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禅对于《外史》的写作起了“提壶揭盖”的作用

请名医对一久治不愈的病人会诊，名医说你们的方子都对路，再加一味杏仁吧。他的徒弟以为老师乡愿，而病人却果然痊愈，徒弟请益，名医说这叫提壶揭盖。吴敬梓万事俱备，凌然一觉，遂以写“日记”来给自己无处排遣的苦闷来个提壶揭盖以自慰，而禅又是敬梓心思限量之“杏仁”矣：他的儒道思想是其处方的君臣，加了杏仁，有了佐使，才成就了《外史》的空灵美。这当然还是“阐释循环”，证据还只有《外史》本身。这，只看说得中不中，无待乎作者或旁人的证言，譬如王阳明从来不敢说自己学取了禅宗，但是一点也不改变他确实学取了禅宗的事实。反之亦然，有人标榜自己学佛悟禅却未必心里身上有佛禅。

问题可能是：吴敬梓是有意运用佛禅还是暗合了佛禅？赖声川是学佛的，他的《暗恋桃花源》是有禅的意境：什么都忘了就幸福了——这是有意追求出来的境界。吴敬梓应该在有意与暗合之间，禅不是《外史》的主打，只是起了“提壶揭盖”的作用：让人们视火成烟、看水成冰，譬如都说《外史》是士人漂泊的悲歌，这个漂泊感的“结构”底色是作品的流逝感，生活如湍流（道就是旋转本身），一团团的人物来了走了，任谁都是过客，大祭泰伯祠本想留住吴泰伯的礼让精神，人云散了，物成了凄凉的建筑物。整个一部《外史》像片片织锦连缀成河，一直往前流着，无住无得，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作者努力让读者看到了结尾又回到开头：四奇人是王冕的回声和复制——这个开头和结尾是作者最后“包上去”的“盖”吧。敬梓确确实实觉得人生是座桥，上面不能盖楼房，就盖上一块地毯吧。

禅并不是一种实质性的观点，它并不预设某种观点在事实上是对或错，尽量将形式同实质观点分离（不思善不思恶），它追求的目标并不是实质正确，它所追求的是提供一个让任何人都纳入其思维框架的轨道。

文学研究必须重新获得它的重量、重新获得思想性，必须在智慧的高度上思考新老话题——古德有言：“你研究古人的脚板印干什么？好吧，那么，我们研究古人是怎么走出这样的脚板印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