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0年

“这个甥女，据俺看来，只怕是个‘离乡病’。”

——李汝珍，《镜花缘》，第三十一回

“以世界为家”：《镜花缘》与中国女性

1820年，李汝珍（约1763—1830）完成了一部超前于时代的长篇小说《镜花缘》。小说背景设置在中国遥远的过去——曾侍奉唐太宗（626—649年在位）与唐高宗（649—683年在位）的女皇武则天（684—705年在位），此时正大权独揽，创立了短命的朝代（武）周（690—705），从而成为唯一一位以皇帝名义统治中国的女人——小说同时预言了妇女解放与民族富强运动。书成数十年后，这些命题在中国方始备受关注。

《镜花缘》情节始自主人公唐敖的蒙冤，他被人诬陷谋反于女皇，因而被迫流亡。他在南中国海奇幻岛国的一连串经历成为小说的主要情节。小说中有关唐敖的见闻，大致以中国神话《山海经》为蓝本，每个虚构国度都被赋予一种非寻常的特色，借以反映当时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例如小说中的歧舌国人，以掌握珍贵的音韵表著称，可轻松学会任何新的外国语言，只需要将新词语拆成相应的“字母”即可。李汝珍在1805年曾刊行过一部六卷本的汉语音韵论著《李氏音鉴》。受此启发，小说虚构的音韵表，不仅反映了中国语言文字学术传统的意义，也显示了外语及翻译实践与日俱增的重要性。

唐敖在歧舌国延请的当地通使，其女兰音因罹病而腹胀如鼓，因此央求唐敖等人带她同行，以寻求疗方。在获得药草配方后，唐敖一行人试图将她送回父亲处，但一旦涉足故国海域，那些病症便重新引发。这番旧病复发，唐敖的妻舅即商人林之洋便说道，“这个甥女，据俺看来，只怕是个‘离乡病’”——并不是指她过度渴望回家，说的是家国的实体空间是她罹病的原因。

因于肚腹膨胀之怪病，兰音父亲只得将她拱手送人，这是对应于外族通婚亲缘结构的表征。传统中国妇女需离开其出生的原生家庭，嫁入夫家。因此这一系列事件，隐喻着中国传统社会以女性在父系家族间的强迫性流动为其基础而建立的方式。与此同时，就小说语境看来，兰音的离乡背井，影射了唐敖被驱逐出祖国的境况，两者共同呈现这部作品的基本着眼点，即性别与性别倒置的问题。例证包括小说开篇武则天登基，结尾处一场独特的帝国官吏人才选拔的女科会试，以及作品中知名的女儿国叙事。传统上属于男性的社会角色，此处皆由女性担任，通常分配给女性的角色则转由男性接手。女儿国正好是唐敖一行人，辞别兰音的岛国后的下一站，在他们抵达不久，女国主就对林之洋一见钟情，决计将他留在宫中宠幸。林之洋被领至掖庭，小说详细描述他在被改造为女性的过程所蒙受的凌侮，尤其着墨于缠足时，林之洋所忍受的剧痛。这也是对缠足所导致的身体疼痛最早的汉文描写之一，这片段描写饶富力道地率先对缠足进行了批判，但直到19世纪末，才在中国产生影响。

唐敖的放逐之旅，可被视为外族通婚而离乡背井过程的一种隐喻性图解，更直观地说，就是对中国那股日益增强的对认识外国社会文化的渴望的反映。尤其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极大地凸显了中国军事实力上的相对衰弱，众多知识分子及政治人物领悟到亟须了解外国学问以强盛国家。事实上，学者魏源（1794—1857）就是在战争的阴影下，编纂并刊行第一部中文现代世界地理书籍《海国图志》（此书1843年刊刻于扬州，1847年增补60卷本同刊刻于扬州，1852年扩充为百卷本则刊刻于高邮）。《海国图志》依照地理海洋区域进行分目，或可被看作翻版《山海经》，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包含了虚构疆域的神话描述，而《海国图志》收录的则是以西文著作的翻译和概述为基础，描绘广大异域国度的地理环境、物产情况及技术成就。

魏源在序言称这部著作的首要宗旨是“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前两个目标，指的是调动不同群体的“夷”互相为敌（魏源用的“夷”字，因为被认为蔑视的意味太重，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渐从官方话语中消泯）。第三则强调对于中国来说，需要接受外国知识，并以此来对抗外国人。这个逻辑意味着通过研究外国风俗政教并掌握其长，中国则能重新肯定自身根本的身份和实力。或者，套用数十年后流行一时的说法，即改良派人物张之洞（1837—1909）所云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魏源的论点就是借由运用西方实用功能的学问，才有可能巩固中国之学，并使国家强盛。换言之，必须师从外国，为的是胜过他们。

魏源对“师夷长技”重要性的强调，成为晚期帝国政治与社会的关键驱动力。因此，在清朝最后几十年间，形成一股齐心协力译介大量西书的潮流，包括了科学、医药、政治、哲学与文学等广阔范围。当时中国特别具有影响力的一个学术领域，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研究，这类著作在讨论地缘政治学时，采用了种族层级制的视角，将白种人置于顶层，继而是黄种、黑种和红种民族。这一种族化的观念，引起了许多知识分子的认同，晚清深具影响力的学者康有为（1858—1927），即受此之启发，倡议中国男子与白人女子通婚，从而整体改善国家的种族血统。康有为所提出的种族炼金术，体现出一种信念——套用魏源的话——即从外国人那里继承来的事物，可以用来战胜他们。

康有为提出的跨种族通婚构想，我们可在赛金花（1872—1936）的形象中找到一种带有反讽意味的扭曲对照。她是个娼妓，传说曾利用与侵华联军主帅瓦德西伯爵（Alfred von Waldersee，1832—1904）的床笫关系，在义和团运动末期解救了北京。义和团起源于山东农村，逐渐向北扩散到北京，他们对外国租界发动攻击，在清廷军队的支持下，包围了外国人士近两个月之久。西方军队在瓦德西的指挥下，最终获胜，击垮了义和团和清兵，随后开始洗劫帝都的其他区域。传言赛金花及时出面干涉，此前她与瓦德西相识于欧洲，因此劝说对方休兵。由于挽救帝都免于遭受进一步蹂躏，赛金花从此被奉为国家拯救者。康有为建议中国男子娶白种太太，而赛金花恰恰是个反例，我们看到一个中国女子利用与白种男子的床笫关系达到救国目的，因而受到赞美。从赛金花事例所得的结论是——再次套用魏源的话——必须爱外国人，才能胜过他们。

赛金花的“功绩”衍生出形形色色的文学作品，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曾朴（1872—1935）的纪实小说（roman à clef）《孽海花》。这部长篇小说的开场时间设于19世纪80年代，那时赛金花初次见到她的夫婿中国官员洪钧（1839—1893），尔后随同游历欧洲，并认识了瓦德西。假如《镜花缘》是一部超前于时代的作品，那么《孽海花》就是一部应时而生的作品。这部小说构思之时，义和团运动的阴影未散，因此内容所及，无非就是当下的历史。此外，这部作品中的几个重要历史关键时刻，也与其他关怀类似主题的作品互相应和。例如《孽海花》第21至30回（即曾朴在1935年去世前所完成的最后部分），1928年曾作为单行本刊行，那年刚好是李汝珍的《镜花缘》首印版问世100周年；《孽海花》前20回连载，完成于1906年，同年，梁启超（1873—1929）的《南海康先生传》恰好问世（其中有康有为关于跨种族通婚建议的最早公开版本）。

然而，或许最具启发意义的历史巧合，是在《孽海花》的前历史中。原来，曾朴关于这部作品的构想，本是出自一位名叫金松岑（又名金天翮，1874—1947）的作家，他率先拟以赛金花本事为题材，写一部影射小说。他将60回小说计划纲目交给曾朴以前，已经写出了前6回草稿，1903年刊行前2回。同年，金松岑发表了题为《女界钟》的论著，被视为中国第一部关于女权的重要宣传册。《女界钟》提出妇女应要参与国家事务，应该被允许自己选择婚配伴侣，应该接受教育，前往外国学习游历。在清王朝灭亡、中华民国建立前夜写作的金松岑，最终点明了妇女解放与国家强盛间的必然关联，这在李汝珍将近一个世纪前的小说里，早已预言了。

驱使《镜花缘》中兰音离家、唐敖去国的那种结构要素，形象性地预示着更为广阔的政治地缘学境况。这样的境况激励着晚清几代知识分子和政治家放眼海外，寻求应对故国之社会政治挑战的良策。金松岑1903年的宣言中——作品题目字面的意思就是“女子世界的钟声”，这个过程绕了一大圈返回原点，它意味深长地宣称着，中国妇女所需要的是“以世界为家”。

罗鹏 撰　张治 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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