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泛谋略化”与“去诗心化”

几部古典小说名著当中，最富有现实意义的应该是《三国演义》。后人总能从书中获得各种启迪，进而引发对当下现实的思考。甚至以此书为克敌制胜的枕中秘籍者，也不乏其人。如清代魏源《圣武记》卷十三《武事馀记》云：“又闻额勒登保，初以侍卫从超勇公海兰察帐下，每战辄陷阵，海公曰：‘尔将材可造，须略识古兵法。’以翻清《三国演义》授之，卒为经略，荡平三省教匪。是国朝满洲武将不识汉文者，类多得力于此。”《缺名笔记》云：“本朝羁縻蒙古，实是利用《三国志》一书。当世祖之未入关也，先征服内蒙古诸部，因与蒙古诸汗约为兄弟，引《三国志》桃园结义事为例，满洲自认为刘备，而以蒙古为关羽。”蛮（黄人）《小说小话》云：“张献忠、李自成，及近世张格尔、洪秀全等，初起众皆乌合，羌无纪律。其后攻城略地，伏险设防，渐有机智，遂成滔天巨寇；闻其皆以《三国演义》中战案，为玉帐唯一之秘本。则此书不特为紫阳《纲目》张一帜，且有通俗伦理学、实验战术学之价值也。”

再看现代以来，有人分析小说里刘备、孙权、曹操和袁绍的成败，得出两个答案：“（一）凡是有人才，能用人才，又能使人才不相忌不相争，必然成功。（二）凡是有人才，不能用人才，而人才又相忌相争，必然失败。”由此观照现实：“根据这两个答案，我们便可瞭然于中山先生的主义和政策所以至今还不能实现和中国所以要受日本压迫的道理。”又有人从刘备不忍夺刘表基业一事引发感想：“刘备虽然也是个想做皇帝的枭雄，但还知道不取同宗的基业，且更懂得同宗的基业，必须从敌人手里拿回来。现在一些想作刘备的人，却偏和刘备相反，被敌人夺去的基业 ‘不抵抗’, ‘不反攻’，不敢动他一根毫毛，在同胞手里的基业却拼命去夺，诸葛亮若在，一定也要俏皮他道：‘当日要放弃东北，今日却想耶！'”凡此种种，上升到学术层面，便形成了《三国演义》研究中的一大分支——应用研究。现今这方面的论著很多，诸如《三国演义与经营谋略》、《三国演义谋略与领导艺术》之类，但它们在学术界的地位似乎并不高。论著很多，是因为这部小说里确有很多智慧和计谋，对现实生活具有启发意义。领导艺术、军事科学、商战技巧、外交策略、人才竞争等，几乎都可以从这部书里获得灵感，“精神宝库”一词可谓对其现实意义的最高评价，《三国演义》也因此成为极具实用价值的一部古典小说。

地位不高，大概一则由于应用研究属于“交叉学科”，它横跨多家，可在哪家都没有“正统”地位，除非它自己的山头立稳了，可与别家并驾齐驱。二则，似与“道德感”有关。《三国演义》应用研究的中心是谋略学。谈论“诡诈权谋”，颇为道德感强烈的人和貌似道德感强烈的人所不齿。于是有一部谈《三国演义》谋略的书，其序言便这样为自己打气：“其实，读《三国》，学 ‘诡道’，这并不可怕，并不奇怪，相反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这部优秀的历史小说，地地道道是一部形象的兵书。在兵书中，‘诡道’是智慧的代名词。”“倘若我们能以形象的兵书观之，把无意中学到的 ‘诡道权谋’之术用于敌，那么，‘废料回收’, ‘糟粕’也是可以变为财富的。”用“《三国》是兵书”来证明“诡道即智慧”，颇为牵强；“糟粕变财富”云云，又有些“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味道。透过这段并不有力的辩解，我们不难体会到“道德感”的巨大威力。三则，直接为现实服务的研究，易失之粗浅，至少人文科学是这样。就说三十几年前，大量将《三国演义》与“儒法斗争”牵扯到一起的文章，今天看来，价值几何？所以尽管《三国演义》的应用研究看起来很“热”，但文学研究者，对此持观望态度的，远远多于介入此领域的。

撇开狭隘的学科意识和道德偏见，应该说应用研究确有其学术价值。这方面，沈伯俊先生的观点比较通达：“对 ‘应用研究’，应当看到其开启人们思维的价值，不应简单地予以排斥和否定。恢宏的气度，开放的眼光，多维多向的视角，将使《三国演义》不断焕发出新的光彩。”尽管如此，我们仍应警惕以谋略学为中心的《三国演义》应用研究的理论误区，即“泛谋略化”和“去诗心化”。过多地以谋略之眼看待小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人物事件无往而非权谋算计，小说更为丰富的内涵往往被遮蔽，甚至消磨殆尽。尤其关键的问题在于，应用研究的本质是追求成功、避免失败，而就总体而言，《三国演义》偏偏是一部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大书。

“泛谋略化”——过多地以“谋略”为切入点分析《三国演义》——其结论往往与小说的实际情形不相吻合，可以看以下数例。

其一，“刘备摔阿斗”。有一部题名《权谋：“三国”群雄争霸十大厚黑》的书，其中“人心可以收买——掷阿斗众将动容表忠心”一节有言：“他（刘备）通过让阿斗受点皮肉之苦，而收得众将之心，这就是《三十六计》中的第三十四计——‘苦肉计’的具体运用。”按照该文的意思，我们应该学习刘备善用权谋，为自己的事业打下好的基础。然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假如我们真的理解了这一事件，并向刘备学习，恐怕不能够学到收买人心的权谋。

“刘备摔阿斗”与“收买人心”，其间的“必然联系”并非该文所发明，民间早有“刘备摔阿斗，收买人心”的俗语。只是该文鼓励人们学习这种做法，与俗语微含讽意已有不同；又把此一事件与苦肉计挂钩，更强化了其中的权谋意味。但若综观刘备一贯的行事方式，此举未必就是权谋。可与此事联系起来看的有两件事，一是张飞未能保护好嫂夫人，失了徐州，欲拔剑自刎，刘备向前抱住，夺剑掷地，道出一番“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的话，“说罢大哭。关、张俱感泣”。二是关、张二弟死后，刘备决意伐吴，他说：“朕不与弟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结果大败。由此二例可见，在《三国演义》所写的刘备心里，兄弟之谊是最高原则，妻子乃至国家利益皆可让位于它。刘备与赵云之间，虽未结拜兄弟，但情分亦如同手足，以当时情境而论，其视赵云安危为第一重要，绝非没有可能。若以“摔阿斗”为谋略，则“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和“为二弟报仇”也应是谋略。然而即便是视“摔阿斗”为用“智”的毛宗岗，于“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那段话下亦批道：“今之因妯娌不睦，而致兄弟不睦者多矣。同胞且然，何况异姓？观玄德数语，胜读《棠棣》一篇。”（第十五回）而在另一处有这样的批语：“闻家眷失陷，只默然不语，后见翼德欲自刎，却放声大哭。是至情，亦是妙用。”（第十四回）虽以“妙用”立论，但仍与“至情”并举。而于伐吴一事，则全不作谋略观：“为三人之义而讨孙权，岂得以此訾先主！”（第八十一回）“今人称结义必称桃园，玄德之为玄德，索性做兄弟朋友中立极之一人，可以愧后世之朋友寒盟、兄弟解体者。”（第八十二回）由此可见，以“摔阿斗”为谋略，与刘备的其他类似事迹不合[注1]。杜贵晨先生曾有专文就“刘备摔阿斗”作细致辨析，指出人们误读此故事的原因，一是明清之际评点家的误导，二是未能顾及刘备“江湖亡命之徒的性情”，可以参看。需要说明的是，指出刘备摔阿斗不是收买人心的权谋，并不是说这个举动就值得肯定。我们在这里只是做事实辨析，而非价值评判。像王靖宇先生所说的那样：“在刘备和赵云之间这种肝胆相照的情谊中，我们看到了人性中真正可贵的一面。一定要把如此纯真、高贵的场面说成是矫揉造作，也未免太煞风景了吧！”虽然刘备此举不是“矫揉造作”，但“纯真、高贵”的评价也不恰当。刘备视“大将”、“兄弟”重于“孺子”，不“高贵”，也不“卑下”，仅此而已。

[注1]此外，汉武帝曾说：“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躧耳。”（《史记·封禅书》）《三国志·先主传》云：“曹公以江陵有军实，恐先主据之，乃释辎重，轻军到襄阳。闻先主已过，曹公将精骑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及于当阳之长坂。先主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曹公大获其人众辎重。”在古代政治军事人物的生活世界里，“妻子”确乎处于次要位置。又，《汉书·金日传》:“日子二人皆爱，为帝弄儿，常在旁侧。弄儿或自后拥上项，日在前，见而目之。弄儿走且啼曰：‘翁怒。’上谓日:‘何怒吾儿为？’其后弄儿壮大，不谨，自殿下与宫人戏，日见之，恶其淫乱，遂杀弄儿。弄儿即日长子也。上闻之大怒，顿首谢，具言所以杀弄儿状。上甚哀，为之泣，已而心敬日。”金日为西汉股肱之臣，史评很高，却有此等常人所不堪之杀子事，可见某些政治人物的观念中或有超出“老牛舐犊之爱”（《后汉书·杨彪传》：彪曰“愧无日先见之明，犹怀老牛舐犊之爱”）的“大判断”。又，元代郑廷玉的杂剧《疏者下船》写伍子胥率吴师破楚，楚昭王出奔，渡江时浪大船小，妻、子先后投水，以保存兄弟。唱词有云：“夫人先拜辞，稚子继沉溺。也只为兄弟情深，难忍抛弃。”“这种以妻、子为疏者，兄弟情谊和价值高于妻、子的观念，乃是一种江湖社会的意识。”（杨义：《中国古典文学图志（宋、辽、西夏、金、回鹘、吐蕃、大理国、元代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404页）很多论者指责他们没有“人性”，但这恰恰可以证明此类视兄弟高于妻子的举动不是装出来的。

其二，“永安宫托孤”。刘备对诸葛亮所谓“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云云，同样容易被看成谋略、心机。按照历史常识，我们无法相信一个君王真的愿意把天下让给异姓之人。因而刘备所云必为高明的谋略，丞相的应答、叩头以及后来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表明此举确实有效。“李卓吾”评本总评云：“玄德托孤数语，人以为诚语，予特以为奸雄之言也。有此数语，孔明纵奸如莽、操，亦自动手脚不得矣，况孔明又原忠诚不二者乎？”毛评本批语亦云：“人疑此语乃先主所以结孔明之心。”还有论者说，这是刘备为阿斗“买下”诸葛亮。

按《三国志·诸葛亮传》，刘备托孤的原话是：“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君可自取”究竟何意，颇费思量。按一般的理解，当是诸葛亮可自为蜀汉皇帝。在中国历史上，一个君主愿意把皇位让给异姓之人，这绝无可能，所以刘备之言难逃“诡伪”之咎。裴注引孙盛语即云：“夫杖道扶义，体存信顺，然后能匡主济功，终定大业。语曰弈者举棋不定犹不胜其偶，况量君之才否而二三其节，可以摧服强邻囊括四海者乎？备之命亮，乱孰甚焉！世或有谓备欲以固委付之诚，且以一蜀人之志。君子曰，不然；苟所寄忠贤，则不须若斯之诲，如非其人，不宜启篡逆之途。是以古之顾命，必贻话言；诡伪之辞，非托孤之谓。幸值刘禅弱，无猜险之性，诸葛威略，足以检卫异端，故使异同之心无由自起耳。不然，殆生疑隙不逞之衅。谓之为权，不亦惑哉！”

孙盛的评价自有道理。即便“君可自取”不是说诸葛亮可自为蜀汉之主，而是赋予诸葛亮废立之权，让他可以在阿斗兄弟中重立一个皇帝，这句话的意义之模糊，也不能不让人怀疑刘备藏有心机。而陈寿在《三国志·先主传》中说：“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这个评价倒有“拔高”刘备的嫌疑。但就《三国演义》而言，陈寿之评更为适合。小说塑造刘备形象，在兄弟之义、君臣之谊、君民之情上大做文章，为兄弟情义而伐吴以及“携民渡江”的“不明智”之举，就是典型的例子。政治（包括皇位）低于兄弟之义、君臣之谊、君民之情，当是《三国演义》所要表达的重要意图。考虑到小说的这种理想性质，深究刘备托孤的“谋略”动机，反而不如陈寿的未必符合史实的评价更符合小说的实际。

其三，“义释华容”。“摔阿斗”和“托孤”事件，一般读者容易往谋略方面设想，需要仔细玩味方可知道事实可能并非如此；而“华容道”事件，关羽之“义”不论，仅就诸葛亮而言，确有谋略在，毛评本第五十回的回目便是《诸葛亮智算华容 关云长义释曹操》。在前一回，小说写关羽领了将令，引关平、周仓并五百校刀手，投华容道埋伏去了：

 

玄德曰：“吾弟义气深重，若曹操果然投华容道去时，只恐端的放了。”孔明曰：“亮夜观乾象，操贼未合身亡。留这人情，教云长做了，亦是美事。”玄德曰：“先生神算，世所罕及！”

 

这就是诸葛亮的谋略——既顺“天意”，又送“人情”。毛宗岗的评语亦从“天意”的角度立论，所谓“关公之释操，非公释之，而孔明释之；又非孔明释之，而实天释之耳”。不过“天意”说有些“唯心主义”，为一般论者所不取。“人情”说则合情合理——让关羽与曹操的恩怨有个了断，从此不再作报恩之想。此外，还有一种比较能够被接受的说法是，诸葛亮根本就不想杀曹操，这是基于战略形势的高明决策：曹、孙、刘三方，刘备此时最弱。曹操不死，暂时尚无力南窥，三方牵制，刘备可在夹缝中图生存、求发展，将来鼎足之势可成。若曹操一死，孙、刘相争，刘备绝非孙权对手，即便孙不伐刘，而是乘势北上，占据中原，对刘备将来亦极为不利。所以不杀曹操，实是为刘备集团长远利益考虑的最佳策略。

应该说，从谋略的角度解释“华容道”事件，是颇为到位的。然而谋略的视角若再“深入”一点，“到位”也许就变成了“出位”。有人认为，诸葛亮确实不想杀曹操，原因是，曹贼一死，汉室复兴，则刘备称帝无望；曹贼不死，汉祚必衰，曹贼废汉之时，便是刘备称帝有望之日，故而权衡再三，借关羽之手放走曹操还是利大于弊。这种谋略观，也许可以接近历史的“真相”，但对于《三国演义》而言，则求之过深、过偏。

其四，刘备伐吴。不可否认，《三国演义》中很多案例，皆可从谋略学的角度进行分析，进而得出“现代启示”。如前引《说三国 话权谋》一书，论“围师必阙”、“二虎竞食”、“声东击西”、“攻心为上”等篇，皆不失公允。但就《三国演义》的某些事关全书大局的案例而言，不宜纯以谋略立论。最典型的便是刘备伐吴一事。该书《兵事不可为私而用——刘备在关羽死后的错误军事决策》一篇有云：

 

《孙子兵法》一开篇就讲：“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为此，孙武特别指出：“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这意思是说，在战争决策的重大问题上，将帅要慎重地考察研究，一定要防止主观随意性，万不可因一时气怒而燃起的感情之火，烧毁理智的思维模型。

罗贯中根据真实的历史材料，运用文学手法着意刻画了刘备晚年顾小义而失大义，为报弟仇，泄私愤，不听众人劝谏的固执性格，并通过对这个人物的刻画，给了读者一条有益的启示——兵事不可为私而用。

 

单从军事谋略的角度看这一历史事件，此文所论并无不妥。

关于刘备伐吴，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刘备东击的目的，实是欲以威武自强，显示自己的力量。当时刘备已六十二岁，但事业未就。顾视自己的儿子，又毫无进取之才。烈士暮年，“光复汉室”的壮心不已。他要冒难而行，以伐吴之壮举来号召天下人的忠义，并借全军的义愤来夺回荆州，打开蜀国被封闭的不利局面。此说立足谋略和决策，亦非常精辟。

但是，上面的两类说法，可以论三国历史，而不宜论《三国演义》。

在《三国演义》中，伐吴一事是与“桃园结义”密切关联、遥相呼应的。而“桃园结义”不见于《三国志》等史书，它是宋元以来民间艺术家的虚构，其依据大概是《关羽传》中“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张飞传》中“羽年长数岁，飞兄事之”等记载。就历史而言，刘备伐吴与“桃园结义”毫不相干。但就《三国演义》而言，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使得伐吴的“意义”远远超出“事实”本身。而这“意义”，正是小说的“诗心”。

“东连孙权”是刘备最重要的战略方针。唯其如此，才有可能消灭“汉贼”曹操，才有可能实现“恢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政治抱负。而讨伐东吴即意味着政治同盟的丧失，意味着政治目标难以实现，诸葛亮、赵云、秦宓等人正是以此利害关系苦苦相劝的。但刘备有另一番更为重要的理由：不报仇，便是有负桃园盟誓，便是不义。他说：“朕自桃园与关、张结义，誓同生死。”“若不与关公报仇，是负当时之盟也。”（卷十六《汉中王成都称帝》）“朕不与弟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卷十七《范强张达刺张飞》）明人朱国桢《涌幢小品》中的一段议论值得注意：

 

刘先主与云长结为兄弟，义气甚重。方即位，而云长败死。平时共患难死生，不少须臾离，而一旦委之虎口，既忝为兄，又做皇帝，戴平天冠，而弟仇不少泄，当日誓言为何？又何以见天下？故刘先主之行，决不可已；即不行，亦须枉受张翼德一番臭气，驻手不得。惟一败，气结而死，故可以下见云长，而先主之心，亦可以无愧无憾。此正英雄本色，天下为轻、义为重者。况乘此机会，及其锐而用之，直下吞吴，亦未可知。当时孔明知先主之心，亦不强谏，既败，泣下曰：“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东行；纵行，必不倾危。”亦是感慨无聊之言。非孝直真能制之，而保其不败也。

 

朱国桢的这番评论，所依据的似为史书，可“结为兄弟”、“当日誓言”云云，又系稗说，这些可以不管。有意思的是，朱氏“心理分析”的两个方面——“英雄本色”和“乘此机会”——可以代表读者对《三国演义》之刘备伐吴的两种判断。“天下为轻、义为重”的“英雄本色”，自与“桃园结义”有关。在“桃园结义—刘备伐吴”的“话语体系”中，具体的事功和成败皆让位于“义”，或者某种超越了事实本身的“意义”。而“乘此机会”之说和“不可感情用事”之类的“现代启示”，皆以成败立论，与“桃园结义—刘备伐吴”的“话语体系”已经相去甚远，虽然它们对于当下的现实生活不无指导和借鉴意义。

在这样一则个案上，《三国演义》超越了具体的成败；就整部大书来看，《三国演义》的基调同样是超越成败的。魏也好，蜀也好，吴也好，“一统乾坤归晋朝”；正义的和邪恶的，高尚的和卑鄙的，鞠躬尽瘁的和贪图享乐的，谁也无法主宰历史的命运，“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毛评本从明人弹词里移植过来的《临江仙》之“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云云，把这部大书的超越性表达得极富神韵。

如此说来，研究三国谋略学，相对于研究《三国演义》谋略学，其立论的风险要低很多。因为历史本身并不像小说，有所谓“超越性”、“理想性”之类的问题。由历史总结成败得失，为现实提供参考借鉴，亦是历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如同《资治通鉴》的书名所昭示的那样。然而大多数谋略学研究者的兴趣，更多地倾注于《三国演义》而非三国历史，这不能不归结于小说提供的分析样本，要比史书提供的更为精彩和生动。虽然历史未必不如小说精彩和生动，只是那渐行渐远的历史，我们已经无法“进入”。所能“触摸”的，只剩下虚实程度不一、生动程度不一的各种文本。

《三国演义》的主人公是政治人物，政治人物必然要运用谋略，《三国演义》不可能不写谋略，研究《三国演义》也有必要研究其中的谋略。只是如果过多地作谋略观，就会觉得身世酬应之间，无往而非狡诈算计。刘再复先生断言：“《三国演义》是一部权术、心术的大全。其中的智慧、义气等也因为进入权术阴谋系统而变质。”“有人说《三国演义》很有诗意，其实，它恰恰没有诗意。权谋、心机最没有诗意。”不错，权谋、心机最没有诗意。但问题在于，你先认定了《三国演义》是权术大全，然后说它没有诗意。事实上《三国演义》中的很多事件不宜纯从谋略立论，谋略更非它的最高旨趣。因而《三国演义》没有诗意之说，是建立在一个不能成立的前提之下的偏见。“泛谋略化”必然导致“去诗心化”，必然与《三国演义》的实际情形相去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