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相煎何太急——作为文化命题的“生物多样性”

一个对人类前景更加现实的观点摆在了人类眼前：人口过多与环境恶化正在世界各地发生。它使得自然栖息地越来越小，生物多样性不断下降。现实世界是被市场经济和自然经济同时控制着的，人类正和剩余的生物作最后一次斗争。[3]

这是著名美国生物学家、“生物多样性之父”威尔逊（Edward O. Wilson）对于地球上物种锐减表达的深深忧虑，他把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比喻为一场斗争。这或许就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带来的诸多负面效应的恶果之一，造成这一生存危机的不是别的物种，而是人类。

最初的世界并不这样，德国学者拉德卡（Joachim Radkau）在其关于世界环境史研究的著作中曾经说过：

在人类古老的梦想中，天堂是一个欢乐的花园，这种梦想至今还隐藏在现代生物多样性的理想中。[4]

这里所说的“欢乐花园”，就是一个万物和谐相处、平衡发展的伊甸园。世界各国的文化典籍中不乏这样的记载，在遥远的时代人与其他物种原本是能够和谐相处的，共同生活在天空之下、大地之上的“欢乐花园”中。在关于远古时代的传说中，人与兽的关系比起后世要密切得多，中华民族受人膜拜的祖先，几乎全都是一副半人半兽的模样：盘古是“龙首蛇身”，女娲是“人面蛇身”，伏羲是“牛首人身”，皋陶是“人面鸟喙”，大禹的本相则是一头“熊”，炎帝是女娲氏之女与神龙交感所生，而炎帝生下的女儿则多半是鸟的化身，大的叫白鹊，小的叫精卫，也就是那个“衔木填海”的红爪子小鸟。舜帝时代的大法官皋陶，其业务助理是一只名叫“獬豸”的独角怪羊。尧帝时“击石为乐”，引来百兽齐舞；舜帝时“箫韶九成”，招致“凤凰来仪”。

道家前辈思想家列子在讲到人与其他物种的“关系史”时曾经指出：

禽兽之智有自然与人童（同）者，其齐欲摄生，亦不假智于人也。牝牡相偶，母子相亲；避平依险，违寒就温；居则有群，行则有列；少者居内，壮者居外；饮则相携，食则鸣群。

太古之时，（禽兽）则与人同处，与人并行。帝王之时，始惊骇散乱矣。逮于末世，隐伏逃窜，以避患害。

太古神圣之人，备知万物情态，悉解异类音声。会而聚之，训而受之，同于人民。故先会鬼神魑魅，次达八方人民，末聚禽兽虫蛾，言血气之类心智不殊远也。[5]

在列子看来，“禽兽虫蛾”在自然天性、生存方式、相处关系的方方面面与人类都有着相同、相通之处，人类与其他物种不但可以友好相处、共同成长，甚至还可以与其他物种进行“语言”层面上的交流，达成共识。人类与其他物种关系的破裂并一步步恶化，只是人类社会后继发展的结果。

两千四百年前列子的这些表述尽管充满“童话”“寓言”色彩，但从其精神实质看，对于当前物种多样化研究却是一种启示。

在中国古人的宇宙图像中，“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6]“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人与天地万物原本就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人类与包括动物、植物、微生物在内的其他物种拥有共同的“母体”，来自同一个源头：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人之所恶，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为称。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7]

中国古代首席哲学家老子的这段话严肃地告诉人们：天地间的万物都有一个来源，是同一棵生命之树上结出的果实，所有物种相依相存同处于一个有机和谐的系统中。老子还告诫世人：人不能孤立于其他物种之外，称孤道寡不知相互养育，是那些手握强权、独裁专制的王公们的愚昧行径，“损”和“益”，“得”与“失”都是相对的，那些恃强凌弱、运用暴力手段残害同类及其他物种的人，迟早会断绝了自己的生路，以至死无葬身之地。

此后，中国哲学史上记述的“民胞物与”的名言，文学史上传颂的“梅妻鹤子”的佳话，也都体现了人类与其他物种亲密相处的生态精神。

近代中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杜亚泉也曾着力向国人普及万物同类共生的生态理念：

人与人为同类共祖也，宜爱之亲之也。则人为脊椎动物之一类，而他之脊椎动物即吾类也；人又为动物中之一类，则动物皆吾同类也；人为生物中之一类，则凡生物皆吾同类也。[8]

遗憾的是，人类一意孤行。东方哲人老子在远古时代发出的警示，竟然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成为残酷的现实。美国当代学者凯勒特（Stephen R. Kellert）在其《生命的价值——生物多样性与人类社会》一书中惊呼：

世界观使我们与自然群落分隔开来，让我们在精神上远离了非人类生命，我们已经制造出一种极度的和危险的孤独。[9]

自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人类对地球上其他物种的无情摧残已经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使得人类之外的物种正在以接近自然灭绝率1000倍的速度消失。美国环境科学家康芒纳（Barry Commoner）指出，人类的无限发展观为了一己的利益，无视自己与其他物种的复杂关系，把生命循环的生物圈变成了直线，这将导致生态系统的最后崩溃。人类对于其他物种的戕害必然伤及自身，人类当前的生存理念、生产体系都是自我毁灭性的，“当前人类文明的进程也是自杀性的”。[10]

美国当代社会学家哈珀（Charles Harper）教导现代人：

经过亿万年的进化过程所形成的生物多样性是不可替代的。生物多样性是集中于特定地区的百万年的进化的产物。因此，每个国家有理由像保护其民族历史、语言和文化那样保护生物多样性。[11]

问题仍然出于人们的错误观念，出于人类社会的文化导向，而错误观念的屡屡出现往往是因为人类的自命不凡、自高自大。生物学家托马斯（Lewis Thomas）对此大泼冷水，声言人类只是一个毛病很多的脆弱物种：

我们是地球上的后来者，是大小生物中最年轻的生物，用进化的时间度量，来到这儿不过才短短几个瞬间，是一个年轻的物种，是物种里的年轻人。我们只是尝试性地给安放在位，易犯错误，有个到处乱摸索的毛病，很有可能没等积存下多厚的一层放射性化石就整个儿灭绝了。[12]

“盖娅学说”的倡导者、生性豪爽的女学者马古利斯（Lynn Margulis）告诫人们：

作为一个物种，我们还太年轻，太幼稚，不足以信赖。我们的强大只是一种错觉，“人类不是生命的中心，任何其他什么物种也不是。人类甚至并不靠近生命的中心。我们只是这个古老的巨大整体中的一个新近的迅速生长的部分”，一个“厚颜、愚蠢的新来者”！[13]地球上的生命群体在25亿年中亲密合作、苦心经营得出的秘诀：“共生”，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法国前教育部长阿莱格尔（Claude Allègre）认为：维护生物多样性是一个文化命题，一个教育问题：

生物种类的多样、多种、适应、进化、突变，这是一些平衡方程、质量方程或能量方程以外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生态学说有益地提醒人们注意不要无视自然主义文化。

可以预见，研究生物多样性以及考虑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将会慢慢聚集于从幼儿园到大学甚至更高层次的教育中。还有什么教授科学的方法比把科学作为生命的朋友，而不是一种不可控制的破坏力更好呢？[14]

生态文化教育首先是伦理教育。被誉为“生态伦理学之父”的罗尔斯顿有一句名言：

一切肉体都是青草，一切肉体都是风。[15]成熟的现代人需要环境伦理，必须承认生物圈中的每一物类都有其内在价值。

伦理教育的前提是“敬畏生命”，正如伟大的法国医生史怀泽（Albert Schweitzer）所揭示的：

由于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我们与宇宙建立了一种精神关系。我们由此而体验到的内心生活，给予我们创造一种精神的、伦理的文化的意志和能力，这种文化将使我们以一种比过去更高的方式生存和活动于世。由于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我们成了另一种人。[16]

这种敬畏之心乃是对于人类中心主义的自我约束。杰出的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Toynbee）在其《人类与大地母亲》一书中断言：人类的获救在于克服自我中心主义，“人类之爱应该扩展到生物圈中的一切成员，包括生命物和无生命物。”[17]

美国当代作家阿克曼（Diane Ackerman）用诗一般的语言说：“没有蝴蝶的世界是一个更为贫瘠的世界”，哪怕更卑微的生物，如“天花病毒”也应该受到尊重、得到保护。[18]当然，这种尊重是尊重它在地球生物链中的天然地位，这种保护就是不扰乱它本来的生态序位。

美国生物学家凯勒特还关注到生物多样性的审美价值：

自然和生物多样性对人类还有着一种非常的美学影响。在生命本身的特征中几乎再没有什么可以在如此多种不同的情况下，稳定地激发出人们这样强烈的感情。峰峦起伏的轮廓、灿烂漫天的晚霞、一条鲸鱼沿海岸边疾掠而过让人感受到的那股生机……我们可以在那么广阔的范围中领会大自然带给我们的美，体会这种感受的复杂与力量。[19]

回顾本文开头“生物多样性之父”威尔逊提及的人与其他物种的“斗争”，审视新型冠状病毒当下在人类世界横行肆虐的大流行，一贯骄傲自大的人类已经节节败退、受到重创。人们由此应该体悟到在地球生物圈内，我们人类与其他物种“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了。早在20世纪，一般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就曾指出：生物学可能取代以往的物理学对现代人的世界观的形成做出根本性的贡献。摆脱二元对立的机械论的世界观，树立多元化的有机整体论世界观，也许才是当前人类走出生态困厄的唯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