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清朝应试、出仕，而主要生活于康熙、雍正时期的诗人，较早的有所谓“南施北宋”两家。施指施闰章，宋指宋琬。王士禛说：“康熙以来诗人，无出南施北宋之右。”施的五言诗，“温柔敦厚，一唱三叹，有风人之旨。”宋“浙江后诗颇拟放翁；五古时闯韩杜之奥。”（《池北偶谈》）沈德潜说：“南施北宋，故应抗行。就两家论之：宋以雄健磊落胜；施以温柔敦厚胜，又各自擅场。”（《清诗别裁》）施闰章诗学王孟韦柳，追求温粹冲和的风格，故最工五言律；他也写了一些反映社会现实的乐府歌行。宋琬诗学杜韩及陆游，又遭遇困厄，愤激不平，故多雄伟亢厉之音，实际上以七言诗及歌行为胜。

“南施北宋”还不是这时期的第一流的诗人。这时期的第一流的诗人，首先要推王士禛。王氏的七言近体和吴伟业的七言歌行，是清诗中最为独擅胜场和影响最大的作品。王氏论诗，推崇司空图《诗品》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之说，和严羽《沧浪诗话》的“妙悟”、“兴趣”及“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之说；标举“神韵”，理论上自成一派。创作实践也相当成功，领袖诗坛数十年。《四库提要》说：“宋诗质直，流为有韵之语录；元诗缛艳，流为对句之小词。”士禛以“清新俊逸”之才，转移清初“谈诗竞尚宋元”的风气。但又认为他“所称者盛唐，而古体惟崇王孟，上及谢朓而止”，“近体多近钱郎，上及李颀而止”；“律以杜甫之忠厚缠绵，沉郁顿挫，则有浮声切响之异”。杨绳武为王氏写的《神道碑》则说：“公之诗笼盖百家，尽括千载，自汉魏六朝以及唐宋元明人，无不咀其精华，探其堂奥，而尤浸淫于陶孟王韦诸公，有以得其象外之象，意外之神，不雕饰而工，不锤铸而炼。极沉郁排奡之气，而弥近自然；尽镵刻绚烂之奇，而不由人力。”褒贬颇有不同。王氏处在清朝统治巩固、表面承平的时期，政治条件不容许他走杜甫的大力揭露现实、批判现实的道路，模山范水、咏古咏物等正是他最常写的题材。风格上当然不同于杜甫的“忠厚缠绵，沉郁顿挫”，但他入蜀以后刻画山水的诗篇，功力亦有得于杜诗；他的诗得力最深的是王孟一派，但确实对古代大名家，都下过“咀其精华，探其堂奥”的功夫。“沉郁排奡”非所长；但“象外之象，意外之神”确有所擅，近体绝非钱起、郎士元、李颀等人所能限制。他的诗的妙处，在善于融情入景，好整以暇，惨淡经营而出之以平易，涵情绵邈而出之以纡徐；加以音节清远跌宕，意味悠然，故觉神韵卓绝。宋琬说他“绝代销魂王阮亭”，赞美他独擅的一面；袁枚说他“一代正宗才力薄”，则指出他的不足之处。

和王士禛齐名的朱彝尊，诗早期学八代，中期学盛唐，晚期趋于平易。《四库提要》评他：“至其中岁以还，则学问愈博，风骨愈壮，长篇险韵，出奇无穷。赵执信《谈龙录》论国朝之诗，以彝尊及士禛为大家，谓‘王之才高，而学足以副之；朱之学博，而才足以运之。’及论其得失，则曰：‘朱贪多，王爱好。’亦公论也。”朱诗功力不下于王，中期不乏格律工整、闳中肆外的作品；但在迈越故步、独创新貌方面，终不如王。

这时期的诗人，还有尤侗、彭孙遹、梁佩兰、宋荦、吴雯、洪昇等人，诗以疏畅和隽胜；有陈维崧、吴兆骞、田雯、张笃庆等人，诗以豪迈藻丽胜。比较著名的，又有赵执信。赵是王士禛的从甥婿，但论诗的旨趣与王不同，所著《谈龙录》，对王颇有讥贬。他于诗颇自负，求去浮靡，力追峭刻，但酝酿不深，情韵较逊，成就不及王。他的诗如《甿入城行》写农民对官府的反抗，却是很值得重视的。

可以和王士禛并称为这时期的第一流的诗人，应推查慎行。查氏得力于苏轼、陆游最深，用笔沉着，运思刻入，发扬了宋诗的艺术技巧，是清初学宋诗成就最大的一人。他的诗又讲究音节色泽，兼得唐诗的好处，没有一般宋诗缺乏情韵的毛病，他又可以说是康、雍时出入唐宋、刻意创新的成就最大的诗人。王士禛为他早年的诗集作序，即说：“以近体论，剑南奇创之才，夏重（查氏的字）或逊其雄；夏重绵至之思，剑南亦未之过，当与古人争胜毫厘。”古体“夏重丽藻络绎，宫商抗坠，往往有元遗山、陈后山风。”赵翼《瓯北诗话》更说：“故吴梅村后欲举一家列唐宋诸公之后者，实难其人。惟初白（查氏的号）才气开展，工力纯熟，鄙意欲以继诸贤之后。”“初白近体诗最擅长，放翁以后，未有能继之者。当其年少气锐，从军黔楚，有江山戎马之助，故出手即沉雄踔厉，有幽并之气。中年游中州，地多胜迹，益足以发抒其才思，登临怀古，慷慨悲歌，集中此数卷为最胜。内召以后，更细意熨贴，因物赋形，无一字不稳惬。”“要其功力之深，则香山、放翁后一人而已。”查氏注过苏轼诗，受苏氏的影响也大；当然，从总体上看，他的诗歌的历史地位，还不能和白、苏、陆三家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