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荒野启示》：荒野的伦理

“万物之母”的死亡和“精神家园”的破碎，早在上个世纪就引起了许多文学艺术家的愤怒和忧虑。列夫·托尔斯泰在《复活》的一开头就指控城市扼杀了自然中的一切生机，连草都不能生长。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城市仍在飞速扩建，除了冰川和沙漠，地球上已经没有剩下多少原始的土地。在飞机上从1万米的高空往下看，一座座城市就像大地上生长的一片片灰白色的癣疥，在地球的绿色肌肤上蔓延；一条条公路、铁路就像捆扎在地球上的一道道绳索，把大地一块块切割。大地，以及“荒原”，比艾略特时代承受着更多的苦难，而且艾略特时代更糟的是，如今已经没有几个人能够听到或愿意倾听大地、荒原上传来的“大自然”的哭泣。

地球上那宝镜一般美丽，梦幻一样神奇的湖泊在一个接一个地干涸了，梁山泊、圃田泽早已干掉了，罗布泊也已经在1981年干掉了，白洋淀、微山湖、博斯腾湖、玛纳斯湖都面临干涸的最后结局。[2]随着湖水的消失而出现的是树林的干枯，鸟类的逃亡，草原大片大片地退化为沙漠。几年前我带两位研究生深入毛乌素大沙漠进行生态考察，亲眼看到沙漠吞食了一个一个村庄，曾经是绿树如云、绿草如茵、鸡鸣于埘、马嘶于厩的家园，现今只剩下半埋黄沙的断壁残垣，往昔田园生活的残骸。

凡是现代科技文明触碰过的地方，自然界的蓬勃生机都在迅速地消退。比如物种的锐减，其实就发生在我们身边。而我们却漠然无视。

山东与河南交界处，曾经是有过许多老虎的。《水浒传》里的武松打虎，那景阳冈就在阳谷县东边，离现在的中原油田不远。这桩关于老虎的公案已八九百年了，且不去计较。刘鹗的《老残游记》中有一则“桃花山月下遇虎”，讲得绘声绘色，其实那桃花山所在的平阴县也就在泰安市西边不远的地方，《老残游记》的纪实性很强，刘鹗描写的这只雪天月夜的大虎，距今不过百把年。

1989年夏天，我应邀到延边大学讲学，朋友陪我到长白山天池，车过龙井、帽儿山、老爷岭至安图县招待所稍事休息，管理员老崔头与我闲聊，说他小时候在这楼后边的山坡下割草，忽然看见一个黄乎乎的东西在树林子里悠悠晃动，他当是谁家的牛犊溜出来吃草，定睛一看，却是只大虎，吓得他一头扎在草丛里。还好，大约是只吃饱的老虎，有惊无险。这不过是三四十年前的事。我顺着老崔头指的方向看去，那老虎出没的地方，现在是一条大马路，来往汽车如梭。

这使我想起那一年到焦作市出差，住在人民公园的一幢楼里，楼后是一条河谷。文化站一位朋友告诉我，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分子后就住这河边，那时还只有几间茅屋。一到夜间，河谷里就显得很不平静，总能听到豹子的吼鸣和豺狼的嚎叫。但狼和豹各自都小心翼翼地避免发生冲突，同在河谷，却分道扬镳，左边是“豹路”，右边是“狼道”，决不走错。如今，望着河上河下披红戴绿、欢声笑语的人群，那些狼虫虎豹都到哪里去了呢？人太强大了。尤其是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的人，已经强大到所向无敌、随心所欲的地步。

由于人的强大，人类日益挤垮了其他生物群落，独霸了地球上的生存权。多年前我在郑州大学教书时住的宿舍，位居校内荒僻的一角，楼后是滨河的坟场，楼前是一片乔木灌木夹杂的树林，林子里半人深的野草，草丛中有紫晶晶的浆果和黄灿灿的小花。草丛中还有蛇、刺猬、土拨鼠，林子上头有喜鹊、乌鸦、斑鸠、啄木鸟，夜间还能听到猫头鹰尖刻的笑声。有一年初，不知哪里来的一只大黄狗竟在围墙下的窟窿里下了一窝狗崽，楼上的人都争先恐后地拿吃食给它，狗妈妈便时常带上那一窝毛绒球似的狗娃娃到楼上楼下串门，处处受到邻人们盛情款待。

眼下，这块地方已经建起一座又一座高楼，树木被砍伐了，草丛被铲平了，飞鸟和小动物全不见了，地面全被混凝土硬化过了。这是没有办法的，教育要发展，教育设施要跟上，不盖房子不修路怎么能行？然而，老虎没有了，豹子没有了，狼没有了，刺猬没有了，乌鸦没有了，蜻蜓没有了，树和草都没有了，当地球上其他生物全都消失之后，人作为整个生物链中的一环，还能够继续存在吗？我们的日益蓬勃发展着的教育怎么不向学生教授这一课呢？

我向来不怎么喜欢推究概念，惟独读生态学时对“生物量”这个概念一往情深。

“生物量”指单位面积里的生物数量。详细一点说，“生物量”又包含两个因素：一是单位体积中的物种数量；一是单位体积内生物的年生长量。所谓生物，当然包括植物、动物、微生物。

到了海南岛之后，我才对“生物量”这一学术概念有了生动的感性体验。

从海口往三亚取中路往南走，车过万泉河、五指山，放眼望去满目青翠葱茏，一片绿的世界，除了道路几乎看不到一点裸露的土地，全都披着厚厚的一层植被。高大的乔木下边是丛莽的灌木，灌木下边是茂密的野草，野草下边是苍翠的苔藓，从苔藓到林木空隙中又交织盘绕着纵横交错的藤萝，而鸟雀、走兽、昆虫又给这热带雨林平添了无限的生机。有关资料显示，海南岛的一级植被区的生物量大于1500种/ha、450 T/ha。换一种通俗的说法吧，就是说在每100平方的庭院中，便生长着15种动植物，每年的纯生长量称一称该有4500公斤。

目前，我在海甸的寓所虽已不再是自然生态的原貌，但依然有着相当可观的“生物量”：楼前有数株高高的槟榔、棕榈，一丛丛的剑麻，一蓬蓬的凌霄、扶桑、三角梅、夹竹桃，路边夹道种植的不是内地常见的“松柏墙”和“冬青墙”，而是一种类于茉莉花的“九里香”花墙，这里的花草比内地同类的花草往往要大出一倍、数倍。楼后是茂密的丛林野草，一片椰林，一片竹林，一片芭蕉林，林下许多叫不出名字的花草，在内地怕要卖几十块上百块一盆的。牵牛花的枝蔓爬过阳台上，尺把长的四脚蛇有时会探头探脑地伸向窗户里。

在海甸，人在大自然生机勃勃的怀抱里，吸一口气，胜过在内地城市里吸上十口气，人不容易疲倦；走上一天路，皮鞋竟一尘不染。一件白衬衣穿上一个礼拜，衣领仍然洁净。据统计，海南人的寿命位居全国前列，我想这与海南的“生物量”有关，与人在大自然生物链上的位置、比重相关。令人担心的是伴随着特区经济的开发，现代科技的威力已辐射到海南岛上来，随着城市的扩建，高速公路的兴建，旅游景点的开辟，一片片植被被剃成秃头，一座座山岭被砍露出骨骼；一块块土地被剖开胸腹，我仿佛看到大自然在痛苦地抽搐，难道这个绿色宝岛注定也要重蹈其他发达地区的老路吗？

从生态学的学术眼光看，应当是这样：微生物、植物、食草动物、食肉动物、人类，这是一个基底大、顶端小、十分稳实的金字塔。而在现代工业大城市，这个金字塔却倒立起来，人口异常密集，动物则只剩下苍蝇、老鼠和笼子里的鸟、玻璃缸里的鱼。钢筋砖石混凝土占去了城市中的大量绿地，名目繁多的化学产品杀尽了必不可少的生物。除了人，大都市中的生物量在许多场所中几乎降至最低点。

在一座豪华宾馆的房间里，我曾经感到过人类的孤单。房间华丽、气派、洁净，紫红的尼龙地毯、淡雅的塑料壁纸，合成纤维板的写字台，合金不锈钢窗，漂白的床单，毛巾浆洗得板板正正，卫生间的洁具一尘不染，口杯上、马桶上都套有“已消毒”的封套，这种极度的“清洁”使人觉得冷漠、疏离，它既不是大森林中的那种清新，也不是山溪泉水的那种洁净，这是一种类似于蒸馏水的洁净，一种人工制造出来的洁净，一种单调的、枯燥的、死寂的、毫无生气的洁净。很奇怪，在那一瞬间，我忽然怀恋起家乡古城50年代的大澡堂子：腾腾的水雾，赤裸的身体，汗的气息、肌肤的气息，用现代人的眼光看那也许太不洁净，但却不乏生命的活力。生命总是需要生命的濡染与浸润，人作为一个鲜活的生命体，总是需要与其他生命相亲近的，记得大约是作家张贤亮说过，在长期被隔绝的单身牢房里，他完全陷入孤寂之中，一只虱子在身上爬，也让他感到是一种难得的慰藉。

现代生活方式、现代科学技术正在愈来愈把人与他的生物环境隔离开来，人愈来愈被自己制造出来的无生命的东西所包围。在生物量接近于零的环境里，人将失去自己的自然属性，终有一天，人将变为非人。

许多有识之士都曾经指出，生命之网也是一种“混沌”，人的血肉之躯在它赖以生存的植物和动物王国里不管显得多么地鹤立鸡群，在生物学的意义上人与那些最低等的微生物仍然是一脉相袭的。然而，人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变得如此凶残蛮横，为了他的奢侈的装饰，他杀掉大象，拔下象的牙齿；为了他的虚荣的包装，他杀掉雪豹，剥去豹皮；为了他饕餮的食欲，他采取切断鸡雏翅膀的手段给鸡催肥；为了饱食中增添些许乐趣而讲究吃活鱼、活虾、活蝎，让炸焦的鱼盛在碟子里的时候还摆动着尾巴，让敲开颅骨的猴子被调羹搅拌脑浆时还弹腾四肢。人们在生活中都知道反对“暴君”，但人类对自然界中人类之外的生命却采取“暴君式的统治”，是谁给了人类这独断专行的权力？

人是长期自然进化的结果，这个进化过程是由成千上万的生物编织的复杂的生命之网操纵的。人类是否能够从这个生命的壮丽队列中只选几个伙伴，在辉煌的自我孤立中生存下来，尚未得到证明。退一步说，人类即使不为别的生物着想，仅仅为了自己的生存，也该面对生态危机及早确立一种“生态伦理”的观念与法则。

在工业文明的利刃下受到伤害的，不啻是大地上的万物，还有我们头顶上的那方天空：“温室效应”“臭氧空洞”“酸雨黑雪”“极端天气”。除了这些物理性的硬伤之外，还有一种精神上的失落：日月星辰、风云雷电，曾经是人类精神阅读的一本大书，一本用天文写就的天书，一部引发出伟大诗人屈原一连串的“天问”的、充满神秘与渴望的书，就是这样一部神奇的书在现代科技文明的辐射下也开始变得汗漫模糊起来。

比如月亮。

月亮的存在恐怕不仅在于给人照明，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中，月亮，早已成为一种诗性的符号，一种审美的意象，一种心理原型。

“长留一片月，挂在东溪松”，写的是野趣。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写的是豪情。

“却下水精帘，玲珑望秋月”，写的是幽思。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写的是情怀。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是苏东坡贬官海南时留下的佳句，道出了知识分子光明磊落的心境。

多么丰富、微妙、美好的月亮。

然而，当人们在耗费巨资、挖空心思修建和美化现代城市的时候，却总是忘掉了“月亮”这一重要的审美因素。身居都市的现代人与月亮已经久违了。

平顶山市，是中原新兴的一座煤城。因为煤多，电力也就富足。广场华灯闪耀，街衢光河璀璨，幢幢高楼也是明灯高照，午夜的城市竟也亮如白昼。煤炭的开采、电厂的兴建，给城市居民们带来如此大的福利。

一天夜晚，我和友人胡君漫步到一条僻远的小巷，无意间一抬头，才发现当空正悬着一轮圆月飘浮在夜空的云山云海间。

月亮！我的这位平顶山市的朋友也仿佛一下子有了巨大的发现。看来，平顶山市的居民们在电灯的照射下早已经失去了月亮。有了电灯，月亮还有什么用呢？

那年的秋天，我到北京大学看望诗人谢冕，晚饭后谢老师与素琰夫人和我一道漫步燕园。适值中秋，皓月当空，未名湖畔、花神庙前，李大钊、蔡元培诸公的墓旁芳草萋萋，秀木森森。然而，处处电灯灼灼，月色则全然不见。气得诗人连连挥臂，恨不得一掌砍去一根电杆。

现代化的城市中不能没有电灯，但为了电灯便轻而易举弃了月亮，不能说不是一个很大的遗憾。正在兴建中的城市，能不能多少给人们留下一点月光、留下一份古老诗意、留下一些久远的梦幻呢？

还有星空。自古以来，无论人类栖居于原始的林莽还是憩息于宁静的田园，无论人们跋涉于漫漫征途还是驻守在边关，那灿烂的星光总能给困苦中的人们带来莫大慰藉，总是能够为善良荏弱的人们驱散心头的孤独。然而，这样的星空已在日益暗淡下去，高科技制造出的强大光源是罪魁祸首。据《科技日报》新近的报道，世界趋向城市化，城市趋向“不夜城”，功率强大的“高能汞灯”和“高压钠灯”加上空气污染的折射作用已吞噬掉太空深处传递来的星光，昔日人们凭肉眼便可看见成百上千颗闪烁的星星，如今一些大都市里只剩下几颗半明半暗的星星，天文学家的工作已难以顺利进行。

已经有人撰写文章，呼吁尽快控制城市的高能人造光源，还给人们清幽的月色和深邃的星空。遗憾的是就在同一天里我却看到另一张报纸上配有照片的新闻报道：法国巴黎蒙田大道上的克里斯汀迪奥精品店的楼顶新安装一盏“巨无霸”规格的大吊灯，这个吊灯由70000个灯泡和2000条电线组成，灯高22米，设计师莉蒂雅及10名工作人员为此忙碌了近一年时间。一方面是来自生态保护者的焦急而微弱的呼唤，一方面是来自商家与工程设计者骄奢而强悍的破坏行径，如此下去，星空何以得救？满天钻石般的星空在不久的将来注定将变成一片污浊的昏暗了！

亘古以来自为自在的荒野被人类拖进了浩劫。毫无疑问，下一个蒙难的将是人类自己。获救的惟一途径也许只能是人类学会与荒野共处。一位当代生态伦理学家说：“只有当所有的人都把野生黑熊视为环境健康的标志和荒野的象征时，人类和黑熊才会有更多的生存希望。”只有当人类承认了以荒野为代表的大自然也具有其内在的完整性与价值尺度时，人类才有可能发现并守护住自己最根本的生存权益。

自高自大的现代人类啊，不能再漠视荒野的伦理。

1995年12月于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