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进化与退化
对纯粹科学意义上的万物进化论，鲁迅是遵从的，但他又是一位以启蒙主义为宗旨的作家，不可能孤立地仅在自然界域论之，势必要把进化理论运用于社会现实的分析，在鲁迅著作中时时可发现这一踪影。
1925年，他在批驳章士钊主张读经时写道：
衰老的国度大概就免不了这类现象。这正如人体一样，年事老了，废料愈积愈多，组织间又沉积下矿质，使组织变硬，易就于灭亡。一面，则原是养卫人体的游走细胞（Wanderzelle）渐次变性，只顾自己，只要组织间有小洞，它便钻，蚕食各组织，使组织耗损，易就于灭亡。……古国的灭亡，就因为大部分的组织被太多的古习惯教养得硬化了，不再能够转移，来适应新环境。若干分子又被太多的坏经验教养得聪明了，于是变性，知道在硬化的社会里不妨妄行。……惟一的疗救，是在另开药方：酸性剂，或者简直是强酸剂。46
国家正如人体，其衰老、灭亡的原因就像人体的细胞变性、组织耗损等一样，鲁迅充分发挥了自己在生理医学方面的专长，把自然科学的进化、退化理论颇为贴切地运用于国家、社会从盛到衰的分析中。
1927年，他在黄埔军官学校做《革命时代的文学》的演讲：
“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能从原虫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就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也许曾有一个猴子站起来，试用两脚走路的罢，但许多猴子就说：“我们底祖先一向是爬的，不许你站！”咬死了。它们不但不肯站起来，并且不肯讲话，因为它守旧。人类就不然，他终于站起，讲话，结果是他胜利了。47
就把社会革命和进化论联系起来思考。不过学界在论述中，一般偏于进化这一路向，而对鲁迅关于退化路向的思考则有所忽略。
一、“进化的途中总须新陈代谢”
为着启蒙宗旨，为着唤醒民众，鲁迅自然地把进化论从自然科学推进到社会科学范畴。如写于1919年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既是生物，第一要紧的自然是生命。因为生物之所以为生物，全在有这生命，否则失了生物的意义。生物为保存生命起见，具有种种本能，最显著的是食欲。因有食欲才摄取食品，因有食品才发生温热，保存了生命。但生物的个体，总免不了老衰和死亡，为继续生命起见，又有一种本能，便是性欲。因性欲才有性交，因有性交才发生苗裔，继续了生命。所以食欲是保存自己，保存现在生命的事；性欲是保存后裔，保存永久生命的事。……
生命何以必需继续呢？就是因为要发展，要进化。个体既然免不了死亡，进化又毫无止境，所以只能延续着，在这进化的路上走。走这路须有一种内在的努力，有如单细胞动物有内的努力，积久才会繁复，无脊椎动物有内的努力，积久才会发生脊椎。所以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48
这是鲁迅在运用白话文写作后，较为集中地论述进化论的一段话。他把自然界的进化学说推进到社会界域，用以论析社会家庭结构中的父与子关系，亦即老年与青年、旧有与后起、衰老与新生等关系。从上引一段话看，鲁迅对自然科学范畴的进化论仍是心领神会的，所论生命的进程基本上沿用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而这一理论的启蒙、发端仍是来自《天演论》。
像严复在“察变”一节的译后案语，就介绍了达尔文进化学说在欧美的影响力，及其为考古成果所实证：“达氏书出，众论翕然。自兹厥后，欧、美二洲治生学者，大抵宗达氏。而矿事日辟，掘地开山，多得古禽兽遗蜕，其种已灭，为今所无。于是虫鱼禽互兽人之间，衔接迤演之物，日以渐密，而达氏之言乃愈有征。……自达尔文出，知人为天演中一境，且演且进，来者方将。”他进而点明了“进化”之规律：
由纯之杂者，万物皆始于简易，终于错综。日局始乃一气，地球本为流质，动植类胚胎萌芽，分官最简。……其演弥浅，其质点弥纯，至于深演之秋，官物大备，则事莫有同，而互相为用焉。49
由纯至杂、由简至繁的规律，以及考古上发现的虫鱼至兽人的演进等，这些要义均在上引鲁迅的文字中呈现。
又如，鲁迅写于1919年的《热风·随感录四十九》：
凡有高等动物，倘没有遇着意外的变故，总是从幼到壮，从壮到老，从老到死。……我想种族的延长，——便是生命的连续，——的确是生物界事业里的一大部分。何以要延长呢？不消说是想进化了。但进化的途中总须新陈代谢。所以新的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壮，旧的也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进化的路。50
这里所呈现的鲁迅的思路，可能有如周作人所说的，是到日本全面接受进化论学说后的悟解，但《天演论》中的最基本原理没有变，其特点之三：“由浑而之画”指的便是这。“画”为定体，使界域分明：“物至于画，则由壮入老，进极而将退矣。”事物演变的规律都是从幼到壮，从壮到老，从老到死，这是种族延长、生命连续的必然。
严复在《天演论》“导言十八 新反”的最后，进而断言：“吾党生于今日，所可知者，世道必进，后胜于今而已。”51此语像是深印在鲁迅的脑海里，鲁迅所说的“进化的途中总须新陈代谢”、“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年”等，与严复的“世道必进，后胜于今”，在脉理上的延续贯通是显而易见的。
新的诞生、旧的死亡，生老病死、去旧纳新是“进化的路”，是人这一族类处于“宇宙行程”中繁衍生息的规律，是“吾党”谁也逃脱不了的“天道”。对于鲁迅来说，生命之谜既已解答，生命定位也因此而豁达：
以为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动植之间，无脊椎和脊椎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他的任务，是在有些警觉之后，喊出一种新声；又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但仍应该和光阴偕逝，逐渐消亡，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52
虽然这豁达的心境中也略有悲凉，但鲁迅对自我生命的定位很清楚，在进化的行程中，他只是“链子”上的一环，只是从旧世界向新世界过渡的桥梁，是“桥梁的一木一石”，是从旧到新转变的“中间物”，并终将随时光而消逝，并走向死亡。但鲁迅终究是鲁迅，面对着死的必然，他不是抑郁消沉而出世，而是“向死而生”，以生命对旧有衰败的事物，对黑暗腐朽的世界，做奋力的一搏。所以，他才会对冯雪峰说：“进化论对我还是有帮助的，究竟指示了一条路。明白自然淘汰，相信生存斗争，相信进步，总比不明白不相信好些。就只不知道人类有阶级斗争。”53
但在那时的中国，鲁迅面对的现实状况，却是新兴的被垂老的所绞杀：
可惜有一种人，从幼到壮，居然也毫不为奇的过去了；从壮到老，便有点古怪；从老到死，却更奇想天开，要占尽了少年的道路，吸尽了少年的空气。54
那腐朽的、衰败的、僵死的，抑制了所有的生机，堵塞了所有的新路，封建主义体制与意识形态把整个国度变成了死寂的“铁屋子”。
因此，为了新生一代的路不被堵死、空气不被吸尽，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鲁迅挺身站立：“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为了新生一代的生存，在《狂人日记》中，他放声疾呼：“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为了新生一代的前程，在《灯下漫笔》中，他高声呐喊：“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55
他相信中国的未来，人类的希望，终将在一代接一代的进化中诞生，理想的新人终将会出现：“尼采式的超人，虽然太觉渺茫，但就世界现有人种的事实看来，却可以确信将来总有尤为高尚尤近圆满的人类出现。”其实这一“高尚圆满”的人，在鲁迅的心目中已有范型，现实中的邹容、拜伦和小说中的夏瑜形象，及斯巴达三百勇士等即是，严复的“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的进化信念，已深深地在他心中扎下根来。为着这一目的，鲁迅愿意牺牲自己，他紧接着说：“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56当四周是一片黑暗时，我可以作为一道微弱的光而燃烧；而当有了火炬、出了太阳之时，我会欣喜地消失在这明亮的光芒中。
对后辈的爱亦是为了种族的蕃衍、强盛，严复在《天演论》的案语中写道：“物莫不慈其子姓，此种之所以传也。”57鲁迅则以文学性的形象描述说明之，他引日本有岛武郎的小说《与幼者》的一段话展露心怀：“像吃尽了亲的死尸，贮着力量的小狮子一样，刚强勇猛，舍了我，踏到人生上去就是了。……幼者呵！将又不幸又幸福的你们的父母的祝福，浸在胸中，上人生的旅路罢。前途很远，也很暗。然而不要怕。不怕的人的面前才有路。走罢！勇猛着！幼者呵！”58为着幼者，为着年轻一代，为着心目中的新人的诞生，鲁迅愿意献出自我的生命，以自身的血与肉，化为“幼者”的力量，鼓励他勇猛地前行。这是“又不幸又幸福”的父母的祝福，这是作为进化链上的一个“链环”，一个“中间物”所应有的职责，在这一点上，称鲁迅为理想主义者毫不过分。
对进化论透彻的悟解，勘破生死的超越，让鲁迅面对生命的终极是死亡这一真相，有了一种坦然与自如：
老的让开道，催促着，奖励着，让他们走去。路上有深渊，便用那个死填平了，让他们走去。少的感谢他们填了深渊，给自己走去；老的也感谢他们从我填平的深渊上走去。——远了远了。明白这事，便从幼到壮到老到死，都欢欢喜喜的过去；而且一步一步，多是超过祖先的新人。这是生物界正当开阔的路！59
个体的生命只是进化链条上的一环，只是从此岸到彼岸的一座桥，所以不管是少的向前走，还是老的让开道，老的少的都应欢欢喜喜、高高兴兴，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后胜于今”，才是“正当开阔的路”。
当然，这里也有着尼采生命学说的浓浓的投影：“我们有必要不断地让自身的一些东西死去，以便其他的东西活下来。像人生与不断的死亡并肩地走在一起一样：人类必须经常蜕皮。”从达尔文到尼采，对生与死的交替已视之为族类自然演进的规律，坦然地面对死亡，也就是你追求生命的永恒：“你也许不久将告别人生——这种感受的晚霞映照在你的幸福中。请注意这个明证：这意味着你爱生命，你爱你自己，你爱的是迄今为止所遇和造就你的生命——这意味着你追求生命的永恒。”60
由此，你也才可以理解，鲁迅为何要把第一本杂文集取名为《坟》。在《写在〈坟〉后面》一文中，鲁迅把自己比喻成做土工的：“不明白是在筑台呢还是在掘坑。所知道的是即使是筑台，也无非要将自己从那上面跌下来或者显示老死；倘是掘坑，那就当然不过是埋掉自己。总之：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阴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逝去了。——不过如此，但也为我所十分甘愿的。”61他写出自我生命的两种走向，或是“筑台”来提升自己，但最终仍是要跌下、老死；或是“掘坑”，即埋葬自己。
由此，你也才可理解鲁迅的《野草》“题辞”：
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62
逝去，逝去，“逝者如斯夫”！但此时鲁迅方46岁，何以有此沉郁的心态呢？虽然他在理智上是“十分甘愿”的，但清醒地“向死而生”毕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这里的“死亡的阴影”当然有恶劣的现实生存环境的挤压，但严复所译介的进化论也投下了浓重的痕迹。
二、对“退化”的警觉与批判
鲁迅相信进化论，甚至愿意以牺牲自我来为新生的一代拓展前行的道路；但他又是警觉的，同时也看到人类在进化途中的差异：“夫人历进化之道途，其度则大有差等，或留蛆虫性，或猿狙性，纵越万祀，不能大同。”63即有的人已进化为“人”，有的却还停留在动物性阶段，即使再过万年，也还是这样，其实质上已是退化。
早在1903年，鲁迅就看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不仅是进化，还存在着退化的危险。他在写作《中国地质略论》时指出，有无“自制之精密地图”是区分文明与非文明国家的一项标准。中国虽为文明之鼻祖，科学原先发达，但到晚清之际，却连一张略为精确且标示出地质矿产的地图也没有，正如一个“昏昧乏识”的孤儿，自家房子、田地、财产、珍藏有多少都弄不清。遇强盗入室，持以相赠；兄弟之间，却锱铢必较，甚至自相残杀。
呜呼，现象如是，虽弱水四环，锁户孤立，犹将汰于天行，以日退化，为猿鸟蜃藻，以至非生物。64
中国社会已处于危险的境地了，虽然能闭关锁国，孤立自处，但它必然被“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一世界性的“天行”法则所淘汰，它正“已日退化”，处于日渐衰弱退化之中，国人若不警觉，将返回为猿鸟虫藻之类，甚至非生物之境地。
对于现实社会状况，鲁迅也清醒地看到了进化过程中的另一路向：
因为社会不良，恶现象便很多，势不能一一顺应；倘都顺应了，又违反了合理的生活，倒走了进化的路。所以根本方法，只有改良社会。65
社会的恶现象引发了他的反向思维——对“倒走了进化的路”，即退化的深度思考。
1926年，因韦素园在编辑《莽原》时，未采用高歌和向培良的稿件，高长虹便翻脸向鲁迅发难，撰文攻击，还以进化论为辩。鲁迅回击道：
中国现在道路少，虽有，也很狭，“生存竞争，天演公例”，须在同界中排斥异己，无论其为老人，或同是青年，“取而代之”，本也无足怪的，是时代和环境所给与的运命。66
这里有着反讽之意，进化论的生存竞争之说在自然界原本没错，但若用之于社会环境，以此排斥同行，甚至是往日的同道者，那就值得怀疑了：“费笔费墨，费纸费寿，归根结蒂，总逃不出争夺一个《莽原》的地盘。”67鲁迅之笔利刃般揭开了高长虹不可告人的野心与目的，同时也透露出他已看到了进化论中的退化一面，年轻一代已不可全然信之了。
关于鲁迅与进化论的研究，学界对于进化，即优化、进步这一路向关注较多，但对进化的悖论——退化，像是触及较少，值得拓展。这甚至还可涉及对鲁迅作品中一些意象寓意的理解，像《秋夜》中的枣树，“他知道小粉红花的梦，秋后要有春；他也知道落叶的梦，春后还是秋”。秋后有春，春后还是秋；浪漫的粉红的梦，冷酷的枯叶的梦——对立的两极性意象，蕴含着鲁迅对时光的轮回，乃至历史的循环之感悟。
赫胥黎在《进化论与伦理学》中对此有过论析：“进化”一词，
就其通俗的意义来说，它表示前进的发展，即从一种比较单一的情况逐渐演化到一种比较复杂的情况；但其含义已被扩大到包括倒退蜕变的现象，即从一种比较复杂的情况进展到一种比较单一的情况的现象。68
进化一词中即包括着退化。但不知为何，这段论述在严复所译的《天演论》中像是找不到。不过退化的内容在《天演论》仍然存在，只是被成为“显学”的进化一说所遮掩、覆盖而已。严复在“导言二 广义”案语写道：“斯宾塞尔之天演界说曰：‘天演者，翕以聚质，辟以散力。’”69翕为聚集，辟为发散，发散即包含着退化，这是斯宾塞进化论的逻辑起点。
全增嘏主编的《西方哲学史》对此做过释解：
斯宾塞的定义是：“进化是物质的集结，以及同时发生的运动的消散，在这个过程中，物质由相对不确定的、分散的同质状态进到相对确定的、凝聚的异质状态，而被保留的运动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化。”……但是上面说的还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由于他认为物质的集结必伴以运动的消散，因此到一定阶段，进化就到了顶点，达到一种均衡状态。他说“运动一直进行到均衡发生为止，而均衡终会发生”。随后就是解体和分散。70
因此，“解体和分散”，即退化，亦是进化理论的组成部分，它是规律性的存在，是万物运行的一种必然。
物质从分散到凝聚，再到均衡，终于解体、分散，天演之行，无法干预。严复也看到了这一点：
形气内事，皆抛物线也。至于其极，不得不反，反则大宇之间，又为天行之事。人治以渐，退归无权，我曹何必取京垓世劫以外事，忧海水之少，而以泪益之也哉。71
他以几何学的抛物线比喻天演之规律，它延伸到顶点，必然下行，而后再开始天行之道。其时人治消隐，无力掌控，我们何必去考虑这些众多世间劫数以外的事情？这就像忧虑海水减少，想以泪水去补充一样。
沿此，他不由自主地发出感慨：
宇宙究竟与其元始，同于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云者，谓不可以名理论证也。吾党生于今日，所可知者，世道必进，后胜于今而已。至极盛之秋，当见何象，千世之后，有能言者，犹旦暮遇之也。72
宇宙之始，不可以名理论证，“世道必进，后胜于今”！他说出了让鲁迅牢记的名言。但万物进化至极盛，而后势必退化，此终末之景象却未无法言之，如若能言，就像清晨与黄昏相遇合那样荒谬。“不可知论”的悲凉也于严复的笔下渗透出来。
这一“悲凉”也渗入鲁迅的魂灵，1935年，在他逝世的前一年，给一位木刻家的信中写道：
宇宙的最后究竟怎样呢，现在还没有人能够答复。也许永久，也许灭亡。但我们不能因为“也许灭亡”就不做，正如我们知道人的本身一定要死，却还要吃饭也。73
可以看出，鲁迅也像严复一样思考过宇宙终结问题，或许这是每一位思想家所必然要发问的。那么，由此所延伸的生命存在于世间的价值意义何在呢？这是每个接触到“退化”观念的人都不能不思索的问题。与严复溺于不可知论的“悲凉”不同，鲁迅强调的生命个体的抗争，以新的创造战胜生命不可避免的衰亡，或许尼采的“强力意志”观念尚未消退吧。
由此，鲁迅前期思想中一些谜题，似乎增添了一种解答的可能性。
其一，“鬼气”问题。
1924年，鲁迅在《致李秉中》信中谈及：
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我虽然竭力遮蔽着，总还恐怕传染给别人，我之所以对于和我往来较多的人有时不免觉到悲哀者以此。74
那么，什么是鲁迅灵魂中的“鬼气”呢？这“鬼气”由何而来呢？在《写在〈坟〉后面》中，他有过这样的自白：“若是自己，则曾经看过许多旧书，是的确的，为了教书，至今也还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响到所做的白话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体格来。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75“鬼气”来自中国古籍，特别是道家与法家的著作。
但似乎不仅是如此，它还是1925年3月18日给许广平信中所说的“虚无”：“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只觉得‘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76
它还是《影的告别》中的“一个影”：“我不过一个影，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77
它还是《死后》中的“运动神经废灭，而知觉还在”的那具躺在棺材里的“尸体”：“我想：这回是六面碰壁，外加钉子。真是完全失败，呜呼哀哉了！……”78
它还是《墓碣文》中的“长蛇”：“有一游魂，化为长蛇，口有毒牙。不以啮人，自啮其身，终以殒颠。……”79
它还是鲁迅用过的一颗印章：“洪宪发作以前，北京空气恶劣，知识阶级多已预感危险，鲁迅那时自号‘俟堂’，本来也就是古人的‘待死堂’的意思。”80 ……
虚无、影子、尸体、游魂、待死……在1925年前后鲁迅的作品与信件中是经常出现的意象，它所携带的幻灭感，自然也是一种“鬼气”。但学界以往多以鲁迅《〈自选集〉自序》为解：“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81战友们分道扬镳、食言饰非，战阵中波谲云诡、星流云散，轰轰烈烈的一场思想文化的战役，终末以“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而收局，“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现实所带来的颓唐、寂寞的心境致使“鬼气”萌生。
仅是客观现实的原因吗？在主体的灵魂深处的“鬼气”，难道会没有《天演论》中“退化”观念的渗合吗？请陈衡恪刻的印章为“俟堂”——待死堂，坦然地等待、迎候死的来临，难道就没有对万物盛极而衰的“解体和分散”这一生命必然的了悟？在《影的告别》中，我徬徨于明暗之间，若是黄昏，黑夜自会沉没我；若是黎明，光亮自会消失我，所以我献出的只有黑暗与虚空。难道会没有个体生命只是进化路途上的“中间物”的感慨？只有这样，我们才会真正理解，在《呐喊·自序》中，鲁迅何以会写道：“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82“我之必无”乃是“实有”，而希望却是不确定的。进化论中的“无”与“有”的哲学理念，如一柄双刃匕首，鲁迅既用来“与黑暗捣乱”、作“绝望的抗战”，同时又把自身伤得血迹斑斑。
其二，“一代不如一代”问题。
严复在《天演论》“论十四 矫性”的案语，论及民性之退化问题：
然而前之民也。内虽不足于治，而种常以强。其后之民，则卷娄濡需，黠诈惰窳，易于驯伏矣，然而无耻尚利，贪生守雌，不幸而遇外仇，驱而縻之，犹羊豕耳。83
民性在原古时代，虽然人治、伦理的规则未能明之，但武健侠烈、敢斗轻死，此时的民风甚为强悍；而进化到文明开化时代，民众却变成衰老、背驼的模样，苟安于一时，其生性狡猾诈骗、懒惰懈怠，虽易于管驯，却而无廉耻之感，他们追求私利，贪生怕死，处世柔弱，倘若遭遇外来强敌，就容易像猪羊一样为之所驱使、所捆绑。
严复描述的退化之民性，跟鲁迅笔下所批判的国民性几可重叠。所以，学界以往把鲁迅关于国民性的思考，仅仅溯源至受亚瑟·史密思的《中国人气质》日译本的影响，是否过于偏窄些？严复《天演论》中“民性退化”的视角，以及而后章太炎的善恶“俱分进化论”之说等是否应考虑重点纳入。
鲁迅言及退化，最有感性意味的就是小说《风波》中九斤老太的口头禅：“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曾孙女生下重六斤，比她爸爸七斤少一斤，比她曾祖少了三斤，一代不如一代仿佛成了一条颠扑不破的实例。别以为这只是鲁迅在创作时随手而来漫画式的笔法，其实退化的理念在鲁迅心中是一道深深的隐痛。
中国社会延续到明清时期，汉唐的雄健阔大、自信沉稳的气派全然不见，国民性已退化到如此惨烈之程度：
中国的社会里，吃人，劫掠，残杀，人身卖买，生殖器崇拜，灵学，一夫多妻，凡有所谓国粹，没一件不与蛮人的文化（？）恰合。拖大辫，吸鸦片，也正与土人的奇形怪状的编发及吃印度麻一样。至于缠足，更要算在土人的装饰法中，第一等的新发明了。84
种种丑陋的行径触目惊心、令人骇然，却又美之名曰“国粹”，这些远离文明的恶习实则和未开化的野蛮部落、土著民族处在同一级次。特别是中国妇女的“缠足”，比“土人”耳朵剜空嵌上木塞，下唇剜孔插上兽骨有过之而无不及，更是人类肢体上的退化，鲁迅怒斥道：“世上有如此不知肉体上的苦痛的女人，以及如此以残酷为乐，丑恶为美的男子，真是奇事怪事。”85
社会如此，那么国人呢？对上述种种社会丑恶的现象，国人应生发出无畏的批判勇气，但他们退缩了、回避了：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86
对当时中国“一天一天堕落”的“国民性”，鲁迅用“怯弱，懒惰，巧滑”三个词概括之。怯弱，如《忽然想到》中的对羊显凶兽样，对凶兽显羊样的“卑怯”的国民；懒惰，如《娜拉走后怎样》中的北京羊肉铺前张大嘴巴盯着剥羊的无聊“看客”；巧滑，如《阿Q正传》中的阿Q的精神胜利法，如《杂感》中的抽刀向更弱者的“怯者”。鲁迅写出了国民从身体到灵魂的退化，几乎是上述严复的描述的延续。
更有甚者，国人中还有用他人的鲜血谋取私欲的。《药》中的华老栓求取蘸有烈士鲜血的馒头给儿子治痨病，蒙昧之举，尚有可原；而1927年春那场腥风血雨中，有的青年却踩着他人的鲜血、尸体而往上爬，那就罪不可赦了。“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87此类青年，人性退化，道德沦丧，让鲁迅原本信奉的“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年”的进化论原则，彻底因之轰毁，这类青年的“退化”现象轰毁了他那源自严复的“世道必进，后胜于今”，即斯宾塞乐观主义的进化思路，促使他开始探索新的路向。
其三，“黄金世界”问题。
鲁迅对预设的所谓希望、远景，或各种学说所言及渺远的“黄金世界”，一直持有疑虑与观望的态度，也因此得到“鲁迅多疑”的评说，这当然和他所崇奉的尼采学说有关。尼采强调生命的当下的意义：“我们不能让生命从我们自己的手中溜走，不因为追求一个‘目标’溜走——而是收获我们每个季节的果实。”虚幻的目标不能成为生命的目的，每个季节都会结出相应的丰硕的生命果实。所以尼采对那些所谓目标的设定者怀着深深的警惕：“我的兄弟们，你们要对大地忠诚，不要相信那些对你们说什么有超凡希望的人。他们是施毒者，是生命的蔑视者，不管他们知道与否，他们行将灭亡，自己毒害自己。”88要忠实于脚下的大地，要相信实在的生活，只有当下自己的生命存在才是真正的实有，这是尼采的训诫。但我们也不能忘记，对鲁迅来说，其间还可能有严复这条线的影响。
严复译著《天演论》中既有斯宾塞的直线进化的乐观主义，也有赫胥黎忧虑人类困境的悲观主义，内存矛盾张力。在“导言十八 新反”的案语中，他写道：
赫胥氏是篇所称屈己为群为无可乐，而其效之美，不止可乐之语，于理荒矣。吾不知可乐之外，所谓美者果何状也。然其谓郅治如远切线，可近不可交，则至精之譬。89
严复虽然重斯宾塞而轻赫胥黎，对他偏重个体生存的主张不甚赞同，但对他的另一些看法还是认同的。像社会的“郅治”，即人类进化至大治、完美社会的到来，赫胥黎认为就像“远切线”，就像地平线一样，可以趋近但不可以真实触及，所以真正的理想性的社会实现还是虚幻缥缈的。这和鲁迅对宣传中的“黄金世界”一直不予信任像是有着内在脉理关联。
1923年底，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做了《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谈到了“黄金世界”的问题：
但是，万不可做将来的梦。阿尔志跋绥夫曾经借了他所做的小说，质问过梦想将来的黄金世界的理想家，因为要造那世界，先唤起许多人们来受苦。他说，“你们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他们的子孙了，可是有什么给他们自己呢？”有是有的，就是将来的希望。但代价也太大了，为了这希望，要使人练敏了感觉来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苦痛，叫起灵魂来目睹他自己的腐烂的尸骸。90
早在1920年10月，他的《头发的故事》，就对预约给子孙的黄金时代提出质疑：“我要借了阿尔志跋绥夫的话问你们：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豫约给这些人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911924年9月在《影的告别》他更明确地宣告：“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921925年4月，在《春末杂谈》，他从细腰蜂的毒针也谈到了圣君、贤臣们构想的“黄金世界”的恶毒与虚幻。
1925年3月，在给许广平的第二封信中，他就提到：“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而大家尚以为是黄金世界的事，其大病根就在人们各各不同，不能像印版书似的每本一律。”有独立个性的所谓“叛徒”，在像印版书一律那样的黄金世界或将会被处死。所以，“所谓‘希望将来’，不过是自慰——或者简直是自欺——之法，即所谓‘随顺现在’者也一样。必须麻木到不想‘将来’也不知‘现在’，这才和中国的时代环境相合，但一有知识，就不能再回到这地步去了”。93
一直到20年代末，在和冯雪峰的谈话中，他还在深思这一问题：
真的只看将来的黄金世界的么？这么早，这么容易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人们，可仍旧有些不确实，在我看来，就不免有些空虚，还是不太可靠！……我自然相信有将来，不过将来究竟如何美丽，光明，却还没有怎样去想过。倘说是怎么样才能到达那将来，我是以为要更看重现在；无论现在怎么黑暗，却不想离开。我向来承认进化论，以为推翻了黑暗的现状，改革现在，将来总会比现在好。将来就没有黑暗了么？94
有人认为，鲁迅有一种怀疑的本能，是的，他的怀疑阴影较他人浓重。但你能说他错了吗？“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人们”，这可靠吗？“将来就没有黑暗了么？”从现在到“黄金世界”，进化的过程能是一路坦途、光明畅达的吗？要知道，20世纪初的中国的所谓“革命”给鲁迅的失望是太多了，他的怀疑，他的虚幻感是历史现实的刻痕。
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体制，是进步、进化了，但鲁迅随即看到的是退化：“涂饰的新漆剥落已尽，于是旧相又显了出来，使奴才主持家政，那里会有好样子。”95连他亲密的战友、徐锡麟烈士的弟子范爱农，一位充满革命激情的留日学生，在辛亥革命之后都无处谋生，穷困落魄，最终溺水而死，疑为自杀而亡。面对着这倒退的现状，鲁迅含着悲愤地写道：“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96革命后，我倒成了奴隶的奴隶。
鲁迅精神值得尊崇，原点之一就在于他“更看重现在”，从不轻信“乌托邦”式的幻象。如上述严复所言：“郅治如远切线，可近不可交”；当然也有其师章太炎“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论说的影响，即使是“黄金世界”也避免不了“恶”的存在。革命前所许诺的自由、幸福，革命前所想象的美丽、光明，即那些人所描绘的“黄金世界”，在革命成功后轰然倒塌，成了泡影。
对于1925年前后的中国政局，鲁迅尖锐地揭示：这不过是“称为神的和称为魔的战斗了，并非争夺天国，而在要得地狱的统治权。所以无论谁胜，地狱至今也还是照样的地狱”。97就像他在《失掉的好地狱》一文中所描绘的那样，即使“人类”掌握了主宰地狱的大威权之后，也不见得比“魔鬼”掌权时来得好。“魔鬼”时地狱的曼陀罗花还可萌生，虽然花极细小，惨白可怜，但到“人类”掌权后，此花立即焦枯了，甚至使被奴役者去记起“失掉的好地狱”。显然，如此的“革命”，能叫进化吗？不，这是“倒走了进化的路”！于此，你能说鲁迅是生性多疑吗？不，这种怀疑论值得肯定，进化论中的退化理念带来的痛感，使鲁迅有了如哲学家式的醒觉和史学家式的透视。
鲁迅对“黄金世界”的怀疑、拒绝，直至1930年才有所松动。他在翻译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小说《溃灭》后写道：“革命有血，有污秽，但有婴孩。这‘溃灭’正是新生之前的一滴血，是实际战斗者献给现代人们的大教训。虽然有冷淡，有动摇，甚至于因为依赖，因为本能，而大家还是向目的前进，即使前途终于是‘死亡’，但这‘死’究竟已经失了个人底意义，和大众相融合了。所以只要有新生的婴孩，‘溃灭’便是‘新生’的一部分。”98这似乎是在反驳自己在前些年说过的话：为了抵达乌托邦式的“黄金世界”，难道要牺牲现实的个人，难道要“叫起灵魂来目睹他自己的腐烂的尸骸”吗？现今的鲁迅仿佛领悟了，个人已和大众相融合，个人存在的意义已体现在群体目的的实现——“新生的婴孩”的到来。“溃灭”便是“新生”，个体之死的价值体现为“黄金世界”的到来。马克思主义的集体论开始取代尼采的个人主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