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作为见习牧师的岁月（1895—1899）

1895年底，22岁的卫礼贤收到任命，被派往黑森林地区一个名叫维姆斯海姆（Wimsheim）的偏僻城镇担任代理牧师。由于教区很小，人员也有限，派到那里的牧师必须独当一面，负担起几乎所有的工作。卫礼贤不仅要在礼拜日主持布道，还要在当地学校为孩子们主讲宗教课，为即将行坚信礼的青少年举办坚振班，同时还要承担起为婴儿洗礼的任务。不过，卫礼贤很快在烦琐的日常工作中找到了乐趣。对于在教堂中公开布道，这位初出茅庐的年轻牧师也越来越有信心。维姆斯海姆当地的居民非常淳朴，与他相处融洽，卫礼贤很喜欢这种带有些许与世隔绝味道的生活，闲暇时便与妹妹在信中探讨尼采、康德、歌德与托尔斯泰。此外，在黑森林清新的空气中，他的肺部很好地得到了恢复，让母亲终于放下了心头的一块大石头。

半年后，卫礼贤的代理牧师工作宣告结束，但他刚刚休息了不到一周便马上得到新的任命，于是在1896年6月中旬又风尘仆仆地来到了位于斯图加特以东50公里的戈平根市（Göppingen）南郊的贝茨根里特村（Bezgenriet），给当地教会的豪夫牧师担任助手。卫礼贤在新的岗位上很快便有了如鱼得水般的感觉，因为豪夫牧师在业余时间里也是位兴趣广泛的学者，他不仅积极研究德国在海外的殖民地，而且还与卫礼贤一起钻研古代亚述和巴比伦的历史，试图将新的考古发现与《旧约》中的故事联系起来。因此，虽然身处偏僻的小镇，但两人每天却可以纵横古今、神游万里，他们从东非坦桑尼亚的鲁菲奇河谈到在西非发现的金矿，又从天体运行谈到鸟类的迁徙，这种海阔天空的谈话不仅让卫礼贤十分振奋，而且也在潜移默化中唤起了他对辽阔世界的向往。卫礼贤良好的艺术修养和广泛的兴趣使他与牧师的家人们同样相处融洽。豪夫牧师的夫人对花卉了如指掌，也喜欢沉浸在诗歌和美术的花园里，很快便与卫礼贤有了共同语言；她的妹妹瓦格纳小姐钢琴弹得很好，也吸引着卫礼贤频繁到访。此外她还有个当画家的弟弟，专门研究拉斐尔和米开朗琪罗，于是大家在晚饭后的读书时间便有了共同的话题。村里人也很友善，卫礼贤刚到那里不久，便在星期天下午收到了一束康乃馨。原来村里有位老裁缝，她每个星期天都会为牧师献上一束采自她自家花园的鲜花。对于这种世外桃源般的生活，卫礼贤当然倍感惬意，唯一令他难以满意的大概就是晚上不断来袭的蚊虫了。

离贝茨根里特不远，坐落着符腾堡地区的著名疗养胜地——巴特鲍尔（Bad Boll）。“Bad”在德语中是温泉和洗澡的意思，许多与温泉有关的德国城市名字中都有“Bad”一词，如离莱茵河不远的巴登巴登（Ba-den-Baden）早在罗马帝国时期就已是因温泉浴场而兴盛的小城，符腾堡地区的巴特温普芬（Bad Wimpfen）、巴特申博恩（Bad Schonborn）也均为以温泉疗养著称的小镇。1825年，符腾堡国王在巴特鲍尔修建了一座华丽的疗养院，使之名声大振。从贝茨根里特步行到巴特鲍尔只需大约半小时，因此卫礼贤有时候会沿着乡间小路散步到那里。当他流连在田园风光中时，恐怕万万不会想到，1897年初的一个突发事件竟会将他的命运从此与这座风景秀丽的温泉小镇联系在一起。33年后，小镇甚至成为他的魂归之处。

这件事情实在有些偶然，当时在巴特鲍尔地区主持教会事务的是特奥菲尔·布卢姆哈特（Theophil Blumhardt，1843—1918）牧师，但由于他突然罹患重病，将被送往意大利南部休养6个月，于是近在咫尺的卫礼贤便于1897年1月被紧急派往巴特鲍尔担任代理牧师。

卫礼贤来到巴特鲍尔后马上便认识了他日后的精神导师、布卢姆哈特牧师的哥哥克里斯托夫·布卢姆哈特（Christoph F.Blumhardt，1842—1919）。克里斯托夫·布卢姆哈特原为巴特鲍尔的新教牧师，其父约翰·布卢姆哈特（Johann C.Blumhardt，1805—1880）是一位以驱魔术或者说精神治疗而著称的牧师，早在1852年就在朋友和信徒们的支持下以大约25000古尔登金币的价格从国王手中买下了当时经营不善的巴特鲍尔疗养院，将其改造成了一座为信徒提供精神治疗和肉体康复的圣地，结果取得了惊人的效果。在父亲去世后，克里斯托夫·布卢姆哈特接过了疗养院的工作并继承父亲的遗志，着力通过严格的作息管理和祷告为疗养者提供心理上的治疗。作家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1877—1962）在中学期间曾出现自杀倾向，他的母亲在1892年便带黑塞到巴特鲍尔来接受过短期治疗。克里斯托夫·布卢姆哈特在巴特鲍尔担任了14年牧师，直到1894年才把牧师工作转交给弟弟。在政治上，克里斯托夫·布卢姆哈特反对业已沦为资产阶级统治工具的基督教教会，是一位著名的“宗教社会主义者”，因此他最后于1899年放弃牧师头衔，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并在1900至1906年间进入符腾堡州议会，成为政治活动家。

来到巴特鲍尔之后，卫礼贤被克里斯托夫·布卢姆哈特牧师安置在疗养院居住，同时也帮着监理分配给访客们的房间，因此他每天早上要在客人们吃早餐和晨谈的时候到各处巡视。同时，卫礼贤总是一丝不苟地将自己的房间整理得井井有条。这引起了克里斯托夫·布卢姆哈特的女儿萨乐美的好奇，于是她让母亲向她描述一下新来的牧师是个什么样的人。母亲略带调侃地回答：“当你看到一位不是很高的先生迈着很大的步子走进餐厅时，那就是牧师先生来了。”很快，卫礼贤便与布卢姆哈特夫妇两个待字闺中的女儿成了好友。萨乐美便是他后来的妻子。

卫礼贤尤其对德高望重的布卢姆哈特牧师钦佩不已，来到巴特鲍尔后就立刻将他视为了自己的精神导师，在工作中也处处虚心接受他的指导。卫礼贤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我在这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再没有什么比和克里斯托夫·布卢姆哈特牧师一起探访病人更有价值的了。你可以想象，我在其他方面也有足够多的东西要学习。当然，我经常被所有的客人羡慕，尤其是那些即将离开的客人……”这个环境给卫礼贤带来了全新的体验，从音乐到网球，从娱乐到社交，甚至连他对基督教的看法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同样毕业于图宾根神学院的克里斯托夫·布卢姆哈特不仅自认为是耶稣的门徒和继承者，而且发展了一套革命性的新神学，宣称“每个人都是被上帝所信任的”，人们根本不需要归附教会以成为基督教徒，因为上帝的爱无所不包，异教徒也可以直接进入天国。这套所谓的“直接基督教”理论完全颠覆了当时主流的基督教教义。卫礼贤后来之所以能形成包容东西方文化的普世宗教思想，布卢姆哈特的神学理论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推动因素，尤其是布卢姆哈特不赞成中国的基督教化，这对卫礼贤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他在1901年1月21日给卫礼贤的信中写道：“他们（中国人）根本不需要成为什么基督徒，我们根本没有理由让这个名称出现在异国他乡。谁遵从上帝的意愿，按照上帝的旨意做事，谁就是天国的孩子，无论他是来自孔子还是来自教会神父们的故乡。”这正是卫礼贤日后没有为一个中国人施洗，却反而走上“文化传教”道路的动力之源。

作为代理牧师的卫礼贤也很快与布卢姆哈特家的年轻一辈熟悉起来，这群年轻人聚在一起总有讨论不完的话题，他们甚至共同排演了莫里哀的喜剧《女学究》。不久后，恰逢布卢姆哈特家族的两个女孩子出嫁，大批访客来到巴特鲍尔，年轻人则在婚礼庆典前后又举行了大大小小的庆祝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年轻的卫礼贤牧师尤其与来自巴塞尔的伯努利姐妹成为好友，姐妹中的玛丽亚（Maria Bernoulli，1868—1963）后来成了赫尔曼·黑塞的第一任妻子，在卫礼贤远赴中国后还一直与他保持着通信，而此时的黑塞则正好在图宾根城中的一家旧书店做着学徒。

在这样一种温馨的氛围中，年轻的卫礼贤不禁也怦然心动，于是向克里斯托夫·布卢姆哈特的女儿、比他小6岁的萨乐美提出了求婚。不过，在萨乐美同意之前他还要得到岳父的首肯。然而，布卢姆哈特牧师却对眼前这个二十出头的毛头小伙子不怎么放心，至少认为他目前还没有承担起家庭重任的能力，于是干脆利落地回绝了他。卫礼贤的希望虽然落空，但他却毫不犹豫地表示了服从，这给他未来的岳父留下了相当不错的印象。

然而，到了1898年秋天，随着病愈的特奥菲尔·布卢姆哈特牧师在离开近两年后重新回到巴特鲍尔，让卫礼贤感到无比惬意的代理牧师工作终于宣告结束。他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温泉小镇，依照教会的指令前往位于斯图加特东北的城市巴克南（Backnang）担任牧师。从教区的大小来看，他的事业可以说是上了一个新台阶，但在巴克南的工作还是一如既往的琐碎：他要负责两个学校里的宗教课和两所医院中的宗教事务，不仅要在节假日和忏悔日在巴克南主持布道，还要轮换着到两个郊区教堂去主持主日崇拜。此外，他还要留出时间为来年夏天的第二次神学考试做准备。这时，《基督世界》（Christliche Welt）上一则招募传教士前往东方的启事引起了卫礼贤的注意。

原来，就在卫礼贤流连于巴特鲍尔的时候，对中国觊觎已久的德国军队在1897年11月以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被杀为借口出兵占领了青岛及其周围的胶州湾地区，对外宣称此地为德国的“保护地”。软弱无能的清政府无力赶走德国侵略军，最后只能在1898年3月6日与德国签订《胶澳租界条约》，同意了德国强租胶州湾99年的要求。为了巩固德国在胶州湾地区的统治，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不仅派出了德国陆海军，而且还积极向山东进行文化渗透。而德国教会也趁机将势力扩张到了新开辟的殖民地，由德国和瑞士教会共同建立的基督教传教组织——福音派新教传教士总会（即所谓同善会AEPM）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出了招募传教士前往中国的启事。

虽然卫礼贤此时对中国还是一无所知，但与豪夫牧师的谈话早已在他心中点燃了对德国之外广阔天地的向往，布卢姆哈特牧师的教导更坚定了他打破陈规的信心，因此，远在中国的传教士岗位对他而言不仅意味着新的挑战，更带有一种来自异域的文化诱惑。在1898年11月28日提交给同善会的申请书中，他不无自豪地夸耀自己曾在巴特鲍尔“与来自各国和社会各界的三教九流打交道”，不仅曾“与一个来自印度的佛教徒有过接触”，而且还“通过在横滨的一个朋友对当代日本有所了解”，这些经历足以使他对即将面临的传教士工作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因此他将“欣然奔赴远方，传讲耶稣基督的见证”。

同时，克里斯托夫·布卢姆哈特牧师的积极支持肯定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在卫礼贤向他征询建议时回复道：“在我看来，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应该高兴地抓住机会，让你为上帝所作的见证被公开听到。如果你心中有神的国度，它也会结出果实，更多世界性的外部经验会带给神国的种子更多的自由以发展心智……”对传统教会颇有微词的布卢姆哈特牧师如此支持卫礼贤加入同善会并非偶然，因为由德国和瑞士教会于1884年在文化名城魏玛联合成立的同善会不同于传统的基督教传教组织，它从一开始便不仅倡导在东方文明古国中传播一种“非教条主义的基督教伦理”，而且也关注教育以及医疗领域的工作，代表着德国教会中悄然出现的一股改变千年来基督教故步自封局面的力量。同善会章程中明确写道：“它的目的是将基督教及其精神文化与现存的真理要素结合在一起，并传播到非基督教徒中。”这与布卢姆哈特的主张颇有相通之处，因此他鼓励卫礼贤应征加入同善会，也是有意要通过这位年轻的代理牧师去中国实践这一新理念。

不久后，卫礼贤受同善会邀请前往柏林进行试讲。1899年1月11日，他如愿以偿地从众多候选人中脱颖而出，并将在接受完短期的传教业务培训后马上被派往中国。于是他赶回斯图加特同家人以及萨乐美道别，因为他的这位梦中情人当时正好也在斯图加特的一所家政学校读书。而当卫礼贤将自己获得职位的喜讯电告布卢姆哈特后，很快就收到了后者的电报。令卫礼贤喜出望外的是，布卢姆哈特牧师在回电中竟然同意了他和萨乐美的婚事！

但要赶在卫礼贤出发前举行婚礼显然太仓促了。因为卫礼贤几天后就要前往伦敦参加专门为传教士开设的短训班。于是在1月19日，即启程前往英国的当天，卫礼贤和萨乐美匆匆举行了订婚仪式。1月20日，卫礼贤便渡过英吉利海峡来到了国际化大都市伦敦，在海布里公园旁的海外传教会找到了此行的目的地。

作为在海外拥有广阔殖民地的“日不落帝国”，英国在亚洲已经营多年，以1807年伦敦传教会教士马礼逊（R.Morrison，1782—1834）来到广州为标志，英国人来华传教已有近百年历史，其经验之丰富远非德国人可比。故而海外传教会令前来接受培训的卫礼贤大开眼界，他在此不仅接触到了来自不同教派的英美传教士和五花八门的宗教思想，而且领教到了英国人以实用主义为主导的宣教风格。无论是狭隘的教派纷争、教会对财务问题的高度关注还是祈祷会上冗长乏味的祷告，都令卫礼贤感到很不舒服。为此，他不得不再次向精神导师布卢姆哈特求助。布卢姆哈特牧师向他指出：“一个传教士应奉主耶稣之名生活并带来生命，而不是带来宗教论争。真正的宗教建立在上帝赐予了生命的活人身上，而不是反过来。宗教人士此前并没有带来上帝所希望的生命。你与中国人保持的联系不应建立在宗教之上，而应在日常交往和生活的基础上。他们无须首先成为基督徒，也许永远都无须如此。”

由于驻扎在胶州湾的德国军队急缺教士，卫礼贤在3月中旬便结束培训回到了德国。同善会和与之合作的德国海军部已经迫不及待地为他安排好了4月4日从意大利港口热那亚出发前往中国的船票，因而留给卫礼贤的时间只够他将母亲和妹妹接到巴特鲍尔来匆匆一聚，以便让双方家人为刚刚订婚便要远行的新人献上祝福。不过，因为殖民地的建设尚未展开，连基本的生活条件都还不能保障，所以他们决定让萨乐美先留在德国，等卫礼贤在中国安顿好，有了安身之所以后，再让萨乐美前往中国完婚。当然，萨乐美还是被允许与母亲一起陪同卫礼贤前往意大利，一直到把他送上远去的海轮。

除了终于能够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喜悦外，卫礼贤对自己将在东方大显身手也满怀信心。1899年3月26日，卫礼贤在同善会举行的欢送会上致辞，希望自己能作为一个“学习者”走出国门，能借助爱的福音超越人与人之间令人困惑的差异，拆除人与人之间的所有隔阂，使基督徒和异教徒得到同等的尊重，使所有人团结为一体。卫礼贤的致辞无疑会让人联想起席勒在《欢乐颂》中歌颂欢乐女神的名句：“你的力量能使人们/消除一切分歧，在你光辉照耀下面/四海之内皆成兄弟。”而同善会中的瑞士人也一定因此放下心来，此前他们多少有些担心柏林方面会使传教士成为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工具，因为即将把卫礼贤载往东方的交通工具正是一条被命名为“普鲁士号”的海轮。

1899年4月4日，卫礼贤如期从热那亚出发，正式开始了他前往中国的旅行。与亲人和恋人的惜别之情马上就被沿途壮丽的风光所冲淡，那不勒斯充满活力的城市生活、西奈半岛上萦绕着《旧约》传说的陡峭山脉、科伦坡的佛教寺院和伊斯兰教节日、新加坡的中国苦力、香港的寺庙和香客都给卫礼贤留下了深刻印象。而越靠近中国，他就越被带有异国情调的场景所吸引。在新加坡，他注意到“中国人的送葬队伍”，细细观察着队伍中拿着树枝和香烛的男孩、拿着钹和鼓的僧侣；在香港，他漫步“在中国的街道上”，“穿行于倍感陌生的拥挤人流中”，看虔诚的中国人如何在小小的祭坛前献上燃烧的香烛和丰盛的祭品。他还像那个时代的许多欧洲游客一样，在月光下乘上人力车，让中国苦力载着他穿过“被灯笼和火炬照亮的梦幻般的街道”，亲自体验一番异国的情调。

5月3日，“普鲁士号”终于抵达了目的地上海，但旅客们直到5月5日傍晚才被允许在吴淞登岸。根据检疫的要求，从5月6日到11日，卫礼贤不得不留在上海，他利用这段时间拜访了同善会派遣到上海的两位牧师，并采购了衣服、家具等必需品。

5月12日凌晨，卫礼贤的最后一段旅程开始了，他搭上北上的“克尼夫斯堡号”，最终目的地是这一年才开始在地图上被德国人标注出来的一座中国城市——青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