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清初的诗人，如林古度、谈迁、朱之瑜、阎尔梅、傅山、黄宗羲、杜濬、方以智、钱澄之、冒襄、归庄、陈忱、顾炎武、吴嘉纪、王夫之、张煌言、黄生、魏禧、吕留良、屈大均、陈恭尹等，始终不肯出仕清朝，坚持民族气节。他们有的直接参加反清的政治、军事斗争，失败后或不忘恢复，或以身殉国；有的以死拒绝征辟，有的削发为僧或栖身海外，以避免遭受污辱和迫害；有的藏身草野或流亡江海，甘心过着艰危困苦的生活。他们志行皎然，都可以说是当时的爱国诗人。

顾炎武是清初的大学者、进步的思想家，诗学杜甫，功力极深，是当时爱国诗人中成就最高的一个。沈德潜评他：“肆力于学……无不穷极根底，韵语其余事也。然词必己出，事必精当。风霜之气，松柏之质，两者兼有。就诗品论，亦不肯作第二流人。”（《明诗别裁》）林昌彝评他：“古近体诗沉着雄厚，深得杜骨。其诗可为前明诗家之后劲，本朝诗家之开山。”认为像《海上》七律四首，“无限悲浑，故独超千古，直接老杜。”（《射鹰楼诗话》）都是切合实际的。顾诗词意坚实，无一长语，苍凉劲健，风骨极高。黄宗羲、王夫之和顾氏齐名，也是当时的大学者、大思想家，两人的民主思想，比顾氏更为激进，但诗的成就不及。黄诗较质朴；王诗瑰丽奥衍，功力亦深，但词旨比较隐僻。有人评王：“诗其余事，词旨深夐，气韵沉郁，读之如观夏鼎商彝，如闻哀猿唳鹤，使人穆然神肃，翛然意远。”“昔人评亭林诗，如泰华秋色；先生则衡岳之云，清湘之瑟，楚材称雄，斯冠一代矣。”（《晚晴簃诗话》）也能得其梗概。王诗以正、补《落花诗》为最有代表性。

阎尔梅、钱澄之、吴嘉纪诗的共同特点，是善于以朴素的语言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风格接近唐代的新乐府诗派。在反映民生疾苦之外，阎尔梅又常以悲愤激烈之辞，抒发反清思想；钱澄之又常以冲淡含蓄之笔，描写田园生活。吴嘉纪终生穷困，和贫苦的农民、盐民生活在一起，滨海人民所受人祸天灾的煎熬，在他的诗篇中得到了鲜明的反映，留下了斑斑的血泪之痕。有人评他的诗：“工为严冷之词……凄逸幽奥，能变通陈迹，自为一家。”（《清史稿·文苑传》）“字字入人心腑”，得“陶杜之真衣钵”。（潘德舆《养一斋诗话》）《过史公墓》、《泊船观音门十首》等，则表现他的爱国思想。

杜濬、归庄的爱国诗篇都写得相当沉痛。杜诗清郁，归诗凌丽，风格又有不同。归庄诗“不信江南百万户，锄耰只向陇头耕。”（《己丑元日》）表现了对清廷统治的高度愤懑和对人民反抗力量的充分估计，战斗性很强。生年稍后的屈大均、陈恭尹两人，崛起岭南，诗篇皆遒壮昂扬，兼具气韵声色之美。《晚晴簃诗话》评屈氏说：“诗自谪仙入，念乱忧生，盘郁哀艳；又以初遭鼎革，每多故国之悲。”评陈氏说：“少遭家国之难，间关江海，飘泊无归，忧愤之志，一形于诗。……其诗真气盘郁，激昂顿挫，在江南所作怀古及《虎丘题壁》诸作，尤倾动一时。王渔洋谓其清迥拔俗，得唐人三昧。”屈诗想象丰富，在雄健中有飞腾夭矫之势；陈诗用心细密，在盘郁中有沉浑圆美之致，这是两家诗的同中之异。以体裁论，屈诗五律最著，陈诗七律最工。

以明臣而仕清的诗人，最著名的是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三人，称“江左三大家”。三人中，龚诗的成就不如钱、吴；对后来影响之大，钱又不如吴。钱谦益学问淹博，文才亦高，为文纵横排奡，规模阔大。论诗反对前、后“七子”的“赝古”，公安派的空疏，竟陵派的狭窄；主张“转益多师”，写性情学问兼济的“有本”之诗。自盛唐、中晚唐、两宋及金朝的元好问诸大家无不学，尤得力于杜甫、李商隐、苏轼、陆游诸家。他与吴伟业都是成名于晚明的人，对明诗的转变和清诗的发展，都起了推动的作用。钱诗数典过多，又好谈禅理，不免踳驳之病；然材藻丰富，情韵亦佳，是一时大手笔。《有学集》、《投笔集》哀思明亡，寄情恢复，情辞苍郁；然大节已亏，进退失据，论者讥其“矫饰”。吴伟业诗，《四库提要》的评价相当恰切：“其少作大抵才华艳发，吐纳风流，有藻思绮合、清丽芊眠之致。及乎遭逢丧乱，阅历兴亡，激楚苍凉，风骨弥为遒上。暮年萧瑟，论者以庾信方之。其中歌行一体，尤所擅长：格律本乎四杰，而情韵为深；叙述类乎香山，而风华为胜。韵协宫商，感均顽艳，一时尤称绝调。”吴伟业近体诗稍嫌腴缛，坚苍处不及钱谦益；歌行的风调则胜过钱，后来效法他的很多，直至近代诗人所作如王闿运的《圆明园词》、樊增祥的前后《彩云曲》、杨圻的《天山曲》《檀青引》等，都和他的《圆圆曲》等七言歌行一脉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