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留学日本（五）

由于病情出现转机，加上学业进展顺利，日常休息有所改善，我的身体状况似乎渐渐好转，但仍然十分消瘦。1992年4月1日，我的女儿正式进入小学一年级。学校距离家不远，她每天都能独自步行上下学。当时的日本社会治安良好，小学生通常都是独自上学，家长并不需要陪同，这让我感到一丝欣慰。

1992年5月，正值我父亲在上海接受大手术一周年，住在香港的妹妹打电话建议我回国探望父亲。考虑到我已近五年未回国，也确实应该尽一份孝心，我决定动身。5月底，我独自一人经香港返回厦门。不幸的是，回到厦门没几天，我便感到身体不适。经岳父所在医院检查后，发现转氨酶再次飙升，这表明肝炎急性发作。我毫不犹豫住院治疗。在住院期间，许多老同学和以前的单位领导前来看望我，他们对我的病情深感惋惜。有些人猜测我的病是因在日本过度劳累所致，然而，除了早期在学生食堂兼职洗碗外，我并未从事过其他体力工作。我的国内导师对此非常了解，为我做了一些解释和澄清。

厦门的治疗效果不甚理想，我不得不转院至上海瑞金医院，这也是当年为父亲做手术的医院。幸运的是，医院里有一位曾与我前妻共事于广岛大学医学部的医生，他帮助安排了床位。瑞金医院的医生对我的情况非常重视，为我采用了白细胞介素疗法，即抽取50毫升血液，加入药物体外培养以激发免疫细胞功能后再输回体内。然而，由于身体虚弱，我对这种疗法反应非常剧烈，进行六七次后便不得不中止。

我的机票是往返票且无法更改，加上日本的医疗条件更为先进便捷，尽管家人和朋友建议我在国内休息一段时间再返回日本，我还是决定按原计划返回，以免耽误学业，也期望在日本能得到更好的治疗。从上海返回日本的旅途尚算顺利，回到日本后，我选择不继续住院，因为在瑞金医院的治疗后，肝功能已有所改善。我在私人诊所定期注射保肝药物，同时在家继续撰写博士论文。

这一年，我的学术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一篇论文已在德国著名的《海洋生物学》杂志发表，另两篇也已提交，并有很大希望被接受。这让我满足了广岛大学博士学位答辩的最低要求：至少发表三篇论文。尽管其中一篇我是第二作者，但其余两篇的发表将确保我的学术成果得到国际认可，总共四篇英文论文的积累为博士论文奠定了坚实基础。博士论文的撰写主要是整合这四篇论文，尽管还有一些其他数据未能整理成论文发表，但时间和精力已不允许我分心。

1993年3月，我如期完成了博士课程，并以优异成绩获得博士学位。我发表的四篇论文均刊登在国际权威期刊上，其中三篇发表在德国的《海洋生物学》期刊，另一篇则刊登在英国牛津大学的《浮游生物学研究》。虽然最初的目标是发表十篇高质量论文，最终完成了不到一半，但考虑到我的健康状况和所经历的磨难，这一成果已足以让我自豪。日本的导师、同学以及房东都对我的成就表示高度认可，但对于那些不了解我斗病经历的人而言，或许很难真正体会到这其中的艰辛。

博士学位授予仪式一如日本文化的风格，简朴且实用。校长在台上致以简短的祝贺词后，逐一为毕业生颁发学位证书。仪式结束后，仅有学生与导师的合影留念，既无传统的博士服饰，也无隆重的庆祝活动。这种低调的方式让我更加感受到日本社会的务实和谦逊。

正如预料，1993年6月，我的肝炎再次复发。然而，这次病情相对较轻，转氨酶水平最高仅达一百多，无需住进大学医院，也未进行干扰素治疗，仅在正木内科私人医院住院约一个月便康复出院。这让我庆幸博士毕业后选择在家休养，而未急于在日本寻找工作或安定下来，否则结果不堪设想。

在日本的六年半学习生活中，我累计住院六次，接受了三个疗程的干扰素治疗，持续时间超过一年。由于日本没有中药，仅有类似小柴胡汤的中成药，治疗完全依赖西医。从1988年6月首次发病到1994年3月底回国，我始终坚持静脉注射一种名为“强力露”的保肝药物。每次注射40毫升，从未间断。发病或感到不适时，我每天都要注射；肝功能正常时，也至少每两天注射一次。长年累月，这种高频注射导致我的手臂血管逐渐硬化，不得不转向手掌甚至指头进行注射。后来，连手掌和指头也难以找到合适的血管，只能用脚上的血管继续治疗。这种“斗病”的过程让我深刻理解日本人用“斗”这个字来形容慢性病治疗的形象与贴切。

在攻读硕士和博士期间，我历经无数磨难，几经生死，但幸运的是，上天对我还算仁慈。首先，得益于日本的全民健康保险计划，我得以接受先进的治疗，并免去了巨额的医疗负担。同时，我可以根据病情需要，自由选择最适合的治疗方式。其次，我遇到了一位宽厚善良的导师和副指导教授，以及许多支持、鼓励我的同窗和朋友，他们的善意让我得以坚持到最后。

尤其让我感激不尽的，是房东石井先生及其夫人。他们对我一家的慷慨支持让我倍感温暖。1990年秋，为庆祝我和前妻进入博士课程，他们特意带我们一家三口游览了日本古城京都，并款待我们享用了地道的京都怀石料理。尽管身为房东，石井先生慷慨地为我们免费提供宽敞的住所长达五年半，并承担了水电和电话费用，我们只需支付煤气费。这样的支持堪比共产主义的理想国度。这段经历让我终生难忘，也成为我心中中日人民友好关系的真实写照。

与我同期留学的许多同学在毕业后选择留在日本工作，或转往欧美国家发展。鉴于自己的健康状况，我深知无法在国外长期打拼，因此早早决定毕业后回国工作，这是我唯一的选择。为此，我提前让家人从国内寄来小学语文课本，每天早晨在女儿上学前教她阅读10至15分钟。尽管起初她极不情愿，但在我的坚持下，她渐渐接受了这种学习方式。

博士毕业后，我名义上在指导教授的研究室挂名为博士后，但实际上并未缴纳学费，也没有真正参与研究工作。当时，我的主要任务是自我休养，因为前妻的博士课程需要四年才能完成，她最早也要到1994年3月毕业。而我的体重从原本的120多斤降至不足100斤，日常生活都已力不从心，更无力继续科研或外出打工。那时，我常感到自己如风中之烛，随时可能熄灭。

独自在家休养并不轻松。工作日里，前妻和女儿都不在家，我不得不独自面对漫长的白天。为消磨时间并适度锻炼，我几乎每天都去河道对面的广岛机场附近散步。那里有一条长约两公里的堤坝，既是锻炼的好去处，也是退休老人们常聚集的地方。堤坝外侧的河道中养殖着大量牡蛎。我常常散步后坐在堤坝上，静静地望着海水和牡蛎发呆，有时一坐就是几个小时。

堤坝的空气清新，景色宜人，但对于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来说，天天独自坐着发呆并非轻松之事。尤其是在日本这样一个以男性为主导、生活节奏紧张的社会中，我时常感受到一些异样的目光。面对这些，我学会了假装视而不见。为了未来的那一线希望，我告诉自己必须承受压力，避免无谓的拼搏和劳累。尽管病情时有反复，但也逐渐显现出缓解的迹象，未来或许还存在转机。

经历这些苦难后，我深刻认识到，自我认知和清晰了解自身状况的重要性。每个人都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行动计划，即使这意味着要承受误解和委屈。在生活的道路上，接受不完美，坚持自我，是一种智慧。理解和接受自身的局限，不仅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生存，也让我们更加珍惜那些稀有的光明时刻。正是这种智慧，使我能够在黑暗中寻找到一丝光亮，并为未来保留希望。

我前妻于1994年3月28日顺利毕业，获得日本广岛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在学位授予的次日，我们一家便踏上了回国的旅程。第一站是香港，我们在妹妹家停留了五天，稍作休整后，乘坐“集美号”客轮返回厦门。回国前，她的工作单位已联系妥当，因此在厦门停留近二十天后，她于4月下旬前往广州某大学附属医院正式报到。

我的工作则是在回国后，由国内导师临时帮忙安排的。我被介绍到广州一所综合大学的生态学研究所，从事近海生态和淡水湖泊的研究。这份工作之所以吸引我，是因为无需再出海采集样本。考虑到我的健康状况和容易晕船的体质，如果再像年轻时那样长时间在海上颠簸，很可能会对身体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

这样的决定是否完全正确，已经无从验证。当时，如果我选择回母校或进入其他名校工作，或许能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以当时的背景来看，公派留学归国的博士在国内学术市场上非常稀缺，而我在国际SCI期刊上发表了4篇论文，这在当时的中国学术圈内是一项非常难得的成绩。我的一位学长，当时担任厦门大学海洋系副主任，曾提到厦门大学评定正教授的标准之一是至少发表3篇SCI论文，而我的成果早已超出这一要求。

我和女儿在厦门她外婆家住了两个多月。在此期间，女儿没有耽误学业，插班进入附近小学完成三年级下半学期的课程。到了7月初暑假开始时，我带着她前往广州，与前妻会合。然而，可能是由于回国后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变化太大，再加上旅途与安家的劳累，我刚到广州，还未正式报到便病倒了。幸运的是，这次肝功能的损害相对较轻，转氨酶仅升至八十多，无需住院。前妻用从日本带回的保肝药“强力露”在家为我输液和注射。经过约二十天的治疗和休息，我的肝功能逐渐恢复正常。

自从1987年10月赴日本留学以来，在不到七年的时间里，我经历了七次严重疾病，其中包括六次住院治疗。这些病痛折磨使我从一个原本健壮的人消瘦成皮包骨，体重从60多公斤锐减到仅47公斤，体脂率可能接近巅峰时期的李小龙。然而不同的是，他的骨头外是结实的肌肉，而我，只有一层松弛的皮肤。

这一连串的磨难让我心力交瘁，性格也发生了显著变化。长期的病痛和精神煎熬让我变得异常暴躁，不知道是肝病影响了我的情绪，还是这种暴躁的性格反过来加重了病情。日常生活中，我对琐事失去耐心，容易因小事恼怒。这种性格上的变化逐渐影响了我的人际关系，许多原本可以简单解决的矛盾被放大，甚至酿成无法挽回的冲突。这种恶性循环不仅加深了我的孤独感，还让我感到更加无助，心理负担也日益加重。

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压力和孤独感不断积累，可能是我后来患上重度抑郁症的根源。每次面对疾病和生活的不如意，我都感到心理防线在逐步崩溃，最终难以承受。这种持续的精神压力不仅带来了深刻的心理疾病，还进一步恶化了我的身体状况，形成身心交互影响的恶性循环。抑郁症不仅让我在情绪和行为上倍感挣扎，也使我在处理日常生活和维系人际关系时更加困难，进一步隔绝了外界的支持和理解。

在日本留学期间，由于身体状况欠佳，我几乎没有涉足社会工作，除了早年与一位姓王的同学在学生食堂共事几个月洗碗的经历。我接触的日本人主要限于教研室的师生和少数同窗。然而，即便是在这有限的交往中，也有两位日本朋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其中一位是与我同届的稻垣英树。他与我在同一研究室，是一位身高约185公分、体格魁梧的青年。在当时的日本，他算是非常健壮的人。他性格温和，待人友善，对我这个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尤为关心。稻垣君不仅在我生病期间专程探望过我和家人，还曾多次帮助我的前妻联系指导教授。无论是我住院还是参加硕士答辩，他都会开车接送，并在平时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怀。他常到我位于广岛西区的家中做客，每次都会带些小礼物，并耐心陪女儿玩耍。他硕士毕业后去了东京工作，我们之后还见过几次面。遗憾的是，自1994年我回国后，便失去了联系。他是一位我至今怀念的好友，我真心祝愿他生活幸福美满。

另一位是研究室的助教授，他只比我年长两岁，专业方向是浮游动物分类，与我的研究领域没有太多重叠。尽管如此，他待我非常友好，我们谈得很投机。他父母家离我住处不远，因此常来我家做客。他和稻垣君都很喜欢我前妻做的菜，傍晚时分常会相约来吃晚饭，饭后聊聊天，久而久之，我们成了至交。我回国后曾邀请他来中国进行学术访问，并开展过两三次合作研究。

这位助教授工作非常勤奋，基本功极为扎实。他在实验室中几乎随时都在观察标本。他为了研究小型浮游动物的食物链，自学了潜水技术，常自费带研究生去冲绳等热带海域采集样本。有一次，他在中国东南某港口采集样本时，协助研究外来物种的入侵问题。当地一位教授请他鉴定货轮压舱水中的浮游动物样本，他几乎不用查阅书籍或图谱，就能鉴定出绝大多数物种。其间，他发现了一种不认识的小型桡足类动物，认为可能是新种。回日本后，他证实了这一发现，并以合作论文的形式发表了成果。

从他身上，我深刻感受到日本科学研究的严谨与扎实。正是这种基础扎实、追求精益求精的态度，使得日本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在自然科学领域斩获了20个诺贝尔奖。他们将科学研究视为一生的事业，并以此为荣，这种精神值得敬佩与学习。

我的日本经历虽然看起来有些凄凉和苍凉，但在不幸中也能找到些许幸运的慰藉。首先，我得到了几乎是世界上最好的治疗，同时也遇到了许多好心人的帮助与关怀，这是我感到无比感激的地方。比如，我的房东早就打算将广岛西区的那栋房子出售，以便在他工作所在的吴市建一栋新房子。然而，为了不影响我们的生活节奏，他一直推迟了这个计划。即便他去世后，他的夫人依然坚持他的初心，直到我们回国后才卖掉那栋房子。在那五年半里，日本的泡沫经济破裂，地价持续下跌，房子的价值可能缩水了不少，但他们依然无怨无悔。这份善良和体贴让我铭记在心。

谈到普通日本人，我深感他们的素质整体上非常高，而且普遍具有良好的科学素养和社会教养。比如，那时的日本人普遍知道乙型肝炎主要通过血液或性接触传播，日常接触和饮食并不会造成传染。有一次，我们教研室的同事聚餐，庆祝年终将至。那次我们吃的是牛肉火锅，类似于中国的火锅，需要用筷子夹肉片或其他食材在锅中烫熟，然后蘸碗里的生鸡蛋吃。我担心同事们对我这个乙肝患者有所忌讳，于是特意用两双筷子，一双用来夹食材放入锅中，另一双用来吃。我那位副导师看到后，立即纠正我：“不必如此，和大家一样只用一双筷子即可，不用给自己设限制。”他这么说，是为了避免我被特别对待，让我感觉自己与大家无异。这一细节让我感受到深深的温暖和尊重。

还有一次，我和几位同学一起去吃广岛非常有名的一种炒面。当时我刚出院不久，食量大减，点了一份炒面吃了一半就再也吃不下了。我犹豫着是否要浪费时，一位柔道运动员出身的同学，食量很大，吃完自己的一份后，直接对我说：“扔掉浪费了，给我吧。”说完他毫不在意地把我的剩菜吃光了。这件事让我感动了好几天。在我看来，这种毫无忌讳的举动不仅体现了他对我的尊重，更重要的是，他用实际行动传递了对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珍视。在许多文化中，或许因为对疾病的误解和偏见，这样的事情是难以想象的。

这些经历让我体会到，日本人对他人感受的重视远远超出了对传染风险的担忧。这种尊重和包容让我深受感动。

在日本的六年半时间里，我还有一个深刻的感受，那就是我从未见过两个日本人在公开场合吵架或发生激烈争执。我并不是说日本人之间没有矛盾，而是无论分歧多么严重，他们都不会在公开场合表现出激烈的情绪。例如，我的副导师与助教授关系并不融洽，但他们之间从未有过公开的争吵。1994年3月，我的导师退休后，副导师升任正教授，而那位助教授选择提前调到临海实验场工作，以避免正面对抗。这种处理方式看似回避，却也体现了一种不伤害彼此的智慧。

有人可能会认为，这种做法是一种虚伪的表现。但我认为，这种“虚伪”未必是坏事。它不仅可以避免伤害对方的感情，更重要的是保护了自己，维持了社交关系的和谐。遗憾的是，我在日本的六年半里并没有学会这种“虚伪的智慧”。反而，总是将争吵和对抗视为一种“英雄气概”。许多时候，我在一些不值得争执的事情上寸步不让，结果导致自己在后来工作生涯中多次碰壁，甚至遭人算计和陷害。

这些经历让我明白，处理人际关系不仅需要原则，更需要柔性与智慧。所谓的“退一步海阔天空”，有时并非软弱，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成熟。若我能早些领悟这一点，也许许多遗憾都可以避免。但正是这些挫折，让我更深刻地体会到包容、理解和谦让的重要性。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