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史家立场与演义趣味

清代康熙年间的诗坛盟主王士禛有一首诗，题曰《落凤坡吊庞士元》。这个“落凤坡”，实际上只是《三国演义》里的地名，别无根据，王士禛这么写诗，就出了笑话。类似的事例又如清代袁枚《随园诗话》卷五：“崔念陵进士，诗才极佳，惜有五古一篇，责关公华容道上放曹操一事。此小说演义语也，何可入诗？何屺瞻作札，有 ‘生瑜’、‘生亮’之语，被毛西河诮其无稽，终身惭悔。某孝廉作关庙对联，竟有用 ‘秉烛达旦’者：俚俗乃尔，人可不学耶？”解弢《小说话》:“昔在学堂中，一同学作文，误引用《三国演义》，教习作谑批曰：‘放着《纲鉴》你不看，便把《三国演义》来睄。’后又误引，又批曰：‘又来了。’见者莫不捧腹。”

“落凤坡吊庞士元”的掌故很有名，因为鲁迅先生举过这个例子，来说明《三国演义》的“缺点”之一是“容易招人误会”:“因为中间所叙的事情，有七分是实的，三分是虚的；惟其实多虚少，所以人们或不免并信虚为真。”王士禛的被“闹昏”，以及崔念陵、何屺瞻等人的“无稽”确是事实，不过责任主要应该由他们自己承担，袁枚就问得好：“人可不学耶？”若想避免此类失误，关键还是要学养足够好，所以解弢就这样为他的同学辩护：“吾谓是亦无足怪，王阮亭尚有《落凤坡吊庞士元》之误，何况初学之童子？”

《三国演义》“容易招人误会”确是事实，不过说它是这部书的“缺点”，则是“推卸责任”——把读者的责任转移到了小说身上；至于有人将“容易招人误会”的事实说成“歪曲历史”，甚至“以文乱史”，更是有失公允。其间的症结在于以史家之立场衡量演义之趣味，而无视两者的不同指向。有关《三国演义》与“历史”和“演义”相关的旨趣，前人众说纷纭，核心话题如“虚”与“实”, “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 “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等，至今尚未取得一致意见，而且在这些话题上，恐怕也难以达成什么共识。

为什么难以达成共识？这不仅是“现代历史小说的标准”能否适合《三国演义》的问题，还与我们对史书之“真”，或史家之“求真”的认识不全面有关。我们往往过于强调史家笔下的历史的“事实”面，而容易忽略它还有“意义”的一面。“事实”面，也就是历史真相，确为史书的第一要义，在这一层面上，我们可以将《三国演义》与《三国志》等史书一一对照，从而指出《三国演义》的人物或情节，哪些是“虚”的，哪些是“实”的；哪些是“艺术真实”，哪些是“历史真实”；哪些属于“浪漫主义”，哪些属于“现实主义”。至于孰多孰少，也不妨借鉴统计学的方法做个定量分析，也许会得出一个“精确”的结论，诸如三七开，或其他几几开。

史家固以“求真”为目的，然而在保存“客观”事实的前提下，表达“主观”评价，或作出历史解释，实亦中国史家之传统，所谓“意义”的一面即在于此。其源头可以上溯至“春秋笔法”。《春秋》以一字寓褒贬，如“攻”、“伐”、“袭”之不同可见战争之正当与否，“诛”、“杀”、“弑”之区别显出就死之性质如何。表面上是冷静、客观的叙述，背后实有价值取向存焉。所以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卷六《滕文公章句下》）尽管“春秋笔法”并未成为后代史家的通则，但一般史书中，史料的选择和编排，仍可见史家的倾向性。譬如《史记·高祖本纪》多记刘邦的“光辉”经历，而在其他人的传记中，则见出刘邦的弱点乃至阴暗面；又如项羽未尝称帝，《史记》却立《项羽本纪》；惠帝有皇帝之名，《高祖本纪》之后却无“孝惠本纪”。这些都是太史公的用心所在。至于“太史公曰”、“史臣曰”、“赞曰”之类，尤可见出史书并不排斥“主观性”。这种“主观性”并不是“随意性”，而是史家对“客观”历史的理解和表达。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杜预拈出的“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五例，刘知几标举的才、学、识，郑樵所谓“虽采前人之书，必自成一家言”……凡此皆可表明，史家传统不仅讲“事实”，还有“意义”。

在一些读者看来，《三国演义》正是秉承了《春秋》以来的史家传统，于“事实”之外，有“意义”在。嘉靖本卷首庸愚子（蒋大器）序云：

夫史，非独纪历代之事，盖欲昭往昔之盛衰，鉴君臣之善恶，载政事之得失，观人才之吉凶，知邦家之休戚，以至寒暑、灾祥、褒贬、予夺，无一而不笔之者，有义存焉。吾夫子因获麟而作《春秋》。《春秋》，鲁史也。孔子修之，至一字予者褒之，否者贬之。然一字之中，以见当时君臣父子之道，垂鉴后世，俾识某之善，某之恶，欲其劝惩警惕，不致有前车之覆。此孔子立万万世至公至正之大法，合天理，正彝伦，而乱臣贼子惧。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亦不得已也。孟子见梁惠王，言仁义而不言利，告时君必称尧、舜、禹、汤，答时臣必及伊、傅、周、召。至朱子《纲目》，亦由是也，岂徒纪历代之事而已乎？

既然史书“非独纪历代之事”，而“有义存焉”，那么，据史书敷衍而来的《三国演义》, “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它必然亦具有两个层面：“三国之盛衰治乱，人物之出处臧否，一开卷，千百载之事，豁然于心胸矣”，这是“事实”面；“其间亦未免一二过与不及，俯而就之，欲观者有所进益焉”，以及“遗芳遗臭，在人贤与不贤，君子小人，义与利之间而已。观演义之君子，宜致思焉”，这是“意义”面。《三国演义》的其他序文，亦表达同样的意思。如嘉靖本卷首修髯子（张尚德）《三国志通俗演义引》:“（是编）欲天下之人，入耳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义，因义而兴乎感，不待研精覃思，知正统必当扶，窃位必当诛，忠孝节义必当师，奸贪谀佞必当去。是是非非，了然于心目之下，裨益风教，广且大焉”, “可谓羽翼信史而不违者矣”。

论者指出，“庶几乎史”、“羽翼信史”之说，目的在于比附史书以提高小说地位，但比附忽视了历史小说的文学性，不利于历史小说的正确发展。如果比照“传奇贵幻”之类说法，我们确可以说“文学性”未得到充分的强调。不过，“传信”与“传奇”实为历史小说发展的分流，以“传奇”之准则衡量“传信”之特质，亦未必恰当。细味庸愚子、修髯子等人的序文即可知道，“庶几乎史”或“羽翼信史”的论断，是建立在史书既有“事实”面也有“意义”面的前提之下的，也就是说，《三国演义》之能够比附史书，不仅在于它写了历史事实，还在于它有主体性、倾向性。如果不局限于“欲观者有所进益”或“裨益风教”的教化意识，我们甚至可以说，《三国演义》的“虚”的、“艺术真实”的、“浪漫主义”的部分，正是史书固有的主体性、倾向性的扩展，只不过，这一扩展远远超出了史书所能承受的范围，从而在体类上逸出史部，成为小说。因此，《三国演义》没有客观地“演义”历史，而是具有很强的倾向性，譬如“拥刘反曹”，就是极其自然的事。又有论者说，不是“拥刘反曹”，而是“明反曹，暗反刘”，或者文字之间寓含“反讽”和“曲笔”，观点虽不同甚或相反，但都认可这一点：《三国演义》的“事实”之外有“意义”，甚至是春秋笔法、微言大义，这便是演义的趣味，它与史家的立场一脉相承。

更重要的是，演义的“意义”较之于史书的“意义”，其哲学意蕴往往更为深远。庸愚子和修髯子的序文主要就伦常教化着眼，“拥刘反曹”或“明反曹，暗反刘”也只是具体态度——这些，史书里并不缺少，譬如朱子《通鉴纲目》里就有类似的“意义”。又有论者从读者接受的角度，强调“演义”不同于“演词”、“演式”。这一点，也只属于“形而下”的范畴。《三国演义》的“意义”不同于一般史书之处，在于它试图对历史、人事做出“形而上”的解释，如循环论（“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天命观（“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以及超越了具体人事的历史感怀（“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等。你可以说这些解释是“唯心主义”的，但不可否认，它所探究的是某种“终极意义”，如龚鹏程先生所说：“从 ‘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的史学终极精神来说，从它由一时一地之史事叙述中逼显出历史之动向与意义、洞达历史之理性诡谲、具有历史哲学探索之意蕴等各方面说，《三国志》怎能望《三国演义》之项背？”

西方史家对中国传统史学有很多误解，诸如认为“春秋笔法”式的褒贬有违史学的客观精神，中国史书多是编排史料而“殊少审思历史的性质与意义”——这实际上是一对矛盾的观点。由此反观诸如《三国演义》的虚实问题的争论——或谓其虚构太多，不如史书之真实可信；或谓其过于拘守历史，创造力太薄弱——可以发现其间的相似或巧合。西方的误解缘于对中国史家立场的隔膜，同样的，有关《三国演义》的纠缠不清甚至相互矛盾的论断，也常常出于对演义趣味的隔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