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留学日本（三）

我所在的病房共有六张床，左右两排，每排三张病床。我被安排在右侧的中间位置。左侧靠窗的床位住着一位大约45岁的单身男性，他患有高血压和心脏问题。他的日常生活很有规律，每隔两三天便会请假前往图书馆，每次带回来一小袋书籍。大部分时间他都沉浸在阅读中，除了吃饭、睡觉和上厕所外，几乎不曾关注自己的病情。我并不清楚他阅读的内容，但似乎并非专业书籍。据说他家住在医院附近，已经是这里的“常客”。每次出院后不久，他便会再次住院。我离开时，他仍然住在那张床位上，仿佛从未更换过人。

右侧靠门的床位换过几位患者，但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最后一位住进来的病人。他名叫小池大，是一位约40岁的企业主，居住在与广岛邻近的山口县。他看起来健康开朗，性格随和。因高血压和心脏问题入院，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交谈也非常投机。出院时，我们还交换了联系方式，希望将来能互相拜访。然而，不久后我便收到他妻子寄来的明信片，告知小池先生在回家几天后因心脏病突发突然离世。这个消息令我悲痛不已，久久难以释怀。一个看上去如此健康开朗的人，竟然说走就走了，尤其是在日本这样一个医疗技术发达的国家，令人唏嘘不已。

隔壁病房住着一位与我情况相似的肝病患者，他也是这家医院的“老病号”。这位病人非常活跃，几乎每天都到我们病房“传经送宝”，分享他积累的养生经验。他特别提醒我，出院后一定要注意休息，比如即使看到即将开走的公交车，也绝不能小跑追赶，而应该耐心等待下一班，以避免对肝脏造成任何负担。虽然对他的建议我半信半疑，但他的热情与乐观给了我不少鼓励，让我的心情不至于过于消沉。

广岛大学附属医院的病房宽敞明亮，配备了完善的空调系统。窗外绿树成荫，景色宜人，令人心情舒畅。日本医疗体系的高标准不仅体现在经济发达上，更体现了对患者的深刻人文关怀。住院期间，患者的饮食完全免费，并根据每个人的病情定制。例如，我需要避免油腻食物并多摄入蛋白，因此餐食中没有油炸食品和肥肉，而是以鸡胸肉、瘦肉、鲜鱼、豆制品、蔬菜、牛奶、水果和米面为主。这些服务都包含在医疗费用中，由全民医保覆盖，患者无需额外支付。这种体系不仅让患者恢复得更快，也大大减轻了家属的负担。相比我来自的第三世界国家，日本医院的住院餐饮和后勤服务显得格外合理和便利。即使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和改革，一些国家在这方面的服务仍然显得滞后。

如果单从人均GDP来看，如今美国的数字是日本的两倍以上，但在医疗服务方面却远逊于三十多年前的日本。我曾在美国旧金山的一家专科医院接受过两次手术，也曾住院过夜。如果抛开医疗技术，仅从住院条件、医护效率、饮食安排以及费用负担等方面对比，现在的美国显然无法与当年的日本相提并论，更不用说与发展中一些国家相比。

在我留学期间，尽管日本医疗系统也面临人手不足的问题，但大学医院的护士服务却能做到随叫随到，而且态度温和，令人感动。主治医生每天都会查房，而主任级教授则每周查房一次。在主任教授查房前，护士会提前整理病房的床铺和床头柜，并提醒病人及家属注意保持安静和整洁。查房时，教授总是走在最前，身边是副教授，讲师、住院医生和博士生则依次跟随，随行人数可能多达二三十人。尽管场面浩大，却异常安静，除了教授的讲话，几乎只能听到脚步声。在病情讨论中，除非教授提问，否则没有人敢擅自发言。这种场面的严肃性，宛如电影中将军主持军情会议或总统宣读战争宣言一般，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绝非夸张之词。

有一次，我向一位日本同学请教为何日本的教授会显得如此威严且具有权威性。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用一个颇为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如果有一位指导教授去洗手间，而里面恰好有学生在小便，即使那位学生还没结束，他肯定会立刻中途停止，退到外面等待。只有等教授用完洗手间后，他才会再进去完成自己的事情。”

这个说法让我惊讶不已，于是追问：“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学生不能继续自己的事情呢？”

他平静地回答：“教授的隐私不应该被学生看到。作为学生，怎么能随便窥视教授呢？”这番话让我恍然大悟！在这样一个等级分明的文化中，学生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做出让教授感到尴尬或不适的行为。站在教授旁边，甚至仅仅出现在一个过于私密的场景中，都可能被认为是对教授的不敬。这种行为若被认为是对教授的冒犯，甚至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

他非常认真地进一步解释道：“如果学生在这种场景中看到了教授的隐私，无意中泄露或传播出去，那将是一件极为严重的事情。这样的行为会破坏教授的威严和权威。为了避免任何可能的尴尬或误解，学生宁可选择退出，绝不会冒犯教授的隐私。”

这段对话让我深刻意识到日本社会中等级制度的严格性，以及这种传统对个人行为的深远影响。这种等级森严的文化根源深植于日本的历史和社会结构，它塑造了秩序井然且充满尊重的社会氛围。在这种体系中，上级的意志能够高效地传达和执行，组织纪律得以维持，文化中对年长者和上级的敬意也被充分体现。

然而，这种严苛的等级体系并非全然无弊。它的优点是维持了社会的稳定性和有序性，但缺点也十分明显，尤其是在抑制创新和灵活性方面。在这样高度规范化的环境中，下属往往因为对权威的过度敬畏而不敢提出挑战传统或权威观念的新想法。这不仅可能导致创新力的停滞，也让许多年轻的创意被扼杀在萌芽阶段。一些具有突破性思维的人才，尤其是那些习惯于打破常规的“少数派”，可能因此而感到挫败甚至选择离开。

此外，这种等级制度还可能导致决策过程过于迟缓和保守。在一个快速变化的全球化环境中，迟缓的反应和保守的态度可能使日本难以适应全球市场的激烈竞争，这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本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

尽管这种等级文化为日本社会提供了秩序和稳定，但它对创新和灵活性的抑制效应正在对经济发展和国民性格造成负面影响，尤其是在面对快速发展的亚洲邻国时显得尤为明显。要想重新焕发经济活力，日本需要在保持社会秩序的同时，寻求一种平衡的方式，激发更多的创新和社会参与。

可能是受住院病友那种豁达胸怀和对生活热爱的感染，我因使用干扰素引发的抑郁症状逐渐减轻，情绪有所缓和，肝功能也开始逐步好转。然而，这次住院期间，我整整十天未能进食，身体虚弱到极点。更令人担忧的是，肝活检结果显示，我的病情已转变为慢性活动性肝炎。这种诊断意味着，即使未来继续接受良好的治疗和充分的休息，肝炎症状依然可能难以完全控制，且存在反复发作的风险。想到硕士课程尚未完成，我感到前途渺茫，内心充满了迷茫和恐惧。

正当我彷徨无助时，房东石井先生和他的夫人特地前来医院探望。他们带来的不仅仅是水果和鲜花，更是一份深切的安慰与温暖。石井先生虽然经营着自己的私人医院，事务繁忙，但他对我表现出了真挚的关心。他家中还有四个孩子，且全都在学医：大儿子已在攻读博士，小女儿刚上大学一年级。尽管如此，他依然抽出时间来鼓励我。他轻声说道：“你的病情并不算太严重，现在医学技术正在迅速发展，要有信心。如果有任何困难，尽管告诉我，我一定会尽力帮助你们的。”他的言语和态度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安慰和支持。

临别时，石井先生继续说道：“与你们一家的相识是一种缘分，你不必有任何顾虑。”说完，他递给我一个信封，没有多言便离开了。我打开后惊讶地发现，里面竟装着整整二十万日元。这笔钱相当于我将近三个月的助学金，或是在学生食堂洗碗两百天的收入。这份慰问金让我感动不已，但更让我铭记的是他无私的善良和慷慨。我深知，作为一名普通的留学生，且身患重病，未来几乎不可能给予他任何实质性的回报。因此，他的帮助与关怀完全出于中日友好和助人为乐的高尚情怀。

经过一个疗程的β干扰素治疗后，我的病毒指标虽然有明显下降，但依然未能彻底清除。每次进行“二对半”检查时，我都怀着极大的希望，期待看到乙肝e抗原转阴、e抗体转阳，即所谓的“大三阳”转为“小三阳”。我已经接受了乙肝表面抗原转阴几乎不可能的事实，但若能转为“小三阳”，至少意味着病毒活动性有所抑制，可以暂时摆脱严重风险。然而，检查结果却似乎总在捉弄人，抗原和抗体的数值徘徊在阴性和阳性之间，让人既无法完全放心，也不至于彻底绝望。

带着这种复杂而忐忑的心情，我在1989年6月底出院。办理出院手续时，我才得知在我前妻指导教授（新任医学部部长）的推动下，我被选为β干扰素临床应用的实验对象，因此免除了所有治疗费用，只需在出院文件上签字即可。按照日本国民健康保险的规定，我原本需要承担总医疗费用的30%，也就是近90万日元。而当时，我的所有积蓄加上石井先生提供的20万日元，仍远远不足以支付这一费用。我前妻的指导教授显然深知我们的经济状况，不仅安排我使用了最新药物，还在无形中帮助我减轻了经济压力，让我得以顺利完成治疗。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如果没有被选为实验对象，我就必须承担那近90万日元的费用。根据当时的日本国民健康保险政策，无论住院时间长短、总费用高低，个人每月的自付上限为五万日元。也就是说，我出院后只需拿着支付五万日元的发票到市政府健康保险科，就可以报销超过五万日元部分的费用。此外，凭借支付的五万日元发票，我还可以在学校的学生健康保险科再报销3万日元，剩下的2万日元则通过留学生健康保险全额报销。换言之，无论医疗费用多高，我每月最终实际支付的费用都为零。

这样的高福利制度让我不禁思考：日本的医疗体系是否已经接近乌托邦的理想？或许正是这样的制度和对国民健康的高度重视，成为日本长期保持全球最高人均寿命的重要原因之一。

尽管出院时我的肝功能指标已完全恢复正常，但身体却比第一次住院时更加虚弱。如果说第一次住院时，我尚未真正意识到肝炎的严重性，那么这一次，我终于深刻体会到了这种疾病对身体的摧残和对心理的压力。回到家中，看到院子里杂草丛生，原本的活力与生机不再，我的心情异常凄凉。

初到日本时，我曾满怀信心地设定目标，希望每年能撰写两篇高质量论文，计划在博士毕业时至少发表10篇论文。然而，此时的我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目标已经遥不可及。要完成它，就像骑自行车从地球到月球一样，近乎不可能。现在，我能做的就是尽全力根据学校规定发表三篇论文，勉强获得博士学位。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那将是上天的莫大仁慈，也是我用尽全力能够实现的极限。

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本质决定的，而我的本质似乎注定让我成为一个忙碌不止的人。让我整日无所事事地卧床休息，无异于要了我的命。况且，当时的条件也允许我稍作活动。出院后仅休息了两天，我便开始动手清理院子里的杂草。看到杂草清理干净，庭院恢复整洁，心情也随之好了一些。

两周后，我恢复了以往的通学模式。然而，这一次，我的体质明显大不如前，尤其是胃肠功能变得虚弱，饭量仅为从前的三分之二。为了避免过度劳累并顺利完成硕士学位，我花费十几万日元购置了一台类似电脑的文字处理机，用于撰写毕业论文。这使得我每周只需去学校三次，主要进行实验和标本分析，其余时间则在家利用文字处理机写论文。

我深知，无论将来遇到多么紧急的情况，都绝不能再熬夜。如果继续熬夜，可能随时会因为过劳被“阎王爷”收走性命。因此，我尽量调整节奏，坚持每天做一点事，积少成多，争取提前完成毕业论文。否则，一旦无法按时毕业，博士阶段的梦想也将彻底破灭。

由于身体虚弱，我的眼睛极易疲劳，无法连续工作太长时间。坐在文字处理机前超过半小时，人就会感到疲惫不堪。为了克服这一问题，我躺在床上休息时，便在脑海中反复分析和构思即将要写的内容。一旦坐到文字处理机前，我便能迅速敲出接下来的内容。这种先构思后动笔的习惯，早在中学时代便已养成，并伴随了我一生。

还记得中学时，每当遇到难题，我总是坚持不懈地思考，绝不轻易放弃。不论是走路、吃饭还是睡觉，脑海中都会不断演绎各种可能的解法，直到找到答案。虽然偶尔也会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但向老师求助的情况却很少发生。正是这种习惯，使我能够高效地完成写作，即使身体状态不佳，仍然能保持一定的进展。

就这样，我几乎不间断地进行写作。不论是一整段内容、几小段，还是仅仅几句，我都坚持写下去。到年底，我的硕士论文已用英文完成，并得到了导师和副导师的认可。他们一致认为，我顺利获得学位应该没有问题。

与此同时，我还撰写了一篇论文，并被德国一本著名杂志接受，预计于1990年初发表。这一消息无疑为我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尽管前路未卜，身体依然虚弱，但按时毕业和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希望依然存在，这让我在困境中找到了一丝曙光，也更加坚定了前行的信念。

尽管我竭尽全力避免过度劳累，但肝炎的再次发作仍然无可避免。到了1990年初，我的病情明显恶化，自觉症状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加严重。肠胃几乎整日发出不适的声响，每次吃完一碗饭后，肚子都会胀痛两到三小时难以平复。两年的病程让我饱受折磨，睡眠质量也极其糟糕。即使服用安眠药，夜晚依然无法安然入睡，常常凌晨三四点醒来后再也无法入眠，只能靠坐在床头，呆呆地看着妻子和女儿在一旁安睡，直到天亮。我的体重从生病前的60多公斤骤降至仅有52公斤，身体每况愈下。

更为棘手的是，离硕士毕业答辩只剩不到十天时间。我立刻前往上次住院的土木内科医院求治，希望能通过药物暂时控制病情。然而，尽管医生尽力尝试多种治疗方案，我的转氨酶水平依然近乎直线上升，频繁的呕吐让我疲惫不堪。医生认为情况严重，一方面给我使用了控制炎症和修复肝脏的药物，另一方面指示前妻迅速联系大学医院安排转院。由于大学医院的床位十分紧张，没有私人诊所的推荐几乎无法入院。我前妻不得不再次求助于她的指导教授，这才成功为我争取到了一个床位。

我深知，继续学业是我生命中最后的一线希望。如果无法按时完成硕士毕业，这不仅会影响到3月份的博士入学答辩，更可能彻底击垮我的精神防线。对于我而言，无论多么困难，按时毕业拿到硕士学位是唯一的出路。哪怕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我也必须坚持下去。即使在病床上准备毕业答辩演讲，我也常因疲惫只能看几分钟稿子，每看一遍就会吐好几次，但无论多么艰难，我都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下去。”

在导师的安排下，我的毕业答辩被定在下午3点，是当天的第二场答辩。那天中午1点左右，一位日本同学专程开车从广岛市东区的大学医院接我，前往40公里外的西条校区。因为所有参加答辩的教师和学生都知道我正在住院治疗，他们仅向我提了三个简单的问题便结束了答辩。通常情况下，答辩结束后需要在场等待委员会讨论并宣布结果，但考虑到我的体力状况，教授们破例允许我答辩结束后直接返回医院。

那天，我表现得异常坚强。尽管身体虚弱不堪，在近一个小时的答辩中居然没有呕吐一次。然而，答辩刚一结束，我便匆忙跑到厕所，开始剧烈呕吐。在返回大学医院的路上，我的日本同学不得不每隔10分钟停车一次，让我下车吐个不停。

这场毕业答辩不仅是学术上的挑战，更是对我身体和意志的极限考验。然而，我知道，我能坚持下来并完成答辩，靠的不仅是自己的毅力，还有家人、同学和导师无私的支持与帮助。

为了阻止病情进一步恶化，我一住进大学医院便开始接受主治医生推荐的新药治疗——刚刚获得许可的“α干扰素”。这种干扰素通过肌肉注射给药，虽然成本低于我之前使用的β干扰素，但治疗方案要求每周注射三次，疗程长达半年。医生为我设定的每次注射剂量高达600万单位。在这种强效药物的作用下，我的转氨酶指数在攀升至800多点后终于开始下降。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的病情得到了实质性的缓解。经过两年多的病程，我的肝功能已严重受损，剩余的健康肝细胞已不复从前，难以有效抵抗病毒的侵袭和破坏。对于慢性肝炎患者而言，转氨酶水平达到800多点依然是一个危险信号。根据日本的医疗原则，转氨酶超过200即需住院治疗，超过400则必须严格卧床休息，禁止洗澡等耗费体力的活动，只能由护士用毛巾擦拭身体。我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身体已经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

看到我的病情如此严重，导师也表现出极大的担忧。他多次向主治医生询问我的状况后，郑重地向我建议，如果身体难以支撑，可以先行回国，待病情好转后再返回日本继续学业。他甚至明确承诺，无论我何时返回日本，他都会无条件支持我，帮助我继续完成学业。

然而，我毫不犹豫地向导师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无论如何，我都必须进入博士课程。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一定会完成博士入学答辩，绝对不会休学回国。”这不是冲动的宣言，而是我深思熟虑后的决定。

我非常清楚，乙型肝炎是一种需要长期管理的慢性病，甚至可能伴随一生，绝非短时间内能够治愈。如果此刻选择休学在家，无所事事，那就如同瞎子失去了方向盘，随时可能坠入无法自拔的深渊。更重要的是，一旦回国养病，再次返回日本攻读博士的机会几乎微乎其微。我深知，这个世界永远不会为弱者驻足，更不会向我敞开怀抱。即使是血脉相连的亲人，也未必能给予我真正的支持和关爱。

也许是我的毅力和决心感动了导师，或许是导师自身的宽厚仁爱，最终，他不仅同意了我继续攻读博士，还为我破例将博士入学答辩的考场搬到了大学医院。这一举措让我既感动又充满斗志，坚定了我无论付出多大代价也要完成学业的信念。这段经历，不仅是对我身体的考验，更是对意志的磨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