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教育与成长（1873—1899）》：坎坷童年与学生时代（1873—1895）
1873年5月10日凌晨1点30分，当斯图加特的宫廷画匠戈蒂尔夫·威廉（Gotthilf Augenius Wilhelm）和妻子弗里德里克（Friederike）迎来他们期盼已久的儿子理查德时，夫妇二人恐怕万万不会想到，作为家中长子的理查德·威廉（Richard Wilhelm）——也就是日后蜚声世界的汉学家卫礼贤——有朝一日竟然会在遥远的东方找到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
斯图加特地处德国西南，著名的黑森林和内卡河谷铸就了此地优美绝伦的自然风貌。大约在公元950年，神圣罗马皇帝奥托一世的儿子施瓦本公爵鲁道夫在此建立城市作为骑兵部队的养马场，此地由此得名为“种马场”（Stutengarten），这也是“斯图加特”一词的本义。而斯图加特市的市徽——雀跃在金色原野上的一匹黑色骏马——也一直保留至今。世代居住在此地的施瓦本人多信仰天主教，他们将自己所从事的职业视为上帝安排的天职，不仅将其视为安身立命的根本，而且还抱有一种宗教上的热忱。故此斯图加特历来以能工巧匠辈出而著称，奔驰、保时捷、博世等世界知名企业均在此建立，保时捷车标中的骏马甚至直接来自斯图加特的市徽。而这种已经融入民族历史的工匠精神也深深地烙印在了卫礼贤家族的血脉中。
卫礼贤的父亲戈蒂尔夫·威廉也是一位勤劳的工匠，他来自德国北部图林根州的上韦斯巴赫。在该地区的传统手工业中，玻璃器皿和瓷器制造业都较为发达。因此，卫礼贤的父亲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被送去学习了瓷器绘画。后来，他转向玻璃彩绘，在斯图加特被培训为玻璃画工艺师。在与当地客店老板的女儿、比他小11岁的第二任妻子弗里德里克结婚后，戈蒂尔夫·威廉就在斯图加特定居下来。所以，尽管卫礼贤出生在斯图加特，并在南方度过了他的整个少年和青年时代，但却时常会在假期回到图林根探亲，并且喜欢说图林根是他的家乡。[1]
在卫礼贤的回忆中，童年时光充满了温馨。他的母亲喜欢一边做家务，一边在屋里唱歌；祖母会大声地为孩子们朗读童话故事，为他们打开一个充满魔力的梦想花园；父亲则常带他去参观动物园和各种立体模型；而比他小一岁半的妹妹海伦也与他一样对文学和各种艺术都颇感兴趣，兄妹二人后来也一直保持着深厚的情谊。
对童年时代的卫礼贤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他的父亲。在1919年写下的回忆录中，卫礼贤曾经这样描述道：“我的父亲就像一道温和的光辉笼罩着我的童年时光。我心怀挚爱紧紧地依偎着他。我童年中几乎所有美好的东西都归功于他。”在卫礼贤的记忆中，父亲身材高大，有着一双慈祥的蓝眼睛，他的头发在年轻时是金色的，但随着岁月的侵蚀逐渐变成了棕灰色。父亲不仅开朗、和善，而且十分疼爱孩子。他常常会禁不住孩子们的恳求，在睡前为他们画下一幅又一幅彩色铅笔画，最后甚至组成了连环画。他还省下烟钱，为孩子们购买了许多杂志和画报，其中不少作品和插图给卫礼贤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甚至在因为痛风困扰而卧床不起时，父亲还坚持给卫礼贤朗读歌德创作的叙事诗《列那狐》、启蒙时代诗人盖勒特和普费弗尔的寓言诗。
在音乐方面，父亲同样扮演了启蒙教师的角色。虽然因为经济拮据，家中买不起钢琴，但他却常常在下班后弹起家中那把古老的蔡特琴，为孩子们带去了许多快乐的时光。后来，卫礼贤的教母送来了一把她女儿小时候用过的四分之三小提琴，这才真正为卫礼贤揭开了音乐的神秘面纱。但小提琴课上的反复练习却让卫礼贤感觉无聊至极，很快就失去了兴趣。不过，尽管卫礼贤没有成为出色的小提琴手，但他在对音乐的理解方面仍然收获颇丰，算是正式走入了音乐之门。
在父亲的玻璃作坊中，还是个孩子的卫礼贤同样找到了不少乐趣。按照当地工匠的习俗，如果不出意外，作为家中长子的卫礼贤将来一定会继承父业，同样成为一名玻璃画师。因此，他很小的时候就被带到了父亲的作坊中。在那里，卫礼贤不仅饶有兴趣地观看工人吹制玻璃，而且还乐于帮忙制作一些最简单的玻璃珠。在卫礼贤的记忆中，父亲的作坊被包围在房子背后一个狭窄的院落中，要穿过一条爬满藤蔓的通道才能来到朝向大街的门前。封闭的车间前部是玻璃工坊，在那里，工人们用铅条将五颜六色的玻璃装配在一起，组成各种精美的图案。而铅必须先在炉子上加热熔化，然后制成长条，再通过一个绞盘在铅条上压制出大小适中的槽口，以便将彩色玻璃嵌入其中。童年的卫礼贤对绞盘的工作原理特别感兴趣，经常站在旁边帮忙，或者观察机器是如何吐出带有长长凹槽的铅条。更靠里面的隔间则是画师的工作室，因为彩色玻璃板仅具有基本的颜色，微妙的色彩变化还要靠画师来进一步完善。童年时的卫礼贤常常看到父亲坐在玻璃画架前，用蜡将玻璃固定在画架上，小心翼翼地绘上颜色，然后再涂上防火涂料。有时候，卫礼贤还会帮忙在玻璃上描画图案的轮廓。在着色以后，彩色玻璃要再放入窑中加热，直至颜料被完全熔化并固着在玻璃上。加热玻璃用的窑炉就在卫礼贤家的房子和作坊之间，孩子们可以通过炉上的一个小口看到被加热的玻璃如何沉浸在一种独特的光晕中，观察到暗淡的棕红色涂料如何在经历高温的炙烤后变为一种透明的金黄色。对于幼小的卫礼贤来说，这是一个绝妙的比喻，因为人生正是要经历艰苦的考验、命运的煎熬才能实现华丽的变身，进而放射出更加夺目的光芒。然而，他未曾预料到的是，人生中的第一场艰苦考验竟会在他不到9岁时便不期而至了。
作为家中的长子和唯一的男性继承人，卫礼贤被认为理所当然要继承父亲的企业，有朝一日成为玻璃作坊的主人。因此，当6岁的卫礼贤在1879年秋季与同龄的德国小孩一样进入小学学习时，家中已经为他规划好今后的人生道路，他应该在两三年后转入一所实科中学，以便他将来成为专业技术人员，为继承父业打下基础。但父亲身体状况的急剧恶化却改变了这一切。
卫礼贤的父亲戈蒂尔夫早年虽然身体强壮，但为了使家庭摆脱贫困，他不得不在简陋的条件下加倍地辛苦工作，因此早早便痛风缠身。当时他主要为教堂生产彩绘玻璃窗，要大量接触对人体有害的铅，而运送和安装玻璃窗的工作往往在冬天进行，这进一步损害了他的健康。到了1881年年末，卫礼贤父亲的痛风进一步恶化，以至于需要长期卧床，不仅经常发生痉挛，而且有时甚至痛苦到失去知觉。1882年3月1日，在卫礼贤辞别父亲上床睡觉前，他可以说还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少年，甚至可以说才刚开始憧憬未来。那天晚上，父亲在教他学会认识乐谱上的低音符号后，还兴致勃勃地谈到要教他弹奏钢琴。然而当卫礼贤第二天早上走下楼时，迎接他的却是满含热泪的母亲。母亲尚未开口，卫礼贤已经从她悲戚的面容上预感到了不幸的降临：他亲爱的父亲已经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对于一个刚刚开始领略到生活乐趣的9岁孩子来说，这一切来得实在太突然。它不仅意味着一场生离死别，也意味着他的人生道路就此改变。年幼的卫礼贤此时显然还无法继承父业。而由于彩色照相技术的发明，传统的彩色玻璃工艺也正日薄西山，因此，卫礼贤家出售彩色玻璃业务的尝试也以失败告终。在将作坊和部分住房出租之后，卫礼贤搬到了他祖母家。幸好，卫礼贤的祖母是个不畏艰难、精力充沛的女性，她支撑起了一家人的生活。在父亲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祖母承担了抚育卫礼贤的主要任务。祖母是虔诚的教徒，每天睡觉前都要带着孩子向上帝祷告，这在幼小的卫礼贤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此时发生的另一件事情也对卫礼贤后来的人生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卫礼贤小时候便患有严重的近视，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一缺陷变得更加明显，因此医生强烈建议不要让他继承父业，而牧师或许才是最适合他的职业。医生的这一建议与母亲的想法不谋而合，因为当时神学学校的学费虽然和普通大学一样昂贵，但由于有教会资金的资助，所以是贫穷家庭的孩子们接受正规大学教育的唯一途径。而由于家庭经济突然陷入困境，母亲也一直在考虑让卫礼贤日后选择牧师作为职业。因此，她将医生的意见视为上帝发出的暗示，马上接受了建议。在那之前，卫礼贤并没有考虑过成为牧师，但懂事的卫礼贤很快明白自己必须在家庭生计陷入困境时为母亲分忧，同时也由于受到祖母和母亲在宗教信仰上的影响，加之他在幼儿园时的伙伴海因策勒正好也选择了同样的道路，于是卫礼贤便按母亲的意愿于1883年转入了埃伯哈德—路德维希人文中学。
在学生时代，卫礼贤学习成绩一直保持在中等偏上，但在他的回忆录中，我们却很难感觉到他在学生时代有多少欢乐可言。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父亲突然去世所带来的打击使家庭生活骤然失色，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更喜欢积极的思考而不是按部就班的机械操练。与沉闷的宗教课程相比，他更向往人文思想的熏陶，不希望自己的个性在铁丝网般的教育制度下被抹去，因而有意识地要通过独立的反思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人”。除了在诗歌、绘画和音乐艺术中寻找兴趣外，卫礼贤还开始研究现代科学的新发展，这势必使他与陈腐的教育制度、呆板的宗教课程格格不入，甚至陷入信仰上的危机。用卫礼贤的话来说：“在一些问题上，我是羊群中唯一用独立思考来迎接老师的人。”因此，卫礼贤承认自己并不受中学班主任的喜爱，只有在考试临近的时候他才会得到鼓励。有时尽管他考试成绩不差，但班主任仍会只给他一个乙等的综合评定，以作为对他平时不配合老师的惩罚。
这一时期的卫礼贤在文学世界中找到了更多的安慰，他在古代希腊、罗马的文学作品中认识了古典文学的典范，从启蒙时代作家莱辛、赫尔德的作品中获得了新的神学认知和对民族诗歌、人类文明的思考；在席勒的哲理诗和海涅的青春诗中感受到了生命的魅力。而最能帮他舒缓压力的则是浪漫派的作品，从艾兴多夫的小说《一个无用人的生涯》到诺瓦利斯的长诗《海因里希·冯·奥弗特丁根》，都给他带去了无穷的乐趣，前者歌颂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和田园生活的幸福，后者用梦中出现的一朵蓝花象征了人类心灵对一切无限事物的追求与渴望。这些作品让卫礼贤流连忘返，甚至曾因此忘记了与家人共进晚餐的时间。而对他影响最大的则无疑是德国大文豪歌德。
歌德全名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年出生在德国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是德国历史上著名的“百科全书”式学者，也是德国古典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他自幼便在诗歌、戏剧等方面显示出非凡的创作天赋，1773年因戏剧《葛兹·冯·伯利欣根》而一举成名，1774年发表的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更是使他一跃成为享誉世界的作家。此后，歌德被魏玛公爵招揽，移居魏玛公国，陆续创作了《陶里斯岛上的伊菲格涅》《埃格蒙特》《塔索》《亲合力》《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等代表德国古典主义美学思想的小说、戏剧作品。在诗歌方面，歌德著有《赫尔曼与窦绿苔》《西东合集》《中德岁月四时诗》等名篇。在自然科学方面，他留下了《论植物的变形》《颜色论》等著作。而他在1832年去世前才最终完成的悲剧《浮士德》更是成为世界文学中的不朽名篇，奠定了歌德作为文坛巨匠的地位。1886年，13岁的卫礼贤在坚信礼仪式上正好收到了一套三卷本《歌德文集》作为礼物。卫礼贤对其爱不释手，从此与歌德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夫人后来在回忆录中曾这样描述歌德对他的巨大影响：“早在学生时代，年轻的卫礼贤便是歌德著作的鉴赏家，甚至到了他晚年，对他来说，见证歌德和中国思想内核之间的内在亲和力，也仍然几乎是他心中的头等大事。”学生时代的卫礼贤先是沉浸在歌德晚年写下的《颜色论》中，甚至试图按歌德的描述制作彩色板子，通过实验来验证歌德的光学理论。随后又对歌德关于《圣经》的思辨产生了兴趣，并由此联想到席勒的作品《摩西的使命》，进而对宗教史也产生了更多的独立思考。然而，在中学里，卫礼贤的独立思考却令他与宗教课的老师不欢而散。例如在讨论“创造论”时，卫礼贤依据《约翰福音》中的“我父做事直到如今”认为上帝的创造并非一个已经完成的过程，而是仍在不断进行之中，与之相应，世界上的万物也在上帝的力量和精神激励下处在不断发展之中。但老师并不认可这种与进化论暗合的新观点，在无法说服卫礼贤的情况下，他断然动用自己在宗教问题上的权威，用严厉的口吻回复道：“坐下吧！我无须与你讨论这些问题。”遭受打击的卫礼贤只得怀着深深的失望坐了下来，把这类离经叛道的想法更深地埋入了心底。
所幸，在中学那几年里，卫礼贤在音乐中获得了更多的安慰。有一段时间，他被舒伯特的作品所深深吸引，搜集了很多舒伯特和门德尔松创作的歌曲，并在小提琴上勤加练习。美丽的旋律让他得以暂时忘记生活的烦恼，有时候甚至让他在上学路上忘记了上课的时间。后来，他又迷上了贝多芬，几乎听完了贝多芬所有的序曲和交响曲，尤其是第九交响曲使他的生命再次充满了阳光，也令他久久难以忘怀。
很快，卫礼贤对音乐的热爱得到了回报。他在音乐厅上演的路德节剧目中获得了一个小角色——装扮成小天使，负责介绍路德家的小汉斯，并且唱起歌曲《从天而降》（Vom Himmel hoch）。这次表演的成功使卫礼贤一下变得大受欢迎，不仅在聚会中有高年级的学生不断请他喝酒，直到他醉得差点回不了家，而且他还因此与青年协会中的同龄人交上了朋友，其中一些人和他一样正在为学习神学做准备，他们一起讨论文学、音乐、绘画，探索天文学、化学和神学，度过了一段紧张而快乐的时光。
1891年8月，卫礼贤通过了相当于专业技术人才资格考试的所谓“竞赛考试”（Concoursexamen），从而获得了进入图宾根（Tübingen）新教神学院深造的资格。由于神学院学生能获得教会的资助，这大大减轻了家里的学费和生活费负担。
不过更令卫礼贤高兴的是，在11月正式入学之前，他可以享受差不多三个月的漫长假期。他把这三个月投入到了对艺术史的研究中，特别是尽可能多地阅读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方面的书籍，并对艺术版画产生了浓厚兴趣。第一次对伦勃朗的伟大成就有了了解，还研究了德国画家和蚀刻版画家阿德连·路德维希·里克特（1803—1884）的作品，这为他后来开展中国版画艺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891年11月，卫礼贤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来到了德国南部的著名大学城图宾根。图宾根坐落在内卡河畔的一块高地上，依山傍水，风景秀丽，早在11世纪便被受封于此的图宾根伯爵所看中，在高地上建起了被称为Tvvingia的城堡。1231年，图宾根正式升格为城市，1477年又建起了图宾根大学。因此，这座城市也是德国历史最为悠久的大学城之一。城市中随处可见有数百年历史的古典风格建筑，黑色石块铺就的蜿蜒小巷、巨大木梁撑起的木桁架楼房、古色古香的黑砖红瓦，都使来访的游客仿佛行走在一座古老的博物馆中。德国西南部地区在传统上本是天主教占据优势，但图宾根地区却偏以信仰新教者居多，信徒以勤奋、节俭而著称。这造就了图宾根大学开放、多元的文化传统，其神学系、哲学系在全德首屈一指，成为自由派神学思想的大本营。前任罗马教皇本笃十六世（Benedict XVI，2005—2013在位）便曾经在图宾根大学执教，主讲信理神学及基本神学。话说这位教皇原本是德国巴伐利亚人，本名拉辛格（Joseph Alois Ratzinger），出生于1927年4月，因为正好赶上二战，于是在18岁生日当天就被征召入伍。不过，德国三个星期后就战败投降了，拉辛格本想逃回老家巴伐利亚隐居，不料他家的房子正好被巴顿将军手下的美国大兵看上，于是逮了个正着。未来的教皇只好乖乖地进了巴特艾布灵战俘营，而被关在一起的也大都是同龄的德国青年。战俘们闲来无事，便每天聚在一起掷骰子玩。这些玩伴中有一位来自德国东部、名叫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1927—2015）的人，两人赌了一个多月骰子后，有上帝加持的拉辛格便被释放，回慕尼黑学神学去了，此后一路平步青云——博士、教授、副校长、巴伐利亚主教，直至登上教皇宝座。而小青年格拉斯获释后则跑去学了雕塑和版画，并在妻子作为嫁妆带来的一台打字机上捣鼓出了小说《铁皮鼓》。1999年，这位被文学给耽误了的石匠终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或许这也要感谢战俘营中那位名叫拉辛格的赌友，毕竟，可不是什么人都有运气能和教皇赌一把手气的。
除了当上教皇的大牌教授外，图宾根大学的学生中也是名人辈出，其中最著名的当数曾经居住在同一个寝室的“图宾根三剑客”——哲学家黑格尔（G.W.F.Hegel，1770—1831）、谢林（Friedrich W.J.Schell-ing，1775—1854）和诗人荷尔德林（Johann C.F.Hölderlin，1770—1843）。1788年，18岁的荷尔德林与黑格尔双双进入了图宾根新教神学院学习，成为同窗和室友。两年后，年方15岁的谢林也被图宾根神学院破格录取，并与前两人成为同一宿舍中的室友。这三人后来的人生道路大不相同。有“施瓦本神童”之称的谢林在1792年完成硕士论文，1795年完成博士论文《论马尔西翁对保罗书信的校订》，顺利完成学业。1798年10月，年仅23岁的谢林成为耶拿大学哲学教授，人生道路一帆风顺。相比之下，黑格尔可谓厚积薄发。青年黑格尔先是被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所鼓舞，在大学中积极投身政治，同时他也仅用两年就在1790年获得哲学硕士学位，1793年获得神学博士学位。但他没有马上在大学任教，而是先担任了7年的家庭教师，在此期间阅读了大量启蒙思想家的著作，成为知识渊博的大学者。1800年，黑格尔来到耶拿与谢林共同创办了《哲学评论》杂志。1801年，他开始执教于耶拿大学哲学系，讲授逻辑学与形而上学。1805年，黑格尔在歌德与席勒的推荐下成为耶拿大学教授。此后，黑格尔声名鹊起，先后担任海德堡大学、柏林大学哲学教授，并于1829年当选柏林大学校长，成为蜚声世界的大哲学家。不过三人中与图宾根关系最为紧密的却是命运坎坷的文学家荷尔德林。1793年毕业后，荷尔德林同样选择了家庭教师的职业，并潜心于诗歌创作，发表了《许佩里翁或希腊隐士》等经典作品。但自1802年起，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开始精神失常，1807年在图宾根精神病院被宣布不治。此后，他被当地的一位木匠收留，在内卡河畔一座始建于13世纪的塔楼里一直居住到去世，并被埋葬在了图宾根。
图宾根大学历史悠久的学术传统、勇于探索的人文气质和开放自由的思辨氛围深深地影响了卫礼贤。刚一来到这所大学城，卫礼贤就马上被此处浓郁的哲学研究氛围所吸引。他先是热切地投入哲学研究中，希望从中找到解决人生困惑的方法，但在一年后却意识到，哲学在关键性的问题上并不能为他提供一个最终答案，不过哲学却教会了他如何去独立思考和寻找答案。而在宗教研究和神学课程方面，卫礼贤对于接近实际生活的系统神学并没有多少热情，他喜欢的是《旧约》文学史课，对深受希腊哲学影响的《约翰福音》却感到困惑。
在学习之余，卫礼贤依然表现出对艺术的热爱。一位朋友将他领入了丹麦哲学家克尔恺郭尔（Soren A.Kierkegaard，1813—1855）的世界，在这位兼为诗人的存在主义哲学先驱那里，卫礼贤找到了艺术审美方面的知音，并被他的辩证诗和创造力所深深吸引。这中间还有个小插曲：1892年秋，卫礼贤的肺部被诊断出感染了黏膜炎，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医生认为他最好去休养半年，于是卫礼贤到位于瑞士格劳宾登州的阿罗萨休养了一段时间，并很快恢复了健康。在返回图宾根后，他搬出了六人一间的神学院学生宿舍，住进了城里的一间公寓，这种独居生活使他可以有更多时间沉浸在艺术中，与朋友们畅谈音乐、美术和文学。例如当著名奥地利作曲家胡戈·沃尔夫（Hugo Wolf，1860—1903）第一次到德国举办音乐会时，他便马上兴奋地写信告诉妹妹，让她千万留意这位大师的演出。他还郑重地保留了女钢琴家克拉拉·舒曼（Clara Schumann，1819—1896）给他的一封回信，将其视为圣物。他自己也经常演奏音乐作品，特别是到教母霍农家中与她的女儿弗里达一起合奏。
在文学方面，卫礼贤依然喜爱浪漫派的作品。他刚到图宾根时，先是被荷尔德林笔下安静、高贵而神性的诗歌世界所吸引，而后又将重点转向了以教育小说著称的德国作家让·保尔（Jean Paul，1763—1825）。卫礼贤的同学，也是日后对他鼎力相助的挚友瓦尔特·奥托（Walter Ot-to，1874—1958）则记得卫礼贤对歌德的著作了如指掌，同时他还和好友们一起阅读莎士比亚的戏剧，朗诵荷尔德林的诗篇。在美术方面，卫礼贤也表现出同龄人中罕见的鉴赏力，他尤其被16世纪德国画家丢勒所吸引，撰写了数篇论文，甚至还打算学习意大利语，以便能够阅读达·芬奇的著作。但为了能尽快完成学业，以便减轻母亲的负担，卫礼贤最终还是忍痛放弃了在艺术方面继续深造的愿望，并且牺牲了在图宾根大学以《丢勒》为题撰写博士论文的机会。
实际上，卫礼贤虽然得到了教会的资助，但大学并非完全免收学费，如教授的高级研修课便要另外收费。所以，卫礼贤在整个大学阶段仍饱受贫困之苦，并因此屡屡陷入尴尬境地。1893年1月，在病休归来之后，卫礼贤曾写信告诉母亲，为了申请减免学费，他不得不从一位修道院的朋友那里借来长袍，郑重拜访了这学期给他授课的两位教授。“最后，一位教授减免了我的全部听课费，另一位也减免了至少一半。”囊中羞涩的大学生如释重负地向母亲汇报道。卫礼贤在生活方面的窘迫由此也可见一斑。不过尽管如此，卫礼贤还是在教会资助下顺利完成了在新教神学院的学业，从而获得了完整的高等教育。
1895年8月，卫礼贤通过了首次神学职业资格考试，并于同年11月在斯图加特修道院所属教堂被授予神职。要成为高级神职人员虽然还需要再通过第二次神学职业考试，但他总算是步入了职业生涯，生活也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注释
[1]本处及本书中大量关于卫礼贤个人经历的资料主要出自卫礼贤遗孀编辑的《卫礼贤：中国和欧洲之间的精神中介者》一书。该书整合了大量卫礼贤未公开发表过的日记、自传、信件中的内容，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原书信息为：Salome Wilhelm,Richard Wilhelm:der geistige Mittler zwischen China und Europa,Düsseldorf,Köln:Diederichs，1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