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叙述形态考论
内容提要：《儒林外史》以人物的自我表述和彼此对话的“人物场域”为中心来建构其叙述，也由此而直接塑造了整部小说的叙述形态。本文从《儒林外史》叙述时间内部的不一致处着手，说明这类问题无法归咎于任何假想的伪作者，而只可能出在吴敬梓的笔下，与他小说的写作方式与写作过程有直接的关系。此外，由于时间的不一致通常出自人物对话，破解《儒林外史》的叙述时间之谜，也为我们理解《儒林外史》的叙述形态特征，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简而言之，吴敬梓在一个开放性的写作过程中，将取自当代笔记琐闻和个人阅历的各类素材编织成篇，渐次展现了以人物为中心的、与时推移的多重视角和多声部混杂的叙述形态。更重要的是，他通过小说叙述，切入当代文人的传闻网络（包括口头和书写的轶事传言），并为这个网络提供了一个文学镜像。
关键词：吴敬梓；《儒林外史》；叙述时间；叙述形态；人物场域
《儒林外史》大致以明代为背景，起于元末明初，止于万历四十四年。除去开卷的“楔子”和五十六回的“幽榜”，小说的正文部分共写了明代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和万历六朝，历时一百一十余年。细读原文，不难看到吴敬梓在小说的第二回至第五十五回中，基本上逐年记事，几次大的时间跨度出现在第七回（八年），第二十五回（十年），以及第五十四回和第五十五回之间（二十年）。谈凤梁先生在《〈儒林外史〉纪历》一文中，曾对小说的叙述时间做过细致的复原和推算，尽显其细针密线，前后勾连照应的苦心孤诣，但同时也发现了一些失误和疏漏，其中纪年“似有失误”、“不合”、“不妥”或“时间概念不甚清楚”、“不够确切”、“似无着落”，一共有十九处，散见全书不同部分，而尤以后半部分居多
。如果认真梳理，还可以找到其他一些类似的错误，详见下文。除去缺乏明确说明或交代不甚清晰的个别情况，可以暂不考虑，需要认真对待的个例，至少也有十余处。那么，《儒林外史》为什么会在叙述时间上出现不一致或不统一的情况？这些情况究竟说明了什么？对于我们解读这部小说又有什么意义？
纪年失误自然会引起伪作的嫌疑，这也是许多学者通常想到的答案，但显然未必只有伪作者才出错。历数章回名篇，作者本人出错的例子又何尝少见？更何况《儒林外史》中叙述时间失去照应之处，零星散见，遍布全书，而以后半部为甚。将它们全部归咎于同一位蹩脚的伪作者，并把这些“窜入”的章节从小说的“原作”中一劳永逸地剔除干净，听上去干脆利落，真正付诸实施，却不免拖泥带水：可想而知，经过这一番手术，整部小说就如同是一座七宝楼台，碎拆下来，不成片段；或者变成了一件百衲衣，处处可见“伪作者”勉强拼缀的笨拙针脚。严格说来，以小说叙述时间讹误为依据来确认《儒林外史》的作者身份和版本真伪，迄今为止仍然只是一个引人遐想的话题而已，既得不到现存版本的支持，也找不出伪作者的明确证据。
实际上，吴敬梓在《儒林外史》的叙述纪年上失去照应，往往正是因为他尝试了新的写作实验。例如，他在长达二十余年的写作和修改过程中，愈来愈多地依赖小说的当代人物原型及其生平时间，由此导致了与小说叙述纪年之间发生牴牾或混淆。换句话说，吴敬梓将原型人物的生平时间纳入了小说叙述的时间框架，因此无可避免地造成了彼此不相吻合或前后失去一致性。这样看来，时间讹误恰好绽露了《儒林外史》的内部隙漏（fissures），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去洞察它的生成过程，相互冲突的构成要素，多重时间维度，及其叙述的外在动力和开放性结构。重要的是，一旦打开思路，并暂时搁置小说的作者和版本问题，我们便可能从这些时间错误的“症候”中，去诊断《儒林外史》叙述时间的复杂构成及其历史成因。
谈凤梁先生在《〈儒林外史〉创作时间、过程新探》一文中，指出了以下四点：其一，《儒林外史》的写作始于1735年前后，至1748年和1750年间脱稿，但并未全部完稿，此后仍不断修改增补。其二，小说的写作大致可以分为几个阶段：开头至二十五回，作于1736年2月之前（其中二十一回以后的部分写于吴敬梓扬州之行后返回南京的两个月内）。第二十六回至第三十五回，写于1736年至1739年之间。第三十六回以下的部分，由作者在逝世之前陆续完成。其三，《儒林外史》的这几个写作阶段也同时标志着小说取材上的重要改变：尽管整部小说从来没有放弃虚构手法，但显然可见，第一回至第二十五回往往取材于历史轶事和社会传闻，第二十六至第三十五回则转向作者自身，并以身边的朋友和熟人为题材，第三十六回之后，继续从作者自身经历和亲友生平汲取素材，同时也穿插进一些历史琐记和社会传闻。其四，《儒林外史》的时间错误每每出现在“虚构”与“实录”转换配合的过程当中，到了小说的第三部分而变得愈加频繁。
上述观点中的第二点，未必完全可靠，我在下文还会说到，但其余几点大体近于实情，最后一点尤其具有解释力。在小说的第三部分中，吴敬梓刻意用“真人”去附会第一和第二阶段的“假事”，在不同部分之间穿针引线，建立关联，或以正面叙述和后来者回顾议论等方式来处理早先出现的人物，结果往往弄错：由于小说的时间跨度早已超过了任何个人的生命长度，无意间便有了马纯上年近百岁还在忙于科举考试，汤镇台的“乃兄”汤奉活到了一百多岁才告老还乡这样的荒谬情节。而汤奉既然如此高龄，汤镇台又能年轻到哪里去呢？可是他竟然还出任总兵一职，并且亲自带兵打仗。另外，王惠在小说的第二回首次亮相，后来由于郭孝子寻父的情节需要，又以父亲的角色而重现，直到第三十八回去世为止。《儒林外史》在王惠复出的最后两回中，连连出错：王惠出场时已“三十多岁”，到三十八回，至少七十三年过去了。于是，百岁老人的奇迹由于同样的原因而在王惠身上重演。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小说第十七回提到“通政范大人”告假省墓过杭州。范进在第三回进学之前就自称五十四岁，至此又过了三十一年，已经八十五岁了，却仍在通政任上，与上面几个例子犯了同样的毛病。
需要说明的是，吴敬梓本人并没有如此这般地介绍小说人物的生平和年纪，百岁高龄是从小说内部推算出来的，而这正暗示了问题的性质与成因。在作者看来，马纯上和汤镇台的故事或许来得十分自然，因为他们的生活原型分别出自他所熟识的冯粹中和杨凯。吴敬梓写作《儒林外史》的时候，冯、杨二人都还健在，他心目中的马纯上和汤镇台不过就是他们那个年纪，或者相去不会太远。于是，吴敬梓孜孜不倦地追踪他们的新闻，并在小说中随时加以补充更新。也就是说，他笔下的人物直接受制于原型人物的生平时间，并与其保持一致。尽管在处理小说的纪年框架时，吴敬梓仍然一如既往，小心翼翼地逐年计算，但偶尔照顾不周，致使这个纪年框架游离于小说人物叙述之外，甚至与人物的叙述时间相互冲突，分道扬镳。
经过几代学者的积累，《儒林外史》的人物本事研究早已形成了一个卓有成就的学术领域。不过，我们仍然面临来自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如何描述原型素材与小说虚构的关系，其间的尺度究竟该怎样来把握？其二是相对而言，我们通常忽视了人物原型的生平时间如何对小说的叙述时间产生影响，也就是对时间问题缺少自觉的关注。实际上，即便根据原型写成的人物形象包含了想象虚构的成分，小说中有关他们的叙述却往往与原型人物的生平时间密不可分。因此，我只是在一个有限的意义上使用“原型”这个概念，而不是假定小说人物与原型人物之间存在着百分之百的对应关系。如下文所述，吴敬梓有时不过是借用了原型人物的一份生平年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