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巩固抗日根据地和推进抗日民主运动

（一）敌后军民艰苦的反“扫荡”、反“清乡”斗争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敌后战场的斗争形势日益严峻。1941年至1942年是中国敌后抗战最为困难的时期。面对日军的疯狂进攻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敌后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日军把整个华北划分为“治安区”（即日占区）、“准治安区”（即中日双方军队争夺的游击区）、“未治安区”（即抗日根据地），分别采取不同政策。在日占区，普遍建立和加强汉奸组织，强化保甲制度，组织“自卫团”“守备队”“治安军”；清查户口，镇压一切反日运动；垄断、吞并工商业；进行奴化教育和政治欺骗，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在游击区，主要采取“蚕食”手段，大量修筑公路网、碉堡群、封锁沟、封锁墙和岗楼，以防止人民武装深入游击区和日占区活动。在抗日根据地，则发动了空前残酷的毁灭性的“扫荡”和“清乡”，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1941年至1942年，日军在“扫荡”华北的根据地时，一次使用兵力在千人以上到万人的达132次，万人以上至7万人的达27次。在同一地区有时反复“扫荡”达三四个月之久。

在这期间，国民党军在晋南中条山、湖南长沙和浙赣等地抵抗日军进攻，并组织中国远征军进军缅甸支援反法西斯同盟国作战。但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集团认为可以依靠美、英力量进行抗日，因而继续加紧反共摩擦。国民党政府不仅继续停发八路军的薪饷、弹药和被服等物资，而且动用几十万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断绝外界对边区和根据地的援助。

在这种情况下，敌后抗战遭遇了极其严重的困难。到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减为约40万人，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总人口由1亿人减少到5000万人以下。当时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也极其困难，有些地方的抗日军民几乎没有衣服穿，没有菜和油吃，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子，甚至吃粮也很困难。

为了战胜困难，坚持抗战，中共中央制定了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减租减息十大政策，带领根据地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极其艰苦的反“扫荡”、反“清乡”斗争中，敌后军民创造了很多极为有效的歼敌方法，如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水上游击战等（图3-8），还创造了建立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等斗争形式，发展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1941年至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民兵共作战4.2万余次，毙伤俘日、伪军33.1万余人。敌后军民的反“扫荡”斗争，牵制、消灭了大量日军，成为中国坚持长期抗战最重要的因素，也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支持。

（二）克服经济困难，开展大生产运动

中共中央还采取各种有力的政策措施克服困难，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主力部队和政府机关实行精兵简政；为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并团结各阶层人士一起抗日，进一步贯彻执行“三三制”原则（即抗日民主政府在工作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员、党外进步人士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和减租减息的政策；为了密切军政、军民关系，在军队中开展“拥政爱民”运动，在人民群众中开展“拥军优属”运动。

在克服严重的物质生活困难的过程中，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图3-9）。1939年2月，当困难刚刚露头的时候，毛泽东就发出了“自己动手”的号召。1941年，中共中央再次强调必须走生产自救的道路。大生产运动的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针对以个体经济为基础的、被敌人分割的、进行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中共中央还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方针：在各项生产事业中，实行以农业为主，农业、畜牧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和商业全面发展的方针；在公私关系和军民关系上，实行“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的方针；在上下关系上，实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在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上，实行“努力生产”“厉行节约”的方针；在组织经济上，实行“合作互助”“开展生产竞赛”“奖励劳动英雄”的方针。

军队、政府机关和学校发展自给经济，是抗日根据地大生产运动中的一个创造。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带头实行这项政策。1941年春，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开进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他们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开展劳动竞赛，连、排、班之间，个人之间互相挑战，涌现出了许多“气死牛”式的模范人物。昔日荒凉的南泥湾变成了“粮食堆满仓，麦田翻金浪，猪牛羊肥壮”的“陕北好江南”。在大生产运动中，中央领导人以身作则，起带头作用。毛泽东在自己窑洞下面开垦了一块地，种上了菜；朱德组织一个生产小组，开垦了三亩菜地；1943年，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卫团举行纺线比赛，任弼时夺得第一名，周恩来被评为纺线能手。中央领导人的行动成为大生产运动的鼓舞力量，延安党政军学各界数万人积极投入大生产运动。

陕甘宁边区和晋察冀、冀鲁豫、晋绥、山东等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后，人民负担大大减轻，军民生活明显改善。1942年到1944年的3年中，陕甘宁边区共开垦荒地200多万亩。到1945年，边区大部分农民能够“耕三余一”（即耕种三年庄稼，除消耗外，可剩余一年吃的粮食），部分农民能够“耕一余一”（即耕种一年庄稼，除消耗外，可剩余一年吃的粮食）；农民所交公粮占总收获量比重逐年下降。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到1944年，除吃用全部自给外，达到了“耕一余一”，成为全军大生产运动的旗帜。从1943年起，敌后各根据地的机关一般能自给两三个月甚至半年的粮食和蔬菜，人民负担也只占总收入的14%左右。按当时的生活水平，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要求。

大生产运动是自力更生的一曲凯歌。它不仅支持了敌后的艰苦抗战，而且积累起一些经济建设的经验，培养了广大干部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百年党史关键词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是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抗日军民加强根据地经济建设、开展大生产运动中提出的动员口号。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本侵略者的“扫荡”“清乡”和封锁，加之国民党政府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在财政经济上面临严重困难。为了克服经济困难，中共中央决定走生产自救的道路。1939年2月2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生产动员大会上发出了“自己动手”的号召，此后大生产运动广泛开展起来，这一口号也随之演化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通过大生产运动，各根据地渡过了严重经济困难，从而为抗日战争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刘志新：《百年党史关键词》，人民日报出版社，2021，第64页）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

抗日民主根据地是认真贯彻和实现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坚持抗战和争取胜利的坚强阵地。陕甘宁边区是根据地建设的模范。毛泽东鲜明地指出：“边区的作用，就在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使他们懂得这种制度是最于抗日救国有利的，是抗日救国唯一正确的道路，这就是边区在全国的意义与作用。”1941年5月1日，中共中央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发布，全面体现了共产党团结抗战的基本路线和根据地建设的基本方针。

抗日根据地建设首要的、根本的任务是民主政权建设。中国共产党提出，根据地的抗日民主政权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边区（省）、县参议会既是民意机关，也是立法机关；边区（省）、县、乡抗日民主政府是行政机关；边区高等法院和县法院是司法机关。抗日民主政府在工作人员分配上实行“三三制”原则，以容纳各方面的代表，团结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各阶级、各阶层。

抗日民主政权普遍采取民主集中制，各级抗日民主政权机构的领导人都经过人民选举产生。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的《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规定：“凡居住边区境内之人民，年满十八岁者，无阶级、职业、男、女、宗教、民族、财产与文化程度之区别，经选举委员会登记，均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在实际投票中，群众有许多创造，采取了诸如投豆、画圈、画杠、燃香在纸上烧眼等选举办法（图3-10）。抗日民主政权努力发扬政治民主，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正如朱德总司令所称：“实行民主真行宪，只见公仆不见官。”

抗日根据地重视法制建设。各根据地在创立发展过程中，依据党的路线、纲领和政策，借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结合抗日统一战线的实际，相继制定、颁布各种法规和条例，如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各级政府组织条例、选举条例、减租减息条例、改善工人生活条例、婚姻条例、保障人权财权条例、惩治贪污条例，等等。这些法规和条例的制定颁行，使抗日根据地的法制建设初具规模。作为模范区的陕甘宁边区，不仅颁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法规、条例，而且在实践中创造出把党的群众路线和优良传统运用于审案工作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得到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的肯定，并为其他根据地所仿效。

抗日根据地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和农民交租交息的政策。敌后抗战，主要是发动和组织农民抗战。根据地内停止实行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普遍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以改善农民生活，提高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同时实行交租交息的政策，保障地主的地权、财权，以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这是在民族战争的条件下兼顾地主和农民两方面利益，把坚持统一战线和解决农民问题恰当地结合起来的政策。从1939年冬起，各根据地相继开始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减租的办法是“二五减租”（即把原租额减少25%）；减息的办法是规定年利率一般为一分（即10%），最高不得超过一分半（即15%）。正租以外的杂租、劳役和各种形式的高利贷一律取缔。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抗日民主政府动员农民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发动农民组织劳动互助，提高劳动生产率；帮助农民改良耕作技术，推广优良品种。

抗日根据地积极进行干部培养和开展文化教育建设。全民族抗战开始后，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成了革命者向往的“圣地”。中共中央把发展抗日的革命文化运动提上重要议事日程。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陕北公学、青年干部训练班、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中共中央党校（原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马列学院（1941年先后改组为马列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1943年并入中央学校）、职工学校、中国女子大学、民族学院、卫生学校等一批干部学校和专门学校开办起来，培训了大批干部。各级党组织还普遍建立干部在职学习制度，对提高干部的政治、文化素质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加强党报党刊、新华社、新华广播电台等舆论阵地建设，大力发展文学创作和戏剧演出。1940年9月创办的延安自然科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开展自然科学教学与研究的专门机构。为推进自然科学研究，同年在延安成立了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根据地还重视初等教育工作，因陋就简地创办中、小学校。

密切军政军民关系，是抗日根据地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1943年初，中共中央及时推广陕甘宁边区开展“拥军优抗，拥政爱民”（即“双拥”）运动。随后，“双拥”运动在各抗日根据地蓬勃开展起来，形成军政军民团结齐心、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生动局面。

抗日根据地还努力探索社会建设之路。如晋察冀边区党委和政府领导广大军民救灾治水、救济灾民；改善公共卫生，预防疾病流行；保护妇女的社会权益，提倡男女婚姻自主；制定社会保险政策；拥军优属，抚恤烈士遗属和因公致伤、致残人员；积极开展社会教育工作，提高民众的文化知识水平。广大群众的精神状态和社会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通过根据地各方面的建设，极大增强了中国共产党同根据地人民的血肉联系，群众更加信任党、信任人民军队，这对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坚持敌后抗日斗争直到胜利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地建设中积累的许多经验，对以后建设新中国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各抗日根据地尤其是陕甘宁边区的共产党人，通过领导人民进行对敌斗争、反摩擦斗争、大生产运动以及党的建设经验的积累等，形成了带有体系性的观念和作风。后来概括的延安精神，就是这些观念和作风的集中表达，其主要内容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延安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思想风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优良作风，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一往无前的奋斗精神。延安精神培育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国共产党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