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崔呈秀令静听处分，回籍守制”

阉党分子当然不会甘心束手就擒，这场斗争牵涉每个人的政治前途、身家性命，必然要继续下赌注，负隅顽抗。

陈尔翼，浙江绍兴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官至吏科都给事中，崇祯二年以阉党被削籍。

谈迁，原名以训，明亡后改名迁，浙江海宁人，自称“江左遗民”。以佣书、幕僚为生。明末清初史学家，著有《国榷》。

吏科都给事中陈尔翼以攻为守，倒打一耙。他在奏疏中抓住前几天南京通政使杨所修弹劾崔呈秀、周应秋之事，大做文章，斥之为“播弄多端，葛藤不断”，归结为“东林余孽遍布长安，欲因事生风”，公然请求皇帝下令东厂、锦衣卫及五城兵马司严加缉访，企图再度造成恐怖气氛，钳制舆论。这种明目张胆的反扑，意在把水搅浑，以朋党之争来为阉党开脱罪责。朱由检的表态恰到好处，以表面上不偏不倚的态度，果断地制止了阉党专政再现：“群臣流品经先帝分别澄汰，业已清明，朕初御极，嘉与士大夫臻平康之理，倘有奸人诪张变幻，暗布机关，搅乱新政，缉事衙门严行缉访，确有实据，重处不宥。亦不许揣摩风影，致生枝蔓。”[61]对此历史学家谈迁有精彩的评论：“甚哉！佥人之过虑也。见将销，兔窟欲避，遂以缇校钳结将来之口……（新主）幸未中其说，薄示优容，彼辈益自以为得计矣。”[62]所谓“薄示优容”，是指皇帝在驳斥陈尔翼主张缉拿“东林余孽”的同时，嘉奖魏忠贤、王体乾赞襄登极典礼之功，给他们的亲属恩荫锦衣卫指挥佥事；几天后又以表彰东江战功，再次嘉奖魏忠贤、王体乾及兵部尚书崔呈秀，恩荫亲属锦衣卫指挥同知。

杨维垣，山东文登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依附魏忠贤，天启五年首先提出重新评定“三案”。

冯铨，顺天涿州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曾附会魏忠贤担任《三朝要典》总参判官，崇祯元年削籍居家。

吴淳夫，福建泉州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天启五年经崔呈秀推荐成为魏忠贤义子，官至工部尚书、太子太傅。思宗即位，以阉党处死。

倪文焕，扬州江都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魏忠贤义子。思宗即位，以阉党处死。

陈尔翼的以攻为守策略无法奏效，另一个阉党分子云南道御史杨维垣施展“丢车保帅”之计。他接连上疏弹劾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崔呈秀，力图把人们对魏忠贤专政的不满情绪全部转移到崔呈秀身上。他在十月十三日的奏疏中说：兵部尚书崔呈秀立志卑污，居身秽浊。初以淮扬巡方败事，舆论一时称快。及大行皇帝召环，奴颜婢膝，趋向愈下。上言大臣德政律有明禁，何况内臣！崔呈秀交结宦寺，肆作威福，因与旧辅冯铨有隙，招募吴淳夫攻讦，数月间由郎官骤跻卿贰。又勾结倪文焕为死党，报复夏之令，提拔为掌河南道御史。尤有甚者，以其弟为浙江总兵，以前曾有兄为兵部尚书而弟握兵权于外之先例否？种种欺君误国，不可枚举。令人震惊的是，杨维垣揭发一条重要信息：“当大行皇帝崩逝之日，百官闻皇上将御文华殿，急自乾清宫趋出，忽有数内臣招呼：‘兵部尚书崔家来！’闻者莫不错愕，所言公，当与众公言之，天下事岂（崔）呈秀一人所可私与者？言及此，又不觉而悚矣。”看起来声讨崔呈秀义正词严，其实不过是虚晃一枪，目的是为魏忠贤开脱而已。他紧接着说：“总之，先帝信任厂臣甚专，而厂臣亦孜孜竭力，任劳任怨，以图报称。独是误信（崔）呈秀一节，而呈秀又交结厂臣王掌家，而厂臣未之知耳。且内谀厂臣，外擅朝政，又有吏部无骨大臣周应秋，专与朋奸，而其秽状不可胜道也。”[63]整篇奏疏只字不提魏忠贤的罪状，反而为他评功摆好，错误只有一点，“误信呈秀”，而且是太监王掌家（王朝辅）误导所致，丢车保帅的意图暴露无遗。朱由检佯装不知，甚至连“车”也不让“丢”，下旨谴责杨维垣：“先帝振刷积弛，澄清流品，克副皇考尧舜之训。朕丕绍大统，亦欲中外臣工和辑安静，共臻宁一之理，屡旨自明。奏内诸臣俱经先帝简擢，杨维垣如何率意轻诋！厂臣孜孜竭力，任怨任劳，功绩彰灼，岂得轻议！念朕临御之初，优容言路，姑不深责。”[64]对魏忠贤、崔呈秀、周应秋不予追究。

既然皇帝声称“厂臣孜孜竭力，任怨任劳，功绩彰灼”，声称“优容言路”，十月十八日，杨维垣再次弹劾崔呈秀“通内”，基调依然是“丢车保帅”，不过这次重点是美化魏忠贤。他揭发崔呈秀担任工部尚书时，既管大工，与厂臣周旋，“时时称功颂德，私密之处，更复备极丑态。凡求拜于厂臣，呈秀尸其德；凡急于仕进者，无不奔走其门。此明白彰著，非止鼠窃行径已也。故当杨左之时，人皆以不参厂臣为罪；当呈秀之时，人又以不誉厂臣为罪。不为呈秀所惑者，满朝不过数人而已。”话说得一本正经，似乎无懈可击，不过是一个幌子，其本意是要引出下面赞扬魏忠贤的话语：“不知者谓呈秀于厂臣为功首，于名教为罪魁。臣谓呈秀毫无益于厂臣，而且若为厂臣累。盖厂臣公而呈秀私，厂臣不爱钱而呈秀贪；厂臣尚知为国为民，而呈秀惟以恃权纳贿为事。”[65]杨维垣兜了一个圈子，真正要讲的话无非三句：“厂臣公”“厂臣不爱钱”“厂臣尚知为国为民”。

一年后，杨维垣和杨所修都列入阉党逆案名单，明白了这一点，他们言论之形左实右就不足为奇了。

贾继春，河南新乡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李选侍“移宫案”中曾上书指责东林人士干涉内政。

对于另一个名列逆案的贾继春，也应作如是观。十月二十三日，直隶提学御史贾继春上疏，和杨所修、杨维垣一唱一和：“人臣立朝事君，惟忠与孝。忠者洁己奉公，砥名义以奉一人；孝者明伦尽礼，敦人纪以笃天性。兵部尚书崔呈秀狐媚为生，狼贪成性，以听勘御史未及二年骤升宫保，卖官鬻爵，家累百万，种种贪淫秽迹难以枚举。堂堂盛朝，当边尘少净之时，而必藉才于苫块方新之人，吏部娓娓拥戴，知有佞而不知有君；呈秀罔罔丧心，知有官而不知有母。岂有三纲废绝人禽不辨，而望以安攘之献，可责以君父之义者乎？至若田吉，以二载曹郎而尚书极品；单明翊以作令不逾期，而督抚侍郎。此真笑破士绅之口也。”[66]

皇帝朱由检考虑到崔呈秀的罪状已经暴露无遗，作为第一步，斩断魏忠贤的左右手，无论如何是极其必要的，所以在奏疏上批示：“令静听处分。”经过两天周密思考，他终于作出惩处阉党的第一个重要决定：免除崔呈秀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两项职务，令其回籍守制。[67]魏忠贤手下掌握实权的崔呈秀，以一种体面的方式下台，官员们敏锐地察觉到，皇上打击阉党的决心已经初露端倪，在政坛上激发出强烈的震荡。

陆澄源，浙江平湖人，天启五年进士。官工部主事，在魏党与东林之间不偏不倚，政见独特。

十月二十二日，工部主事陆澄源首先把矛头指向魏忠贤，“宠逾开国，爵列三等，锦衣遍宗亲，京堂滥乳臭”；“先帝不自圣，诏旨批答必归功厂臣，而厂臣居之不疑。外廷奏疏不敢明书忠贤姓名，尽废君前臣名之礼。至祝釐遍于海内，奔走狂于域中，誉之以皋夔，尊之以周孔”。已经触及魏忠贤专权乱政的实质问题，皇帝朱由检不但没有赞扬，反而严词谴责：“陆澄源新进小臣，如何出位多言，且言之不当，本该重处，姑不究，以后再有渎扰的定行重处。”[68]这位陆澄源颇值得注意，在阉党与东林之间不偏不倚，特立独行，所以他的言论与以上诸人截然不同。朱彝尊为他立传，特别强调他的独特政见：“有市恩修怨，举劾失平者，虽东林亦可谓之小人，不得以杨左为护身之符。有特立独行，恪共厥职者，虽非东林，不失为君子，不得以崔魏为陷人之阱。”“臣宁寡援孤立，为硁硁之小人，绝不依草附木，为疑似之君子。”[69]他向皇帝直陈利弊四款：正士习、纠官邪、安民生、足国用，颇有深度。比如“正士习”指出：“台省庶僚不闻靖共尔位，惟日以称功颂德为事……以周孔等王莽，称功德者至四十八万人，士大夫首上建祠之疏，以致市蠹儒枭在在效尤。木匠夫头俱为卿贰，内臣总理库藏，使户工二部司官罗拜堂下，成何体统？”稍稍触及为魏忠贤歌功颂德、建造生祠之类敏感话题。第三款“安民生”，则对阉党专政滥用刑罚提出质疑：“欲安民生，在慎刑罚，今立枷之设，罪未定，而三四日内命已绝矣。且一经厂卫捕风捉影，严刑酷拷，遂无生理。”[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