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礼贤传(世界著名汉学家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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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总序

赵白生

罗列一串名字,想必索然寡味,令人生厌,更何况这些名字并非个个如雷轰轰、熠熠生辉:利玛窦、卫礼贤、高罗佩、吉川幸次郎、李福清、史景迁……可是,如果真想探究中国文化如何走向世界,中华文明怎样进入全球知识图谱,即中国文化的国际化,这支职业“洋枪队”就绕不过去。

做汉学家传,说到底,就是描绘中国文化“入世”的心路历程。他山之石,为我铺路。确切地说,为我铺设世界观之路。中国文化走出去,常常碰壁,无功而返,关键原因在于,我们的世界观,跟异域的世界观难以兼容。试错成本相当高昂,甚至血本无归。

怎么办?

海外汉学家兀兀穷年,上下求索,往往终其一生,为我们交了试错的学费。所以,我们写写他们的传记,总结“失败的经验”,归纳“成功的教训”,何乐不为?

传无定法,但作为一个传记系列,我们期盼我们的汉学家传,三个特点,一目了然:

一、汉学家的忏悔录

忏悔录的作者,多半大名鼎鼎、成就非凡,如奥古斯丁、卢梭、托尔斯泰。写忏悔录至少有两大优势:放下身段,服罪认过,写入自传,占据道德高地;人至圣贤,错必昭然,功过皆书,取得认知平衡。问题是,忏悔录由作者亲力亲为,才能真诚。汉学家传,属于他传系列,他人如何越俎代庖?这个难题,不难解决:把汉学家传做成自传性他传,即是一法。他传即自传,自传亦他传。钱锺书的这点意思,落实到汉学家传,也好操作:广收汉学家的自传资料,如日记、书信、墓志,特别是其忏悔文献,纳入传记;深挖汉学家的内心隐秘,尤其是主导其一生的“负面情感”。

二、学问家的回忆录

AI时代,失业会成为新常态。怎样不失业?当学者,做学问,特别是当专门学者,做终身学问,保住铁饭碗,应该不困难。海外汉学家大多是专门学者,一辈子研究学问,而且是一门特别古老而难缠的学问。他们的苦痛经验,丰富得像汉字一样多;他们的“摔跤”记录,像汉语的四声一样平仄平仄,永无休止。但是最后,他们都得道成家,写出一部部皇皇巨著,名扬天下。研究这样的学问家,替他们写回忆录,特别是他们如何当学者的经验,对于学术,功莫大焉。献身学问,担心失业,岂不怪哉?

三、跨文家的启示录

海外汉学家者,跨文化学家也。简言之,跨文家。他们的启示录,至少有两点,大可咀嚼。其一,其学内销转出口。跨文家们,颇像古之学者,做着“为自”之学。然而,却墙内开花墙外也香。海外汉学家重镇,几乎被一网打尽,全部绍介到中国。他们的学术专著,也被中国学者一一翻译,隆重推出。反向思维,中国学者的埃及学、南非学、美国学、澳洲学、日本学、印度学、英国学、希腊学,何时才能木秀于林风靡世界?其二,其国之文化土壤,何以能养育出这些汉学界的大家名师,其教育的独创性何在?序之尾声,讲个故事,也许更能说明道理。瑞典汉学界,一对师徒,十分瞩目。翻开几页马悦然的《我的老师高本汉》,即知师徒情谊之深。高本汉训练马悦然,要求他在普通话之外,还要学一种中国方言。马悦然思来想去,决定扎根四川,搞四川方言,最后,俨然大家,难忘中国。

普通话让人普通,方言给人方向感。海外汉学家传,一方之言,能给我们什么方向感?

(赵白生,北京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博导,北京大学世界传记研究中心主任、跨文化研究中心秘书长、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会长、世界文学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