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乌普萨拉模型

1.理论缘起

企业国际化研究可以追溯到18世纪，但就现代而言，Hymer是最早进行系统性研究的学者。根据他的垄断优势理论可知，企业通过跨国经营获得规模和知识上的垄断优势，进而取得垄断利润。Buckly 和Casson同期提出了内部论，即跨国企业的子公司可以通过建立内部交易市场解决知识与技术外部交易的低效问题。之后，Johanson 和Vahlne开创性地提出乌普萨拉模型（如图1-2所示），以瑞典企业为研究对象，以知识和心理距离为两个研究重点或国际化成长的两个维度，通过分析知识发展和逐步投入的互动、投资国与企业所在国的心理距离与投资顺序之间的关系，描述了企业国际化过程的特点，提出国际化是企业逐步递进决策的结果。具体而言，心理距离方面，投资企业所在国与目标国之间广泛存在的文化、管理、语言和教育等方面的差异决定着企业对外投资的方式。知识方面，可以用两个有内在联系的次级过程表示：经验学习和承诺构建。企业国际化的过程中有两种决策顺序：在资源投入程度上，企业选择进入国外市场的过程是由较低资源投入向较高资源投入过渡；在区域选择上，企业首选心理距离近的国家，而后向心理距离远的国家发展。简言之，企业倾向于在与企业所在国心理距离近的国家进行渐进性资源投入。

图1-2 乌普萨拉模型

资料来源：JOHANSON J， VAHLNE J E.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of the Firm-A Model of Knowledge Development and Increasing Foreign Market Commitment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77（1）：23-32.

2.理论发展

U模型诞生后，企业国际化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Dunning、Oviatt 和McDougall分别提出了著名的折衷论（企业对外投资需具备所有权、内部化和区位优势）和国际新创企业论（企业在创立之初就要利用国际资源和市场以获得竞争优势）；Luo和Tung提出了为获取战略资产、弥补其竞争劣势从而进行国际化的跳板论；Cheung和Qian提出了企业国际化是母国投资政策推动的制度论；Marjorie等提出了将内向积累的经验向海外输出的内向论。但是学界仍认为U模型是这个领域最有影响力的理论，Marjorie的研究也指出仍有大量中国样本企业的国际化遵循了U模型。U模型研究的背景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悖；模型解释对象是企业的历时演化；研究内容主要是经验学习和承诺构建；研究重点是过程和心理距离；补充模型例外很普遍；动态能力和网络因素等新变量的研究成为热点。总之，U模型仍是适合于企业国际化历时研究的工具，其适应性得到认可，这来源于模型的包容性。

3.理论缺陷与体系归因

U模型被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质疑，主要是因为传统U模型缺乏对整体理论框架的审视，较少从作为其中层理论渊源的企业理论中汲取营养，也没有以作为其高层理论渊源的演化经济学理论的演化思想为研究出发点，这导致了对企业家因素的忽略、非理论渊源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介入及使用情境的局限性等问题。

第一，仅考虑引入更多新变量或影响因素，而不是从整体理论体系框架考虑，是U模型研究和实际应用的主要缺陷。进行点状补充研究，提出各种新变量的学者不胜枚举，即便是模型提出者Johanson和Vahlne 也在后续研究中陆续引入新变量。虽然我们惊喜地发现他们在使用网络概念和动态能力对模型进行修改，但遗憾的是，其出发点仍缺乏体系思维。这种补漏式的思考方式暴露出来的理论问题在于U模型与其渊源理论（演化经济学与企业理论）没有实现同步发展，或者说当基础理论工具在实践中遇到无法解释的问题时没有寻找中高层理论的系统性指引。

与此相同，U模型因缺乏对企业家因素的分析而被诸多学者所质疑，如Axinn 和 Matthyssens认为U模型无视企业管理层的作用，其核心问题还是缺乏范式思维和理论体系思考。从企业家或者管理者的角度考虑问题是奥地利学派的传统，而奥地利学派的理论渊源之一是Schumpeter的企业理论。Schumpeter对企业能力理论做出了巨大贡献，企业家因素研究是其核心贡献。因此，企业家因素并不能被称为新变量，它是U模型理论渊源的一部分（如图1-3所示）。为了讨论企业国际化过程问题，自然有必要研究企业家因素。换言之，企业家因素在相关研究中被忽视，问题在于高层理论的发展成果并未应用于基层理论。从这个层面来讲，当底层理论遇到理论障碍或质疑时，对其高层理论追根溯源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是必需的。

第二，缺乏对范式和理论体系的思考也导致U模型在国际化过程研究体系中出现了错误定位。U模型是基础理论工具，具有情境导向性，无法承载超越其理论定位的理论职责。Jensen 研究银行业，Prashantham 和Yong 研究软件业，得到的结论都是U模型提出的基于学习的阶段性投入理论并不适用于其所研究的企业样本。Madsen和Servais、Tykesson 和 Alserud则指出在某些情境下心理距离并不是有效的。虽然Anderson认为U模型是综合模型，应该可以适用于所有具体情境，但是Johanson和Vahlne一边如上文所述忙于添加新变量，一边也不得不承认其心理距离概念并不适用于所有情境，只不过他们仍坚持该模型可以充当综合性的反映整个现实世界的工具。其实Johanson和Vahlne大可不必如此，他们开创性的理论成就已经为学界观察企业国际化提供了一条光明大道，因为即便是反对者也不能忽视这个现实，即心理距离和阶段性在某些地域的某些企业确实是有效的，而且模型的演化思想和知识等核心概念在从不同角度分析案例国际化过程时并不为学界所否定。因此，虽然完全可以认为在某些情境下U模型的适用性较差，但是这正说明了U模型是情境导向型工具，这与其在整个范式框架中的底层理论工具地位是一致的，它并不能充当解释更大范围或抽象世界的高层理论工具。后者是演化经济学和企业理论的世界。因此，讨论U模型是否是一个综合模型，或者说是高层理论实际是个伪命题。

图1-3 企业理论与U模型理论发展的路径联系

第三，新古典经济学的介入造成了U模型理论体系的混乱状态与研究对象的阶段性割裂。

首先，新古典经济学在U模型研究现状和趋势上的介入反映出前范式阶段理论的混乱。Andersen指出，虽然理论渊源是演化的，但就研究方法而言，U模型的研究是静态的，很多研究采用了均衡的方法；就研究趋势而言，Johanson 和 Vahlne提出将U模型和邓宁的折衷范式进行整合，而后者是新古典经济学范畴的理论，结果自然是发现两个模型的假设之间区别太大而不能合并。这种强行捏合的理论整合属于两个不同经济学范畴的强行对接，无疑是不可行的。毕竟不同理论缘起预设了不同的理论路径，细节可能类似，某些方法可能通用，但理论类别与研究方向难以交融。

其次，U模型研究仅聚焦于企业某个独立的发展阶段，例如海外发展阶段，反映出新古典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影响了其对研究对象发展阶段的选择。虽然Tykesson 和 Alserud 已认识到这个问题，但其质疑也仅是从模型决策效度角度出发的。换言之，他们不认为仅从某个发展阶段出发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研究的时间跨度不仅是一个独立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不同经济学研究边界的问题，选择研究样本的某个独立发展阶段与演化经济学的基本演化理念是相悖的。

综上所述，传统的U模型并没有从中高层理论渊源中汲取营养，甚至没有完全认识到模型在理论体系中的真正定位。这可以归因于整个理论体系仍处于前范式阶段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