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清官形象

清官是传统社会民间对好官的称呼。清官形象由宋朝塑造成形，其典范为包拯。清官一词最早见于《三国志》，意指清贵简要之官职，“耸字世龙，翻第六子也。清虚无欲，进退以礼，在吴历清官”（《三国志·吴书·虞翻传》裴松之注引《会稽典录》）。魏晋南北朝时，官职分为清浊两类，没有褒贬之意，“重忝曹郎，铨管九流，品藻清浊，虽祗慎莫知所寄”（李重《吏部尚书箴序》）。一般而言，清官品级高，岗位重要，通常被门阀世族把持；浊官品级低，从事具体事务，大多由寒门素族担任。魏晋南北朝的清官与宋朝以后的清官，语词相同，语义却有着本质差别。前者叙述客观事实，后者则是价值判断，意指公正清廉、轻徭薄赋、亲政爱民、执法公平、敢于为民请命的官吏。元好问诗云：“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只从明府到，人信有清官。”（《薛明府去思口号》）

清廉是传统社会对于官吏的基本要求，也是清官的政治品格和道德操守。历代统治者都把清廉作为判断官吏优劣的重要标准，要求官吏能够清正廉洁、勤政爱民。周朝重视廉的概念，“既断以六事，又以廉为本”；在廉洁的基础上考察官吏政绩有六条标准，“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周礼·天官·冢宰》）。孟子明确将廉洁与腐败相对立，定义为不能以权谋私，“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孟子·离娄下》）。清的概念最早似乎由孔子阐述，认为清是清醒清白，虽不及仁和智的道德品质重要，却也是官员应当具备的重要品格。子张问孔子，“崔子弑齐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之一邦，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论语·公冶长》）庄子将清与廉联系起来，“诸侯之剑，以知勇士为锋，以清廉士为锷，以贤良士为脊，以忠圣士为镡，以豪桀士为夹”（《庄子·说剑》）。史书大量记录官员的清廉事迹，著名的有东汉杨震，“字伯起，弘农华阴人也。震少好学，明经博览，无不穷究”。当他前往东莱任太守的途中，门生部下王密行贿，杨震坚拒，“道经昌邑，故所举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谒见，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密愧而出”。杨震任涿郡太守时，“性公廉，不受私谒。子孙常蔬食步行”。亲朋好友规劝他应为子女着想，置办些家产，杨震则回答，要留清白而不留财产给子孙，“故旧长者或欲令为开产业，震不肯，曰：‘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后汉书·杨震列传》）

史书还频繁出现以“清”为主的词语，赞扬官员及士大夫。赞扬政治品质的有清醇，“更选海内清淳之士，明达国体者，以补其处”（《后汉书·朱穆列传》）；清真，“清真寡欲，万物不能移也”（《世说新语·赏誉》）；清介，“从兄微，清介士也”（《宋书·王僧绰传》）。赞扬政治风格的有清尚，“尚书清尚，敕行整身”（《三国志·蜀书·杨戏传》）；清节，“春秋列国卿大夫及至汉兴将相名臣，怀禄耽宠以失其世者多矣；是故清节之士于是为贵”（《汉书·薛方传》）；清德，“杨公四世清德、海内所瞻”（《后汉书·杨彪列传》）；清操，高诩“以信行清操，知名”（《后汉书·高诩列传》）；清要，“思贞前后为刺史十三郡，其政以清最闻”（《新唐书·尹思贞传》）。赞扬德行高洁之人有清士，“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史记·伯夷列传》）；清人，“寂士清人，能重爱黄老清静，不可阙”（刘向《关尹子书录》）。总之，对于官员和政界而言，“清”是一个好概念，且得到统治者的倡导。晋司马昭认为：“为官长当清，当慎，当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三国志·魏书·李通传》）“清”已然成为清官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南朝齐梁时人傅翙任吴县县令，在回答建康县令孙廉所问为官之道时说：“唯勤而清。清则宪纲自行，勤则无事不理。宪纲自行则吏不能欺，事自理则物无疑滞，欲不理得乎？”（《南史·傅翙传》）宋吕本中则将“清”列为官箴之首，“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官箴》）。

史书没有为清官立传，主要为循吏立传，首创于《史记》。司马迁认为，循吏是“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史记·太史公自序》）。循吏也能治理好国家，“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史记·循吏列传》）循吏有时称为廉吏，“念为廉吏，奉法守职，竟死不敢为非”（《史记·滑稽列传》）。司马迁眼中的循吏具有道家色彩，因而与酷吏相对立，“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史记·太史公自序》）。《史记》载有郅都、张汤、杜周等十名酷吏，有廉有污，情况不尽相同，却“皆以酷烈为声”。对于酷吏及其所作所为，司马迁总体上不予认同，认为酷吏和严刑峻法的存在，并不表明国家治理得好，而是表明国家没有治理好，“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老氏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昔天下之网尝密矣，然奸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当是之时，吏治若救火扬沸，非武健严酷，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职也”。司马迁指出，只有依靠循吏，实行宽简的法律，才能治理好国家，“故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下士闻道大笑之。’非虚言也。汉兴，破觚而为圜，斫雕而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烝烝，不至于奸，黎民艾安”。司马迁强调，治理好国家，不在于酷吏，而在于循吏；不在于法律的严酷，而在于君主的宽厚，“由是观之，在彼不在此”（《史记·酷吏列传》）。

《汉书》记载的循吏已非《史记》中的循吏，具有儒家特征，有时称为良吏，重视政绩与教化。汉宣帝“常称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辄以玺书勉厉，增秩赐金，或爵至关内侯，公卿缺，则选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汉书·循吏传》）隋朝将官民关系政治伦理化，认为循吏之于老百姓，就是父母之于子女，兄之于弟，“古之善牧人者，养之以仁，使之以义，教之以礼，随其所便而处之，因其所欲而与之，从其所好而劝之，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故人敬而悦之，爱而亲之”（《隋书·循吏传》）。唐朝认为循吏关乎政治兴亡，“治者，君也；求所以治者，民也；推君之治而济之民，吏也。故吏良，则法平政成；不良，则王道驰而败矣”。唐“垂祀三百，与汉相埒。致之之术，非循吏谓何？”（《新唐书·循吏传》）有些史书记有良吏，良吏即循吏，“自武德已还，历年三百，其间岳牧，不乏循良。今录其政术有闻，为之立传，所冀表吏而儆不恪也”（《旧唐书·良吏传》）。有些史书记有能吏，能吏在德政方面略输循吏和良吏，“吏州县者多遵唐制。历世既久，选举益严。时又分遣重臣巡行境内，察贤否而进退之。是以治民、理财、决狱、弭盗各有其人，考其德政，虽未足以与诸循、良之列，抑亦可谓能吏矣。作能吏传”（《辽史·能吏传序》）。

正史塑造循吏形象，却没有塑造清官形象。从先秦到清朝，正史中立传的循吏为370多人，加上散见于正史中的其他循吏，总计约为500人。而循吏对于塑造清官的作用不可忽视，它是清官的正史资源。清官形象是正史与文艺作品共同塑造的成果，宋朝定型为具备孝亲、忠君、爱民和清廉的品格。宋以后的文艺作品中经常出现清官的概念及其形象。以元杂剧为例，《包待制智赚灰阑记杂剧》中的赵令史说：“我这衙门里问事，真个官清法正，件件依条律的，还有那个清官清如我老爷的。”《包待制陈州粜米杂剧》中范仲淹说：“衙内，你保举的两个好清官也。”刘衙内说：“学士，我那两个孩儿果然是好清官，实不敢欺。”正史和文艺作品塑造最为成功的清官形象是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人也”。包拯在宋朝以及传统社会并没有发挥多么重要的作用，却是中国历史上名声最大的官员，老百姓称之为“包公”或“包青天”。胡适认为，《宋史》为包拯立传，内容不丰富，却表明包拯是当时颇得民众爱戴的一位官员，“后来民间传说，遂把他提出来代表民众理想中的清官。他却有这种代表资格”。作为神化的清官形象，包拯是以史实为基础，经过宋元明清民间文学作品“层累”造成的。胡适指出，包拯是有福之人，“我曾经替他们取了个名字，叫做‘箭垛式的人物’；就同小说上说的诸葛亮借箭时用的草人一样，本来只是干草一扎，身上刺猬也似的插着许多箭，不但不伤皮肉，反而可以立大功，得大名”。包拯是一位典型箭垛式人物，“古来许多精巧的折狱故事，或载在史书，或流传民间，一般人不知道他们的来历，这些故事堆在一两个人的身上。在这些侦探式的清官之中，民间的传说不知怎样选出了宋朝的包拯来做一个‘箭垛’，把许多折狱的奇案都射到他身上”，因而“包龙图遂成了中国的歇洛克福尔摩斯了”(4)。

史书记载，包拯孝亲，进士及第后，由于父母年迈，一直不愿意入仕为官，“始举进士，除大理评事，出知建昌县。以父母皆老，辞不就。得监和州税，父母又不欲行，拯即解官归养。后数年，亲继亡，拯庐墓终丧”。守丧期满，在乡亲们的劝慰下，包拯才勉强出来为官从政，“犹徘徊不忍去，里中父老数来劝勉。久之，赴调，知天长县”。包拯一生担任过很多职务，都能做到忠君。具体表现为建言献策，忠于王事。庆历三年，任监察御史时，“尝建言曰：‘国家岁贿契丹，非御戎之策。宜练兵选将，务实边备。’又请重门下封驳之制，及废锢赃吏，选守宰，行考试补荫弟子之法”。皇祐二年，“除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包拯请求免去内廷施予的恩赐，“数论斥权幸大臣，请罢一切内除曲恩”。依次递上唐魏徵的奏疏，供君主借鉴，“又列上唐魏郑公之疏，愿置之坐右，以为龟鉴”；还上书“言天子当明听纳，辨朋党，惜人才，不主先入之说，凡七事；请去刻薄，抑侥幸，正刑明禁，戒兴作，禁妖妄。朝廷多施行之”。“迁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时，包拯敢于上书，劝诫宋仁宗早立太子，“奏曰：‘东宫虚位日久，天下以为忧，陛下持久不决，何也？’”仁宗反问包拯：“卿欲谁立？”包拯自我表白，奏立太子不是为了邀功，而是为宋朝的政权稳固，“‘臣不才备位，乞豫建太子者，为宗庙万世计。陛下问臣欲谁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无子，非邀福者。’帝喜曰：‘徐当议之。’”（《宋史·包拯传》）

包拯能够做到爱民。任三司户部副使，他建议免除老百姓苛捐杂税，“秦陇斜谷务造船材木，率课取于民；又七州出赋河桥竹索，恒数十万，拯皆奏罢之”。契丹在边境集结兵马，“命拯往河北调发军食。拯曰：‘漳河沃壤，人不得耕，邢、洺、赵三州民田万五千顷，率用牧马，请悉以赋民。’从之”。权知开封府时，他疏浚惠民河，使京师百姓免受洪水之患，“中官势族筑园榭，侵惠民河，以故河塞不通，适京师大水，拯乃悉毁去。或持地券自言有伪增步数者，皆审验劾奏之”。包拯能够做到清廉，“拯性峭直，恶吏苛刻，务敦厚，虽甚嫉恶，而未尝不推以忠恕也。与人不苟合，不伪辞色悦人，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出知端州时，“端土产砚，前守缘贡，率取数十倍以遗权贵。拯命制者才足贡数，岁满不持一砚归”。他保持生活简朴，“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视清廉为家训，传之子孙，“尝曰：‘后世子孙仕官，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若孙也。’”包拯更能做到公正执法，从而扬名千古。权知开封府时，“旧制，凡讼诉不得径造庭下。拯开正门，使得至前陈曲直，吏不敢欺”。而且，执法有方。知天长县时，“有盗割人牛舌者，主来诉。拯曰：‘第归，杀而鬻之。’寻复有来告私杀牛者，拯曰：‘何为割牛舌而又告之？’盗惊服”。包拯是真正的执法之臣，“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宋史·包拯传》）

塑造清官形象，民间的积极性高于官府，文艺作品的兴趣大于正规史书。原因在于君主专制和权力不受约束的传统社会，容易产生贪官污吏，却不容易产生清官。作为贪官污吏对立面的清官，可谓凤毛麟角，因而老百姓更渴望清官，文艺作品更愿意塑造和歌颂清官。传统社会清官甚少，却是真实的存在，“既不纯粹出自统治阶级欺骗性的虚构，也不完全是人民群众虚幻理想的产物，而是多少被美化的实际政治现象”(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