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变法改革

变法改革是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动力。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变法改革，究其类型，可分为根本制度变革。先秦各诸侯国进行的各种改革，都是为了废弃西周的贵族分封制，助力新社会的到来，最后诞生了秦朝的郡县制和君主专制。民族融合变革，北魏孝文帝推动鲜卑等少数民族学习汉文化，促进民族融合和组成中华民族大家庭。治标不治本的变革，即统治者主动实行改革，调整社会政治经济政策，挽救王朝危机，巩固和维护政权。秦汉之后，更多的是治标不治本的变革，以致传统社会王朝可以更替，君主专制却稳如磐石。黑格尔不无贬义地认为：“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6)

在传统社会，变法改革很不容易，诚如鲁迅所言：“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人自己是不肯动弹的。”(7)变法改革者几乎没有好下场，历史上著名的变法改革有先秦的商鞅变法、宋朝的王安石变法和明朝张居正改革等。商鞅是先秦法家代表人物，得到秦孝公的信任，在秦国执政近二十年，推行以法治国和奖励耕战的变法措施，“卫鞅说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孝公善之”（《史记·秦本纪》）。商鞅适应了历史进步潮流，变法改革成就斐然，使得秦国从偏居西北一隅的小国一跃而跻身于富强国家之列，成为战国七雄之一，为秦始皇统一中国提供了精神资源，奠定了物质基础，“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史记·李斯列传》）。商鞅的变法是成功的，而个人命运是悲惨的。孝公死后，商鞅被通缉逃亡，“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商君亡至关下”。最后被车裂，全家也被杀，“秦发兵攻商君，杀之于郑黾池。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灭商君之家”（《史记·商君列传》）。张居正是明朝政治家，任明穆宗、神宗内阁首辅十余年，政治上推行考成法，整顿吏治；税赋上实施一条鞭法，增强财政收入。考成法与一条鞭法互相配合，取得显著成效，政体为之肃然，行政效率大为提高，“居正为政，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明史·张居正传》）。财政收入明显增加，府库充盈，“太仓粟可支十年，冏寺积金，至四百余万”（《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一）。张居正生前的改革颇为成功，延长了明朝的国祚，而死后的命运是悲惨的，险遭开棺鞭尸，“诏尽削居正官秩，夺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谓当剖棺戮死而姑免之”。家庭也遭厄运，“其长子礼部主事敬修不胜刑，自诬服寄三十万金于省吾、篆及傅作舟等，寻自缢死”，“其弟都指挥居易，子编修嗣修，俱发戍烟瘴地”（《明史·张居正传》）。王安石被誉为“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8)，既没有商鞅、张居正幸运，其变法改革是失败的；又比商鞅、张居正幸运，生前身后及其家族都能平安无虞。后世评价王安石变法，却是议论纷纷，大都是差评，“南宋以至明清，对王安石变法大多全盘否定，仅有蔡上翔、梁启超等极少数人持肯定立场”(9)。就差评而言，王安石还是没有摆脱变法改革者没有好下场的魔咒。

宋朝的变法改革更不容易。宋朝是历史上最为理性的王朝，又是权力集中的王朝。为了权力集中于君主，宋朝就把兵权、政权和财权分散，又使分散的权力互相制约，只对君主负责，形成所谓宋朝的家法。宋太宗登上皇位之后，第二天就在大赦诏书中概括了宋朝家法和宋太祖在位17年所有政策措施的微妙用意，即对于任何需要考虑的方面都事先制订了完善的制度，对于需要预防的隐患都有了妥善的准备和安排，“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邓广铭认为，范仲淹、王安石变法失败最深层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抵触了宋朝的家法”(10)。宋太祖在开国之初，就处心积虑削夺宰相及方镇手中的兵权、执政权和地方行政权。在兵权方面，鉴于“更历五代，乱亡相踵，未有不由于兵者”，除了“杯酒释兵权”，还废除殿前都点检和侍卫亲军马步兵都指挥司，禁军分别由殿前都指挥司、侍卫马军都指挥司、侍卫步军都指挥司统领，以利于加强君主对军队的控制。同时，实行“更戍法”，禁军的屯驻地点几年更换一次，而将领不随之变动，以防将领与兵士相结合，“凡其制，为什长之法，阶级之辨，使之内外相维，上下相制，截然而不可犯者，是虽以矫累朝藩镇之弊，而其所惩者深矣”（《宋史·兵志一》）。在执政权方面，宋朝最高行政长官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佐天子，总百官，平庶政，事无不统”（《宋史·职官志一》）。宋太祖唯恐宰相权柄过大，采取分化事权的方式削弱相权，兵权归枢密使，“掌军国机务、兵防、边备、戎马之政令，出纳密命，以佐邦治”，财权归盐铁、度支、户部三司使掌握，“总国计，应四方贡赋之入，朝廷不预，一归三司”（《宋史·职官志二》），宰相实际只负责民政。还设有参知政事、枢密副使、三司副使，作为宰相、枢密使和三司使的“副贰”，互相制约，以削弱正职的权力。在地方行政方面，宋朝初期分州和县两级，规定所属各州直接归中央管辖；州的长官称为知州，可直接向君主奏事，取消节度使下辖数州的制度。在各州设置通判，名为知州副手，实为监督、牵制知州。县的长官称知县或县令，由中央派遣。宋朝的家法固然是集中了权力，免除了对君权的威胁，却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降低了行政效率，加重了农民负担，造成宋朝的积贫积弱。具体表现为冗员、冗兵和冗费三大社会问题，宋朝立国八十年后，政府官吏人数“十倍于国初”；军队人数增加了二倍，从约40万增至120万；财政支出挥霍浪费，仅郊礼之费，宋真宗景德年间岁支六百万缗，宋仁宗皇祐年间增至一千二百万缗(11)。朱熹认为，宋朝家法是导致北宋灭亡的主要原因，“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也，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祸，虏骑所过，莫不溃散”（《朱子语类》卷一二八）。

宋朝积贫积弱为变法改革创造了机遇，首先是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公元1043年即庆历元年，八月，宋仁宗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希望依靠他们改革弊政，革新政局，“帝方锐意太平，数问当世事，仲淹语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后，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赐手诏，又为之开天章阁，召二府条对”。范仲淹任宰相后，各方寄予厚望，“召还，倚以为治，中外想望其功业”，而自己则“以天下为己任，裁削幸滥，考覆官吏，日夜谋虑兴致太平”（《宋史·范仲淹传》）。他与富弼商议后，上奏《答手诏条陈十事》，认为宋朝积弊已深，必须改革，“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我国家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雍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范仲淹指出，改革必须抓住关键，“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其源”。关键就是整顿和澄清吏治，“一曰明黜陟”，严于考核，抵制滥进，改变文武百官不分政绩好坏循例升迁的局面。“二曰抑侥幸”，限制大官僚的恩萌特权，改变恩萌之滥，以省冗官。“三曰精贡举”，改革科举内容与程式，取士先取其德行，次取其功业。“四曰择长官”，加强各级长官的保举和选派，奖励能人，罢免庸才。“五曰均公田”，调整多寡悬殊的外官职田，禁止贪污，督其善政。在整顿吏治中，范仲淹把整顿地方吏治视为重中之重，要求逐级推荐地方官，加强地方责任制；建议由中书、枢密院共同研究遴选转运使、提点刑狱，分赴各地对现有官员进行考察，将那些非才、贪污者一律罢免，“委中书、枢密院先选转运使、提点刑狱、大藩知州；次委两制、三司、御史台、开封府官、诸路监司举知州、通判；知州通判举知县、令。限其人数，以举主多者从中书选除。刺史、县令，可以得人矣”（《宋史·范仲淹传》）。范仲淹还亲自坐镇，检查各路监司的名单，发现有不称职的转运使、提点刑狱，毫不留情，“每见一人姓名，一笔勾之，以次更易”。富弼无不担忧地说：“一笔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范仲淹回答：“一家哭何如一路哭。”（《宋史纪事本末》卷二九）。

围绕整顿改革吏治，庆历新政还涉及经济、军事等多个领域的改革，“六曰厚农桑”，兴修水利，劝课农桑，发展生产，增强国力。“七曰修武备”，召募民兵，辅助正兵，兵农结合，增强军队战斗力。“八曰推恩信”，督责地方执行朝廷敕令等恩政，以使人民感恩戴德。“九曰重命令”，严肃中央政令，颁布后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以取信于民。“十曰减徭役”，裁并天下州县设置，以减少赋税，减轻百姓负担。对于庆历新政，宋仁宗基本是支持的，“天子方信向仲淹，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诏书画一颁下；独府兵法，众以为不可而止”。然而，由于新政触犯了官僚和权贵的既得利益，遭到强烈反对，指责支持新政的官员为朋党，“及按察使出，多所举劾，人心不悦。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稍行，而朋党之论浸闻上矣”。范仲淹只好自请出京，远离是非之地，“会边陲有警，因与枢密副使富弼请行边。于是，以仲淹为河东、陕西宣抚使，赐黄金百两，悉分遗边将”（《宋史·范仲淹传》）。随着改革派相继离开朝廷，历时一年的庆历新政随之而废，以失败告终。

其次是王安石的熙宁变法。熙宁变法是庆历新政的继续、扩大和深化，“自范文正天章阁一疏不尽行，所以激而为熙宁之急政。吾观范文正之于庆历，亦犹安石之于熙宁也”（《宋大事记讲义》卷一）。熙宁变法更成体系，前后历时近20年，范围更广，规模更大，影响更远。公元1069年即熙宁二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上谓曰：‘人皆不能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晓世务。’安石对曰：‘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但后世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为经术不可施于世务尔。’上问：‘然则卿所施设以何先？’安石曰：‘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急也。’上以为然。于是设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主持变法的机构，由王安石负责。王安石早年志向远大，“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还是地方官的时候，他就《上仁宗皇帝万言书》，倡言改革变法，“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在位之人才既不足，而闾巷草野之间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托，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愿监苟且因循之弊，明诏大臣，为之以渐，期合于当世之变”。史书认为“后安石当国，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书”（《宋史·王安石传》）。

熙宁三年，王安石升任宰相，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法，开始大规模的改革运动。变法以理财为中心，以富国强兵为目的，全面推进社会政治经济军事领域的改革，试图缓和内部的阶级矛盾和外部的民族矛盾。在王安石看来，理财是变法改革的当务之急，高于一切，大于一切。熙宁四年二月，“上患陕西财用不足。安石曰：‘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未暇理财，而先举事，则事难济。臣固尝论天下事如弈棋，以下子先后当否为胜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〇）三月，“上论庆历中财用未乏，而西事不振。王安石曰：‘财用足，然后可以用兵。……方今之事，且搜举人材，理财用，务富安百姓，则寇敌不足论。’”（《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一）理财的重点是发展农业生产，“又论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趣农为急。此臣所以汲汲于差役之法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〇）。农业成为变法的重点，原因在于它始终是传统社会国民经济的基础和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在富国方面，主要推出方田均税法，重新丈量全国土地按亩收税，“方田之法，以东、西、南、北各千步，当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为一方，岁以九月，令、佐分地计量，验地土肥瘠，定其色号，分为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税数”。青苗法，由官府向农民施贷取息，“青苗法者，以常平籴本作青苗钱，散与人户，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敛”。市易法，由官府垄断若干商业，评定市价，收买货物，并向小工商放贷取息，“市易之法，听人赊贷县官财货，以田宅或金帛为抵当，出息十分之二，过期不输，息外每月更加罚钱百分之二”。免役法，“据家赀高下，各令出钱雇人充役，下至单丁、女户，本来无役者，亦一概输钱，谓之助役钱”。均输法，“以发运之职改为均输，假以钱货，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预知在京仓库所当办者”。在强兵方面，重点提出减兵置将法，减少招募逃亡农民、饥民当士兵的数目，以防范农民士兵的反抗；在各军常设将官，训练兵士，以强化军兵素质。保甲法，“籍乡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为保，保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战阵”（《宋史·王安石传》）。

王安石变法一波三折，阻力重重。变法伊始，王安石就料到其难度，建议宋神宗要辨别小人并加以惩处，“陛下欲以先王之正道胜天下流俗，故与天下流俗相为重轻。流俗权重，则天下之人归流俗；陛下权重，则天下之人归陛下。权者与物相为重轻，虽千钧之物，所加损不过铢两而移。今奸人欲败先王之正道，以沮陛下之所为。于是陛下与流俗之权适争轻重之时，加铢两之力，则用力至微，而天下之权，已归于流俗矣，此所以纷纷也”。然而，改革的阻力比想象更大，伴随着新旧党争，更趋复杂。围绕变法，拥护与反对两派展开了激烈的论辩和斗争。新法颁行不到一年，就遭到同僚反对，“御史中丞吕诲论安石过失十事”，韩琦上书规劝青苗法，“帝感悟，欲从之”，王安石力争不成，以辞职归隐要挟，“帝留之”。反对派首领是司马光，“安石与光素厚，光援朋友责善之义，三诒书反复劝之，安石不乐。帝用光副枢密，光辞未拜而安石出，命遂寝”。由于司马光离职，一大批反对变法的官员相继离开朝廷，以表示不满，“御史刘述、刘琦、钱、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杨宗愈皆不得其言，相继去”。熙宁七年，王安石被罢相，变法受到挫折，“七年春，天下久旱，饥民流离，帝忧形于色，对朝嗟叹，欲尽罢法度之不善者”。“慈圣、宣仁二太后流涕谓帝曰：‘安石乱天下。’帝亦疑之，遂罢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次年，王安石再度拜相，仍然得不到更多支持，加之变法派内部分裂严重，新法实在难以推行。王安石心灰意冷，“屡谢病求去，及子雱死，尤悲伤不堪。力请解几务”。一年半之后，再次罢相，“终神宗世不复召，凡八年”（《宋史·王安石传》）。尤其是1085年，神宗病死，幼年皇帝哲宗继立，权力完全掌握在皇太后手中，司马光被启用为相，排挤维护新法的官员，熙宁变法被废弃，最后以失败告终。王安石则背负千载骂名，时人认为是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蔡京用事二十余年，蠹国害民，几危宗社，人听切齿，而论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盖京以继述神宗为名，实挟王安石以图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飨孔子庙廷。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宋史·杨时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