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留学日本（四）

虽然被称为入学考试，但广岛大学博士入学考试实际上并不包含笔试，其形式更像国内的面试。考试当天，包括我的导师在内的三位教授专程来到医院，为我借用了一间梯形教室作为考场。当时我的转氨酶指标虽然有所下降，但仍高达六百多，医生严格禁止我自行走动。因此，我只能坐在轮椅上，由前妻推我进入教室。她细心地帮我安置好位置，并协助操作幻灯片，而我则坐在轮椅上，向三位考官和一位书记员介绍自己的硕士研究成果及未来的博士研究计划，还回答了他们的提问。

整个考试过程持续了大约45分钟。结束时，三位考官都起身与我握手，既表达祝贺，也送上真挚的慰问。尽管这次考试对我来说或许是象征性多于实质性，但从考官们的眼神中，我感受到他们对我坚韧不拔精神的深深认可。后来，同学们纷纷打趣，说像我这样在医院进行的入学考试，恐怕在整个日本都极为罕见。这件事甚至传到了中国驻日领事馆。一位驻日使馆官员视察广岛时告诉我，曾有人建议取消我的奖学金，要求我回国治疗，认为我已经丧失继续学业的能力。然而，大使馆没有采纳这个建议，因为我的博士计划早已获得国家批准，资金也已安排妥当。除非我自己主动放弃，或导师认为我无法继续学业，否则大使馆不会轻易更改计划。

得知这件事后，我感慨万千。这种不仅不帮忙，反而在背后插刀的行为，充分暴露了社会中某些人狭隘而冷漠的一面，即使是在高智商的公派留学人员中，也未能幸免。如果社会中每个人都能怀着一颗仁慈的心去关爱他人，这个世界无疑会变得更加温暖和宽容。尤其是在别人最困难的时候，雪中送炭远比落井下石更能展现一个人的品格。这种积极的社会态度不仅能够帮助个体渡过难关，也能推动社会整体的进步。

答辩结束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能走到这一步，实属不易。这不仅是我个人努力的结果，也得益于日本社会的包容和许多人的支持。想到这一切，我的眼眶不禁湿润，但作为一个年轻人，我尽力不让眼泪流出。这不仅是青春活力的表现，更是对未来继续奋斗的坚定决心。那时我暗自思忖：生命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的长度，更在于我们如何度过每一天。尽管未来三年的博士课程将充满挑战，但有了明确的奋斗目标，生活便不再迷茫或绝望。每一分努力都会让我离实现目标更进一步。虽然前路可能荆棘满布，但只要有方向，生活中就始终会有一丝光明。

这次住院，我整整住了近三个月，出院时已是1990年6月初，博士一年级的课程已经过去两个多月。在住院期间，我的房东石井先生和夫人再次来看望我。他们带来了水果和鲜花，还留下一封信封。出院后不久，石井先生打电话告诉我，为了庆祝我顺利获得硕士学位并进入博士课程，他决定送我一台新式的苹果个人电脑和激光打印机。他嘱咐我自己挑选设备，并特别强调：“不要考虑价钱，只需选择性能最好、最适合你的就行。”

石井先生的慷慨让我倍感意外，同时也让我翻开了学术研究的新篇章。一台电脑早已是我的梦想，但高昂的价格让我望而却步。借此机会，我挑选了苹果Macintosh II及其配套的激光打印机，这套设备的总价值约40多万日元，是我完全无法承受的价格。如果没有石井先生的帮助，我根本不可能实现这一愿望。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石井先生次年因病去世，享年五十多岁，正值壮年。他的离世让我深感不舍。我亲自赶往吴市，送他最后一程。他的大儿子不得不中断博士学业，回家接管医院，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人生中艰难的抉择。石井先生的去世不仅是他家庭的损失，也是社会的损失。他那宽广的胸襟和助人为乐的精神，永远值得我尊敬和怀念。他的无私善举，不仅改变了我的学术旅程，也让我对生命的意义有了更深的体会。

出院后，我每周需要三次前往大学医院接受干扰素注射，整个疗程持续半年。干扰素的副作用非常特殊，即使长期注射，身体也不会产生适应性。通常，我早上九点接受注射，到了下午三四点便开始发烧。体温轻则38度多，重则高达39度，高烧几乎成了常态。尽管高烧通常会在次日早上自行退去，但其副作用如同患上重感冒：全身酸痛，疲惫不堪，这种痛感往往持续到第二天中午才会稍有缓解。

我的注射时间安排在每周一、三、五，而每周二、四、六则需要前往西条校区进行实验和标本分析。注射当天的下午，我通常会选择在家中学习、阅读或使用电脑处理数据。第二天早晨，无论身体多么疲惫和酸痛，我都会咬紧牙关坚持通学，往返学校和家的通勤时间总计约三小时。我深知自己每天能用于学习和研究的时间十分有限，必须抓住一切机会积少成多，特别是在刚出院、体力相对充沛的阶段。这对我按时完成博士学位至关重要。更何况，我时刻警惕病情可能的反复，一旦再次复发，不仅需要重新住院，连学习和研究都将被迫中断。

根据广岛大学的规定，理科博士生必须发表至少三篇高质量的论文才能进入学位答辩阶段，没有任何例外。虽然我已在国际知名期刊上发表过一篇论文，但因不是第一作者，我对其是否能被认可心存疑虑。因此，我几乎牺牲了所有节假日，甚至包括日本的新年假期，也不敢懈怠。我常在通勤的火车上构思论文的细节，一回到家便立刻将这些内容输入电脑。如果对输入的内容感到不满意，我会停下来重新构思，直到改到自己满意为止。这种高效的工作方式，帮助我在有限的时间内最大程度地推进学术研究。

治疗期间，我的乙肝e抗原突然转阴，e抗体转阳。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意味着病毒的活动性可能已被抑制，病情有望转为较为稳定的慢性迁延性状态，不再出现剧烈波动。这一转变犹如生活中的一线曙光，让我看到了希望。

然而，命运似乎总喜欢开玩笑。一个月后，病情突然反复，一切又恢复如初。我从云端跌落谷底，情绪变得极为低落。干扰素的剧烈副作用让我的身体和精神饱受煎熬。夜夜难眠，即便偶尔入睡，也常被噩梦惊醒，浑身是汗。我不得不求助于精神科医生和镇静药，但清楚镇静药对肝功能的损害，同时也担心长期依赖可能影响智力。为此，我尽可能减少药量，甚至尝试完全避免使用。然而，这却形成了一个难以摆脱的恶性循环：不服药精神无法承受，服药又害怕对身体造成进一步伤害。

在这段痛苦的时间里，我甚至用头撞木柱，试图以物理疼痛转移脑海中纷乱的思绪。这种所谓的“物理疗法”并未带来实质性的缓解，反而可能让家人更加担忧。有一次，我因过度紧张而撞伤额头，肿起了一个大包。当时，我前妻刚送孩子去幼儿园，回家后看到我这副模样，忍不住悲从中来，泪流满面。她平时总是极力隐忍，努力不让情绪影响到我，但那一刻，她的泪水让我感受到她内心的痛楚与无助。

看着她失声痛哭，我的心中满是自责和悲哀。她的坚强一直是我最大的支持，而此刻，她的崩溃让我明白，自己的病痛不仅折磨了自己，也深深伤害了最亲近的人。担心我再次伤害自己，我前妻当天决定不去学校，反复劝导我在情绪难以自控时务必服用镇静药，并建议我多外出散步，以控制自己的心情，避免再次伤害自己。她告诉我，如果我发生意外，她和孩子在日本的生活将难以为继。也许是受到家人的期望，对生活尚存的一线希望，抑或是镇静药的间歇性效果，我的情绪虽忽高忽低，偶尔仍有撞头行为，但幸未酿成大祸。时间一天天流逝，我也在坚持不懈地走着人生的路。

在出院后的半年时间里，我竟然完成了博士论文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即中华哲水蚤周年生活史野外调查的七百多瓶样品的全部分析。硕士期间，我已经完成了关于垂直迁移的样品分析，因此博士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将研究结果整理成论文，并完成博士论文的整体撰写。对于我来说，分析数据、制作图表以及撰写论文并非难事，这让我感到获得博士学位已近在咫尺。

回顾过去，我不禁感慨，正是当初设计出的数据分析和图表制作软件，以及脑海中构思论文框架的基本功，再加上坚持“积少成多”的策略，才让我在逆境中取得了这些成果。在日本的六年半学习生涯中，超过一半的时间是在病床上或家中休养，但我依然能够按时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并获得学位，这一切都得益于这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和策略。

然而，这些方法虽看似简单，实际操作却并非易事。要在脑海中对整篇论文的框架进行有效的编排、调整和重构，同时详尽构思各个段落的内容，对于许多人来说是巨大的挑战。更重要的是，“积少成多”不仅需要坚定的毅力，还要求对最终目标保持长期的信心。这种策略的成功依赖于每天一点一滴的积累，而不是短时间内的集中爆发，正是这点滴的坚持，让我在困境中找到了方向并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在停用干扰素半年后，1991年4月的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我的肝炎迎来了第四次发作。那晚，肠胃剧烈地反应，我上吐下泻，肚子痛得如刀绞一般，难以忍受。前妻不得不将年仅六岁的女儿独自留在家中，匆忙打车将我送到附近的县医院急诊。血液检查结果显示，转氨酶再次飙升至400多，明确是肝炎的急性发作。当检查结果出来并将我安置妥当时，已是深夜近2点。然而，由于找不到回家的出租车，我的前妻只能冒着风雨徒步一个多小时回家。一路上，她悲从中来，泪流不止。到家时，全身已被雨水和泪水混淆不清。人们往往认为出国留学是一件风光无限的事情，却鲜少有人能想到我们一家在异国他乡所经历的艰难与辛酸。这种复杂的感受至今仍令我难以用言语表达。

两天后，我被转至大学医院继续治疗，这不仅便于前妻照顾，同时大学医院的医疗水平和条件也更为理想。鉴于我的身体和精神状况，主治医生起初并不愿再次使用干扰素疗法，但在我的坚持下，他最终同意启动另一个疗程。这次住院持续了两个月，而干扰素强烈的副作用再次加剧了我的抑郁症状。尽管服用了少量镇静药，我仍常常紧张到全身出汗，夜晚无法入睡。无奈之下，只能独自坐在病床上发呆，或在医院的走廊里游荡。

大学医院的夜晚格外安静，尤其是我所住的一楼内科病房，与外来门诊相邻。深夜时分，我常独自坐在空无一人的候诊区，陷入深深的沉思。在这段艰难的时光里，我除了对病情的焦虑，还反复思考着人生的意义——生与死，以及生命的价值，这些人类历史上永恒的议题似乎永远无法得到明确的答案。也许，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言：“人人都想去天堂，却无人愿意去死。”

为了寻求精神上的支撑，我让国内的家人寄来了大量佛教书籍，并在日本购买了相关读物。然而，这些尝试对我所能提供的帮助非常有限。我的情绪常随着病情的波动剧烈起伏，尤其是在病情发作的初期，沉重感尤为明显。有时，我会深夜游荡到门诊区，坐在那里任由自我终结生命的念头盘旋脑海，甚至设想第二天的场景，以及妻子和女儿如何面对这一切。我曾四处寻找“合适的地方”来结束自己的生命。然而，每当女儿天真的笑脸浮现在脑海中，或冷风吹过，我都会被现实的责任感拉回地面。这些微弱的牵绊让我意识到，不能就这样轻易放弃生命。那时，我常提醒自己：“不行，我不能这么软弱无能，这绝不是曾经意气风发的我该做的事。”想到这里，我便迅速返回病房，重新蜷缩在冰冷的被窝里。

住院期间，隔壁病床的一位病友因肝硬化入院。入院第三天的早晨，我注意到他行为异常。他努力穿着衬衣，却始终找不到袖子的位置，尽管袖子就在眼前。他自言自语地反复说：“袖子到底在哪里？”我意识到情况不妙，立即通知了护士。不久，他被转移到单人病房。第二天，我得知他因肝功能衰竭去世了。

在一次前往大学医院接受干扰素注射的途中，我偶然遇到了另一位病友的妻子。这位病友曾在病房中教我如何保护肝脏。他的妻子悲痛地告诉我，他也在一个月前去世了。这些亲眼目睹的死亡事件虽然没有立刻击垮我，却深深动摇了我的恢复信心。我时常担忧，如果我的抗体未能及时出现，病情再反复发作几次，我可能无法活到40岁。

每次住院结束，主治医生总是确保我的肝功能完全恢复正常后才会批准我出院。这一次，我在1991年初夏终于离开医院，困扰多时的自觉症状已经消退。恰逢天气转好，我的心情也随之轻松了许多。那时，我的实验工作基本完成，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中撰写论文，同时每周三次前往大学医院接受干扰素治疗。

8月份，研究室迎来了一位来自美国的短期学术访问教授，他是一位围棋爱好者。得知我也喜欢下围棋后，他经常在中午邀请我对弈。围棋是中国的文化瑰宝，而这位教授对围棋的痴迷让我印象深刻。然而，无论他多么努力，总是难以战胜我。为了不让他太过尴尬，我有时会手下留情，偶尔让他几步或者教他一些技巧。到他结束访问准备返回美国时，他的棋艺已有显著提升。对此，他非常感激，并多次盛情邀请我在博士毕业后前往美国进行博士后研究。虽然他的邀请令我心动，但考虑到当时的身体状况，我明白能按时毕业并安全回国已经是万幸，因此并未认真考虑去美国的可能性。

我的干扰素治疗在10月底正式结束。然而，我的心情却跌入谷底，因为三个疗程的干扰素治疗后，我的乙肝e抗体仍然没有出现，这意味着治疗可能对我完全无效。由于干扰素副作用较大且成本昂贵，治疗一般最多只能进行三至四个疗程。长期使用，不仅难以承受，身体也会受到更严重的损害。事实上，在第三个疗程时，我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头发大把脱落，过去的满头乌发变得稀稀拉拉，其中还夹杂着不少白发。每次工作或学习都无法持续超过一个小时，看显微镜超过15分钟就会感到眼睛发黑、酸痛异常。因此，主治医生明确表示，干扰素治疗到此为止，接下来需要依靠自身保养，康复仍是有希望的。

人生常有意外的转机。在我对治疗几乎彻底绝望的时候，事情却迎来了戏剧性的变化。停用干扰素一个半月后，我的乙肝e抗原竟然意外转阴，同时抗体也转为阳性。这简直是天大的喜讯！我和前妻都无比激动，感到受到了极大的鼓舞。然而，由于之前曾有过短暂的e抗体转阳经历，这次的喜悦中夹杂着一丝复杂的情绪。我们既看到希望，又担心这只是昙花一现。在等待下次复查结果的日子里，我的心情甚至比当年等待高考通知书还要紧张。

幸运的是，这一次老天没有再捉弄我。复查结果显示，抗原仍为阴性，抗体保持阳性。那一刻，心头的千斤重担似乎卸去了一半。但我明白，另一半的担忧将在接下来的数年中才能慢慢化解。作为一名肝炎患者，我深知这种病情的反复无常和难以预测。尽管如此，这一转变为我的生活注入了新的希望，也让我看到了继续前行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