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在康熙五十九年中举，又生活到乾隆十七年的厉鹗，是继查慎行之后效法宋诗成就较高的一个诗人。厉氏诗导源谢灵运和唐代的王孟韦柳，风格与查氏不同。他著《宋诗纪事》，对宋代历史和宋诗研究很精。所作幽峭妍秀，工于炼字，五古尤胜，特别是游西湖诸作，刻琢更为精致。王昶《蒲褐山房诗话》说他的诗：“莹然而清，窅然而邃，撷宋诗之精诣而弃其疏芜。”厉诗学宋，“疏芜”较少是事实；但宋诗如陆游一派的气魄豪迈的“精诣”，他是“撷取”不到的。他的诗自成一派，世称他为“浙派”的领袖。从他以后的诗人，可以算是乾隆、嘉庆朝的“盛世”的诗人。
生年早于厉鹗，但到乾隆初年才中进士的沈德潜，主要的活动是在乾隆时。他论诗注重“温柔敦厚”，注重“格调”，提倡汉魏盛唐。著有《说诗晬语》，又编选《古诗源》、《唐诗别裁》、《明诗别裁》、《清诗（原称“国朝诗”）别裁》等集，流行于世。一时吴下诗人，奉为宗主。和崇尚宋诗的“浙派”的厉鹗比较起来，声气更盛，影响更大。他的近体诗如《金陵十首》，颇高亢雄健；古体注意反映现实，语言比较朴素，也有好的作品。但可惜大部分作品封建说教气味太浓，有的语言比较板质，厚重有余，生气不足，创作的成就较差。
乾隆时的钱载，作诗以生涩取胜，在苍劲俚质中别饶清韵。在当时学唐学宋的诗歌形成“熟调”时，他的诗别具一格，颇能使人耳目一新。陈衍《石遗室诗话》说：“有清一代，宗杜韩者，嘉道以前，惟一钱箨石侍郎而已。”钱载诗道学气亦重，反映现实少，精神实质不能和杜甫相比；陈衍所说，实际侧重钱的学韩。韩愈古诗有古奥拗硬的一面，钱氏学之，又兼学宋代的黄庭坚、陈师道、杨万里，故以涩硬为宗，以俚拙取神。技巧上有独到之处，但所走的毕竟不是坦途。《晚晴簃诗话》评：“箨石论诗，取径江西，去其粗豪，而出之以奥折。用意必深微，用笔必拗折，用字必古艳，力追险涩，绝去笔墨畦径。”推许颇甚。
在“神韵”、“格调”、宗唐、宗宋的各派诗歌流行之后，相仿相袭，清诗又逐渐形成新的“窠臼”，假如不能别开格局，很快又会走向形式的僵化。这时期的诗人，能开创新格局的代表是袁枚和赵翼。袁、赵和蒋士铨，合称“乾隆三大家”。
袁枚行为倜傥不羁，反对封建道学，同时人或讥他“轻薄”。实际上，他的思想在当时是比较通达的。论事论情，务求平恕，敢于薄泥古、崇古的观念，讥讽陈腐的礼教，见识不凡。他论诗反对沈德潜的提倡“格调”，以为会流于贵古贱今、尊唐抑宋的旧框框；反对王士禛的专求“神韵”，以为会流于纤弱和过分“装饰”。他继承、发展杨万里和明代公安派的说法，论诗主“性灵”。所谓性灵，是要求诗歌要有写作者的真性情，要有新鲜活泼的灵感的触发，不可写得陈陈相因，没有个性，没有生气。他的作品，感情奔放，议论新颖，笔调活泼，语言明畅而且句法比较灵活多样，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一定的创新。但可惜创作态度不够严肃，不少篇章是率意之作，境界趣味不高，流为轻滑。他的作品瑕瑜参杂，但比起同是提倡性灵的公安派作家的作品，还是高出很多，因为他的才学和功力远非公安派作家所能及。
赵翼也是一个学识渊深、思想通达的学者，他的朴素唯物论和历史进化的哲学观点，在当时也是比较进步的。他论诗最强调创新，说：“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论诗》），“诗文无尽境，新者辄成旧”（《删改旧诗作》），“必创前古所未有而后可以传世”（《瓯北诗话》）。他的作品，以五、七言古诗为最有特色。五古如《闲居读书》、《杂题》、《偶得》、《园居》、《山行杂诗》、《书所见》、《静观》等，抒写很多新颖独到的见解，言前人之所未言，内容可取，但有人认为偏于议论是大病。我们看来，赵翼这类诗，议论过多有缺点，可是它又不像宋代理学家的说理诗那样使人厌倦，相反的，读起来往往觉得意味深长。这是因为议论中有作者的新鲜的见解，有他的丰富的生活经验，他的洒脱真实的性格，他的庄谐杂作的风趣，他的对人生世事的合情合理而透辟的分析，并且语言浅显精醇之故。袁枚评说：“《击壤集》、《读书乐》，一经儒家说理，便有头巾气。瓯北此等诗，穿天心入月胁，说理愈精，英光愈迸露，真足为天地间另辟一境。”指出它的成功的一面；当然，赵氏这类诗，也有不少比较浅率、枯燥的，不能一概而论。他的近体诗，特别是七言律绝，颇费匠心经营，也时有新意，但一般说来，格调较“熟”，创造性较少。
总之，袁枚、赵翼诗的出现，有其解放的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打破清诗形式要重新走向僵化的格局，作出了历史的贡献。
蒋士铨和袁枚、赵翼的交谊深，作诗也主张戒蹈袭、写性情，和袁、赵有一致的地方。但他对诗的内容强调“忠孝节烈之心，温柔敦厚之旨”，封建礼教气息较浓；形式上比较重骨力，不那么强调性灵，作风和袁、赵又有不同。袁枚为他的诗集作序，称其诗为“横出锐入”，“神锋森然”；王昶《蒲褐山房诗话》评其诗：“诸体皆工，然古诗胜于近体，七古又胜于五古，苍苍莽莽，不主故常。”他的《京师乐府词十六首》，反映当时北京的都市生活，生动细致，在他的诗中为别调，但更有现实意义。蒋氏诗的功力不下于袁、赵，但在开新方面的努力和影响，却大有不如。
除袁、赵、蒋三家外，这时期值得注意的诗人还有郑燮、黄景仁、张问陶三人。郑燮早年生活贫困，做过短期的小官，久居民间，同情人民的痛苦，所作古体如《私刑恶》、《逃荒行》、《孤儿行》、《姑恶》等，鞭挞贪官污吏的残酷，同情人民的不幸遭遇，语言朴素，描写深刻，富有现实主义精神。
黄景仁出身孤寒，奔走四方以谋生计，为县丞未补官而卒，年只三十五岁。他是一个终身穷困不得志的诗人。诗从李白、岑参、李贺诸家入手，而才调极高，融通变化，形成独具的风格。他的诗最大的特点是用情极深。无论是缠绵悱恻或是抑塞愤慨之情，都写得深入沉挚，使人回肠荡气，极受感动。其次是语言清切。他善用白描，诗中扫尽浮泛陈旧之词，语语真切；而且一种清新迥拔之气，凌然纸上。其三是音调极佳。王士禛诗在音调上独得纡徐跌宕之妙；黄景仁诗音调和内容紧密配合，悠扬激楚，也特别动人。他的诗辞清而气宕，故哀伤而不流靡，最长于抒情；但如《圈虎行》、《献县汪丞坐中观伎》等诗，又可看出他体物叙事的描摹毕肖的功夫。吴锡麒评其诗：“清窈之思，激哀于林樾；雄宕之气，鼓怒于海涛。”（《与刘松岚书》）洪亮吉评其诗：“如咽露秋虫，舞风病鹤。”（《北江诗话》）颇为近似。从整个内容看来，他的诗以写个人的凄凉的身世之感为主，给读者的影响也可能是感伤情绪为多。
张问陶诗重性灵似袁枚，规模才气不及袁，而刻意锻炼则超过；白描翻新似查慎行，学问功力不及查，而情景相生则相近。古体较浅薄；近体空灵沉郁，佳句络绎，大大丰富了这时期诗歌的意境。
生活于乾隆后期和嘉庆朝的诗人舒位、孙原湘、王昙被法式善称为“三君”，有的人认为他们可继袁、赵、蒋三人，称之为“后三家”。三人中王昙的诗最粗犷，成就较差。舒位及孙原湘诗，多出入于李白、李商隐、杜牧、李贺诸家；孙诗富巧思，多丽语，然不及舒诗的才力纵横，富有奇气。比较起来，“后三家”在诗坛的地位和影响已远不及“前三家”了。
乾嘉时期，诗人辈出。才气横溢，工于咏史的，有严遂成；绝句出入中晚唐，风情卓越的有黄任；七律出入苏轼、黄庭坚，气格清迥的有姚鼐；缒幽凿险，诗中有画的，有黎简；格调秀雅，词采妍丽的，有吴锡麒；气势奔放，语多奇崛的，有洪亮吉；善用古诗笔法写近体，自具风貌的，有宋湘；工为艳体，亦擅清才的，有陈文述、吴嵩梁。这些人也是比较杰出的，可以作为这时期的诸大家的羽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