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史笔”与“诗心”

《三国演义》具有“教科书”的功能，可以传播文化知识、历史知识，这一事实大概不会有人否认。箸超《古今小说评林》讲过一则具体事例：

 

余乡陈子彦群，幼不读书，成人而后，习米肆业，赖其伙友，得粗识字。喜读《三国演义》，三年不辍，渐渐能为文，更能为诗词。其初不可读也，尝诣余就正，今年事三十有二，数年不见，而文字已大通矣。一部《三国志演义》，可作教科书读。

 

“教科书”影响之广，竟至“鬼”域，清代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二十四《滦阳续录六》云：

 

相传有士人宿陈留一村中，因溽暑散步野外。黄昏后，冥色苍茫，忽遇一人相揖。俱坐老树之下，叩其乡里名姓。其人云：“君勿相惊，仆即蔡中郎也。祠墓虽存，享祀多缺；又生叨士流，殁不欲求食于俗辈。以君气类，故敢布下忱。明日赐一野祭可乎？”士人故雅量，亦不恐怖，因询以汉末事。依违酬答，多罗贯中《三国演义》中语，已窃疑之；及询其生平始末，则所述事迹与高则诚《琵琶记》纤悉曲折，一一皆同。因笑语之曰：“资斧匮乏，实无以享君，君宜别求有力者。惟一语嘱君：自今以往，似宜求《后汉书》、《三国志》、中郎文集稍稍一观，于求食之道更近耳。”其人面彻耳，跃起现鬼形去。

 

传播文化知识，教人识字，为“愚夫愚妇”提供生活智慧，实乃古代士人之传统。如清代蒲松龄不仅有《聊斋志异》、《聊斋诗集》、《聊斋文集》，还有《日用俗字》、《农桑经》等文化普及读物。石成金的《传家宝》“言言通俗，事事得情，虽愚夫愚妇，尽可晓然。不啻警世之木铎，利人之舟楫。”如此“善举”，多多益善，自不会招致非议。

容易招致非议的是传播历史知识的通俗小说。胡适先生对于通俗小说的“教科书”价值持肯定态度，他说：

 

《三国演义》究竟是一部绝好的通俗历史。在几千年的通俗教育史上，没有一部书比得上它的魔力。五百年来，无数的失学国民从这部书里得到了无数的常识与智慧，从这部书里学会了看书写信作文的技能，从这部书里学得了做人与应世的本领。他们不求高超的见解，也不求文学的技能；他们只求一种趣味浓厚，看了使人不肯放手的教科书。“四书”、“五经”不能满足这个要求，廿四史与《通鉴》、《纲鉴》也不能满足这个要求，《古文观止》与《古文辞类纂》也不能满足这个要求。但是《三国演义》恰能供给这个要求。我们都曾有过这样的要求，我们都曾尝过他的魔力，我们都曾受过他的恩惠。我们都应该对他表示相当的敬意与感谢！

 

胡适所说的“教科书”的含义很广，包括“常识”、“智慧”、“技能”、“本领”, “通俗历史”当然也是其中的重要成分——这是与“廿四史”和《通鉴》、《纲鉴》相对应的，凡此种种，皆为胡适所称赏。

同样视《三国演义》为“通俗历史教科书”，另有人认为，它所传授的历史知识，颇多野史传闻、小说家言，它让国人误把野史当正史，反认他乡作故乡，实在是扰乱视听，遗祸无穷。如成之（吕思勉）《小说丛话》云：“（《三国演义》）谓可当历史读，增益知识耶？则语多荒诞，不惟不足以增长知识，反足以疑误下等社会之人，使误认小说为历史也。”钱玄同说：“谓其为通俗之历史乎？——则如 ‘诸葛亮气死周瑜’之类，全篇捏造。”相关事实更是不胜枚举，连清代章学诚这样的史学家，虽不满于《三国演义》之“虚实错杂”，可他自己写《华佗墓诗》，用的典故恰恰是《三国演义》的虚构。有鉴于此，读《三国演义》者，焉能不区分清楚真的、假的，对的、错的？

《三国演义》讲述历史，但又不完全等于历史，这两层意思，嘉靖本卷首庸愚子（蒋大器）序也说过，有云：“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则三国之盛衰治乱，人物之出处臧否，一开卷，千百载之事，豁然于心胸矣。”又云：“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 “其间亦未免一二过与不及”。引起争议的焦点，就在这“过与不及”——事实上还不止“一二”。而“严肃”的学者、“认真”的读者，往往注意辨别书中的虚实真伪，以避免被小说家言“闹昏”了——坊间此类著作不少。这自然可以保持头脑的聪明、意志的清醒，有助于正本清源，还原一段真实的历史，但事情还有另一面：保留了很多“这是真的”、“那是假的”、“真有此事”、“没这回事”之类想法，会不会影响我们读《三国演义》的感受？或者说，真伪之辨，对于读《三国演义》有多大的意义？

不妨暂时抛开《三国演义》，来看看关于唐诗名篇《长恨歌》研究的一桩公案。陈寅恪先生以“诗史互证”闻名于世，他曾说：“我之所以要搞唐诗证唐史，是因为唐代自武宗之后的历史记录存在很多错误。唐代历史具有很大的复杂性，接触面也很广，并且很多史料遗留在国外。但唐代的诗歌则保留了大量的历史实录，唐史的复杂性和接触面广这些特点，都在唐诗中有反映，成为最原始的实录。文章合为时而作，所以唐诗中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实。”陈先生的巨大贡献，早已为史学界所公认，评价甚高。只是，如此考史，会不会伤害“诗意”，颇有人怀疑，钱钟书先生就有“只知诗具史笔，不解史蕴诗心”之说。《谈艺录》云：“流风结习，于诗则概信为征献之实录，于史则不识有梢空之巧词，只知诗具史笔，不解史蕴诗心。”“希克洛夫斯基论普希金叙事名篇，因笑文学史家误用其心，以诗中角色认作真人实在，而不知其为文词技巧之幻象。”“窃谓小说、剧本固尔，史传中恐亦不乏弄笔狡狯处，名以文章著者为尤甚。虽在良直，而记言记事，或未免如章实斋《古文十弊》之三所讥 ‘事欲如其文’而非 ‘文欲如其事’。”

举一个例子。陈先生出版于1951年的《元白诗笺证稿》，标志着“诗史互证”的诗学研究范式的成熟。该书第一章《长恨歌》，考证详密，力求信史，于钩沉史实大有帮助。其中讨论过一个事实，即杨玉环入宫前是不是处女。这个问题并非陈先生首先提出，而是清人朱彝尊、杭世骏、章学诚都曾讨论的老问题。它关系到杨玉环是否先嫁过李隆基的儿子李瑁，然后李隆基是否通过巧妙手段霸占儿媳。这一严重违反中国伦理道德的问题，同时关涉李唐王室的血统、习俗，以及唐代社会华夷之辨的文化问题，即《朱子语类》中说的“唐源流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的史识。而钱钟书先生不满于这样的考证，他于1978年参加在意大利米兰举行的欧洲汉学家第26次大会，以“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者”身份，发表《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的演讲，其中调侃道：“解放前有位大学者在讨论白居易《长恨歌》时，花费博学与细心来解答 ‘杨贵妃入宫时是否处女’的问题——一个比 ‘济慈喝什么稀饭？' ‘普希金抽不抽烟’等西方研究的话柄更无谓的问题。今天很难设想这一类问题的解答再会被认为是严肃的文学研究。”以钱先生的学识，他肯定知道这个问题的价值——济慈、普希金的问题绝不能与之并重，但他仍然表示反对这类考据，显示出与陈先生不同的学术立场和趣味。关于钱先生的诗学旨趣，汪荣祖先生《史学九章》之《槐聚说史阐论五篇》有精彩的发挥：

 

一篇长恨之所以大有风情，因其刻画君王贵妃爱情故事之缠绵感人，所谓“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时已”，必欲考证时、地、人之精确，断定杨太真入宫前，已非处子，以便揭发以儿媳为妇之丑事，透露时代的信息，史笔固然峥嵘，于诗情则不免扫兴。“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极尽美人出浴之娇态，以及诗情传神之意境，必谓“温泉之浴，其旨在治疗疾病，除寒祛风”，何异正享用美食，适逢牙医告诫龋齿之扫兴。六军泛指羽林军，犹如用典，安能以未考盛唐兵制为病？“婉转娥眉马前死”，道出死别之难，诗人并无研究到底是缢死或吞金的心情。“峨嵋山下少人行”，表出幸蜀，峨嵋泛指四川，未必途经峨嵋山下。陈寅恪曰“乐天未入翰林，犹不谙国家典故，故习于世俗，未及详察，遂致失言”，真以史笔则诗之必信，乐天若地下有知，未必心服。至于诗中临穹道士，上天入地云云，皆系虚构，亟写君王思念之殷切，增加哀婉动人的气氛，乃诗体之特质，断不能以史眼看待。

 

以“史眼”看待“诗情”，其结果可能会“煞风景”。当然，不仅是“煞风景”，还关系到“史”和“诗”的本质问题。钱钟书先生《宋诗选注·序》云：“‘诗史’的看法是个一偏之见。诗是有血有肉的活东西，史诚然是诗的骨干，然而假如单凭内容是否在史书上信而有征这一点来判断诗歌的价值，那就仿佛要从爱克司光透视里来鉴定图画家和雕刻家所选择的人体美了。”“历史考据只扣住表面的迹象，这正是它的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丧失了谨严，算不得考据，或者变成不安本分、遇事生风的考据，所谓穿凿附会；而文学创作可以深挖事物的隐藏的本质，曲传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否则它就没有尽它的艺术的责任，抛弃了它的创造的职权。考订只断定已然，而艺术可以想象当然和测度所以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诗歌、小说、戏剧比史书来得高明。”这番见解未必能得到史家的完全认同，陈寅恪和钱钟书两位先生的学术旨趣亦非我们讨论的重点，述及《长恨歌》的公案及与之相关的问题，旨在引出这样一个话题：对于与历史或时事相关的诗而言，其“史笔”与“诗心”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那么，经常被人称为“史诗”的《三国演义》，其“史笔”和“诗心”的关系又如何？

以“史诗”称《三国演义》，首先需要说明，这不是文学体裁意义上的称谓，否则，一部“小说”，怎么能是“诗”呢？这如同我们称某事为“悲剧”，而它与作为艺术样式的“戏剧”其实没有关系。日本作家吉川英治说：“《三国演义》中有 ‘诗’。”金庸先生许为“妙见”。他们所推重的，正是《三国演义》与“诗”的相通之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三国演义》是具有“史诗”性质的作品。

以钱钟书先生的“诗具史笔”和“史蕴诗心”之说观照《三国演义》，它的“史笔”无须多论，明人高儒《百川书志》卷六“陈叙百年，该括万事”之概括最为简明扼要，而它与《三国志》、《后汉书》、《资治通鉴》等史书以及《三国志平话》等讲史话本的渊源关系，皆可表明“史笔”在《三国演义》中的分量之重。至于它的“诗心”，含义颇广，所指亦多，我们可由一个极为有名的故事——三顾茅庐——略窥一二。就历史事实而言，这件事至少有两处细节存在异说：一是刘备和诸葛亮，究竟是谁先去找的对方？诸葛亮《出师表》云：“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亦云：“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这是刘备主动找诸葛亮的明证。裴松之注《三国志》引《魏略》却说是诸葛亮主动求见刘备，而且《九州春秋》也持同样的说法。二是刘备三顾茅庐，是第三次才见到诸葛亮，还是去了三次见了三次？（或者此处“三”作“多”解，是去了多次才见到，还是去了几次就见了几次？）《三国志》所云“凡三往，乃见”，与《出师表》所云“三顾臣于草庐之中”，提供给我们的信息显然是不同的。

面对不同的历史信息，《三国演义》只取其中一种：刘备去找诸葛亮，去了三次，第三次才见到。虽然《三国志平话》亦有“三顾孔明”的关目，但较为简略，《三国演义》以浓墨重彩之笔，成就了一段家喻户晓的佳话。其文之妙，毛纶、毛宗岗说得很精彩：

 

玄德望孔明之急，闻水镜而以为孔明，见崔州平而以为孔明，见石广元、孟公威而以为孔明，见诸葛均、黄承彦而又以为孔明。正如永夜望曙者，见灯光而以为曙也，见月光而以为曙也，见星光而又以为曙也；又如旱夜望雨者，听风声而以为雨也，听泉声而以为雨也，听漏声而又以为雨也。（第三十七回回评）

此回极写孔明，而篇中却无孔明。盖善写妙人者，不于有处写，正于无处写。写其人如闲云野鹤之不可定，而其人始远；写其人如威凤祥麟之不易睹，而其人始尊。（第三十七回回评）

玄德第三番访孔明，已无阻隔。然使一去便见，一见便允，又径直没趣矣。妙在诸葛均不肯引见，待玄德自去，于此作一曲；及令童子通报，正值先生昼眠，则又一曲；……文之曲折至此，虽九曲武夷，不足拟之。（第三十八回回评）

 

“善写妙人”、“文之曲折”之类，皆可视为小说的“诗心”。除了行文之妙以外，知遇之感，当亦是此篇的“诗心”。《魏略》所载诸葛亮主动求见刘备之事，其实也很生动：

 

亮乃北行见备，备与亮非旧，又以其年少，以诸生意待之。坐集既毕，众宾皆去，而亮独留，备亦不问其所欲言。备性好结毦，时适有人以髦牛尾与备者，备因手自结之。亮乃进曰：“明将军当复有远志，但结毦而已邪！”备知亮非常人也，乃投毦而答曰：“是何言与！我聊以忘忧耳。”亮遂言曰：“将军度刘镇南孰与曹公邪？”备曰：“不及。”亮又曰：“将军自度何如也？”备曰：“亦不如。”曰：“今皆不及，而将军之众不过数千人，以此待敌，得无非计乎！”备曰：“我亦愁之，当若之何？”亮曰：“今荆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发调，则人心不悦；可语镇南，令国中凡有游户，皆使自实，因录以益众可也。”备从其计，故众遂强。备由此知亮有英略，乃以上客礼之。

 

《三国演义》若以此为蓝本，也可以比较出彩，但是，其一，它不如“三顾”之说有更大的敷衍空间；其二，诸葛亮后来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将因缺少“三顾”的铺垫而显得突兀；其三，也许是更主要的，士人的知遇之感、知己情结，难以充分地抒写。所以小说家的权力很大，他不必如史书那样并列异说，而可以根据“主观意志”择其一端，甚至另起炉灶。而读者面对《三国演义》，知道“真相”如何，固然于增长学问大有益处，但如果老想着“《三国演义》这段描写是精彩的，很精彩，非常精彩，可惜是假的”之类的话题，其阅读感受，借用汪荣祖先生的话，很可能就是“史笔固然峥嵘，于诗情则不免扫兴”。

读诗，不可“死心眼”，否则，好诗即被读成“死句”。唐代杜甫《古柏行》咏诸葛亮庙前柏树云：“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宋代沈括（字存中）《梦溪笔谈》卷二十三《讥谑》曰：“四十围乃是径七尺，无乃太细长乎？”另有一位黄朝英则争辩道：“予谓存中性机警，善《九章算术》，独于此为误，何也？古制以围三径一，四十围即百二十尺，围有百二十尺，即径四十尺矣，安得云七尺也？若以人两手大指相合为一围，则是一小尺，即径一丈三尺三寸，又安得云七尺也？武侯庙柏，当从古制为定。则径四十尺，其长二千尺宜矣，岂得以细长讥之乎？老杜号为诗史，何肯妄为云云也。”沈括的批评和黄朝英的辩护，皆落入死穴，未得“诗心”。故王观国《学林新编》云：“子美《潼关吏诗》曰：‘大城铁不如，小城万丈余。’岂有万丈城邪？姑言其高。四十围、二千尺者，亦姑言其高且大也。诗人之言当如此。而存中乃拘以尺寸校之，则过矣。”范温《诗眼》亦云：“‘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 ‘云来气接巫峡长，月出寒通雪山白’，此激昂之语，不如此则不见柏之大也。”

读《三国演义》，我们有时也会像沈括、黄朝英那样“死心眼”。譬如小说中写到几个主要人物的身高：刘备“七尺五寸”，张飞和诸葛亮“八尺”，关羽“九尺三寸”，曹操“七尺”。有细心的读者据汉代一尺约为现在的零点二三米推知，刘备一米七二，张飞和诸葛亮一米八四，关羽两米多，曹操只有一米六一。如此精确的推算，若为茶余饭后的谈资，聊博一笑，自无不可，但在小说家那里，恐怕只是言其大概，而无精确刻画之意。写张飞，是“玄德回顾，见其人身长八尺”；写关羽，是“玄德看其人，身长九尺三寸”（卷一《祭天地桃园结义》）；写诸葛亮，是“玄德见孔明身长八尺”（卷八《定三分亮出茅庐》）：若此为精确数据，岂玄德之眼为度量衡乎？上述诸人之身高，除了刘备和诸葛亮有《三国志》的依据外，其他皆为小说家的创造。如曹操，《三国志》没有说他多高，而《世说新语·容止》讲过一则故事：“魏武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使崔季圭代，帝自捉刀立床头。既毕，令间谍问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闻之，追杀此使。”《容止》篇注引《魏氏春秋》亦云：“武王姿貌短小，而神明英发。”这些资料，大概就是《三国演义》写曹操“身长七尺”的依据。罗贯中其实也不知道曹操到底多高，我们读者更不必寻根究底。

又如有人考证刘、关、张的年齿，曰：“刘、关、张桃园结义，人固知其刘备为兄，关、张为弟也。殊不知论其年齿，关羽实长刘备一岁，张飞则少刘备四岁。其认刘备为兄者，盖备于此时，身无尺土，关、张虽得其主，未能定君臣之分，姑且认之为兄，其意实已君之也。见柯汝霖《关公年谱》。”然而《关公年谱》之类，实不足为据。关羽的身世，《三国志》本传只有“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解人也。亡命奔涿郡”云云，可千百年后，即他成圣成王成帝之后，他的身世、家世却被重新“发现”，甚至“祖考两世讳字生卒甲子”皆言之凿凿。这些材料的可靠性，不能不让人怀疑。更何况，“桃园结义”乃民间文艺的敷衍，《三国志》里只是说刘备与关、张“寝则同床，恩若兄弟”（《关羽传》），关羽长张飞数岁，“飞兄事之”（《张飞传》）。必欲考证三人之年齿，纯属“历史研究”，而与“桃园结义”没有关系，更不必说“且认之为兄，其意实已君之”之“深意”。凡此种种，皆属过于“认真”，过于“死心眼”之解读。

以上数例，只是“小节”问题，其“大”者，如视《三国演义》为历史学、社会学的样本，借以探究历史的“真相”或社会的“本质”。如此解读，确有深刻之处，但这种深刻，往往属于“历史”或“社会”，而不属于《三国演义》。这方面的情况，后文将具体申述。

有关这部小说中的事实和虚构的争论，历来都是热点问题，如清代章学诚《丙辰札记》云：“凡演义之书，如《列国志》、《东西汉》、《说唐》及《南北宋》，多纪实事，《西游》、《金瓶》之类，全凭虚构，皆无伤也。惟《三国演义》，则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惑乱，如桃园等事，学士大夫直作故事用矣。故演义之属，虽无当于著述之伦，然流俗耳目渐染，实有益于劝惩。但须实则概从其实，虚则明著寓言，不可虚实错杂如《三国》之淆人耳。”解弢《小说话》亦云：“《三国演义》，旧日颇占势力。吾谓斯书正犯历史小说两大忌：一直演正史，二虚造事实。”直到当代，还有人说此书是“以文乱史的文本”。比较起来，20世纪40年代李辰冬先生的一段论述，窃以为深得《三国演义》之“诗心”，不妨抄几句话在下面：

 

罗贯中既以正统予蜀，那曹操、孙权等必为奸臣。大前提这样一决定，不得不曲解事实以来达其目的。不但把曹操与孙权的英杰曲解为诡计阴诈，而且把周瑜、鲁肃的才略曲解为量小与庸儒。愈曲解，读者对蜀愈表同情。因为小说所以使人喜欢的，必定是他所描写的主要人物引起读者的同情。一切好的小说，都建筑在这同情上，我们的心只为同情而悸动。

凡没有一个令我们同情的人物的小说，读者定是索然寡味。不用远处举例，一样是历史小说，为什么我们喜欢《三国演义》而不喜欢《东周列国志》？固然，《列国志》的事件较为复杂，也是使读者觉得头绪纷纭的缘故。但如果作者让我们同情于一国，而以其他为副角的话，或许趣味要增厚得多。以历史的眼光，《列国志》较为客观，叙事也较为忠诚；不过既为“历史小说”，那就不是历史而是小说了，不过这部小说以历史的事实作材料而已。

 

把握住“小说”这一本质，也就把握住了《三国演义》的“诗心”，这是它的精魂所在。

谈论《三国演义》的“史笔”和“诗心”，也许会有人以为，“史笔”即事实成分，“诗心”即虚构成分。这一理解并不全面。有些人物和事件，小说似乎“直演正史”，而实际上融入了来自民间的或小说家本人的理解，若以读史书的眼光视之，可能就会出现偏差，甚至是严重的误读。钱穆先生说：“后人说《三国演义》，七实三虚，实亦摸不到《演义》之真血脉，搔不到《演义》之真痛痒。死读书人，哪曾真读到书？”所谓“真血脉”、“真痛痒”，亦即《三国演义》之“诗心”。这一点，后面还会具体谈到。总之，“史笔”和“诗心”，与事实和虚构，不存在简单的对应关系。

清代袁枚《随园诗话》卷十三云：

 

考据家不可与论诗。或訾余《马嵬》诗，曰：“‘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当日贵妃不死于长生殿。”余笑曰：“白香山《长恨歌》:‘峨嵋山下少人行。’明皇幸蜀，何曾路过峨嵋耶？”其人语塞。然太不知考据者，亦不可与论诗。余《钱塘江怀古》云：“劝王妙选三千弩，不射江潮射汴河。”或訾之曰：“宋室都汴，不可射也。”余笑曰：“钱镠射潮时，宋太祖未知生否。其时都汴者何人，何不一考？”

 

随园此论，深得考据与诗之三昧。《三国演义》之“史笔”与“诗心”，与此相类。讨论《三国演义》的“诗心”，绝非否定有关小说的虚实真伪的考辨，恰恰相反，这样的考辨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小说的“诗心”。郑振铎先生为孔另境先生《中国小说史料》所作序即言：“研究中国小说的方向，不外 ‘史’的探讨与 ‘内容’的考索。但在开始研究的时候，必须先打定了一种基础，那便是关于小说本身的种种版本的与故事的变迁。不明白这种版本的与故事的变迁，对于小说之 ‘史’及 ‘内容’的探讨上是有多少的不方便与不正确的。”“而种种故事的变迁的研究，对于中国小说的探讨上，也有了很重要的价值。”我们所要强调的是，《三国演义》有“史笔”，也有“诗心”，很多误读往往缘于偏其一端，而后者之被忽略更为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