断变化的，或分或合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比宣扬 ‘圣人之业，万世不变’的社会历史观要算是进步的了”。“‘分合说’表达了作者对封建社会政治的深刻认识和维护国家统一的进步思想。”这些评价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无论是谈局限性，还是谈进步性，其立足点都是思想价值，对于一部文学作品来说，有没有揭示本质规律，有没有深刻的思想，历史观是否进步，等等，可能重要，但不一定是最重要的，或者不是唯一重要的。换个说法，前面的评价可以用来谈《三国演义》，但更适合有关三国的学术著作。

相对于思想层面的“局限性”或“进步性”，小说的“诗心”或许更具魅力。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循环论，或者说杂糅了天命观的循环论，参与建构了小说的美学价值，因而也就不存在“局限性”与“进步性”之分。盛衰兴亡，循环之道，皆有定数，在此基调上讲述历史，悲剧感随之而来。譬如，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依然无法挽回蜀汉衰亡；刘备集团代表道德和正义，却未能取得最终胜利。历史（朝代）循环的天命之下，人的力量、道德的力量是如此的微弱，这不能不令人伤悲！但同时，《三国演义》又不仅表现了悲剧感，更有具体人事之外超越感。正因历史（朝代）循环，天命有数，所以一时、一地、一人、一姓、一国的成败便只是此循环之一节，因人不能胜天而带来的悲剧感亦得以消解。“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毛评本以“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作一部大书的开篇，又将这首《临江仙》置于卷首，《三国演义》的历史感便显得尤为开阔和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