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异族政权

宋朝的积贫积弱不在于国力，而在于军力。在国力方面，无论经济规模还是人口数量，无论社会发展还是文化昌盛，无论学术还是科技，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无论农业还是工商业，都不输大汉盛唐。在军力方面，宋朝虽有庞大的禁军、厢兵和乡兵，却始终处于防守之势，在与异族的对抗和战斗中，始终落在下风。由于军队无能，军力较弱，宋朝在疆域上从来没有统一过北方，也就没有统一过中国。换言之，宋朝终其一朝，都不是大一统的国家。宋太祖开宝九年，“群臣再奉表请加尊号曰一统太平。上曰：‘燕、晋未复，遽可谓一统太平乎？’不许”（《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北宋期间，北方并立着契丹族建立的辽国和党项族建立的西夏政权。南宋偏安于南方，北方先是存在着女真族建立的金国，后是存在着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宋朝灭亡与汉唐有着根本的差异，汉唐都亡于国内的农民起义和军阀混战，而宋朝却亡于异族政权，北宋为金国所灭，南宋被元朝吞并。值得关注的是，在宋辽夏金近400年的对峙格局中，表面上是中华大地又一次大分裂，实质上是中华文明又一次大一统。无论战与和，各政权孜孜以求的是华夏的正统地位，始终处于同一的政治与文化语境之中。

辽国由契丹族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相传最初有一男子乘白马沿今老哈河下行，一女子乘小车驾青牛沿今西喇木伦河下行，至二水合流的木叶山相遇，遂结为配偶，生八子，为契丹之始。文献则称契丹源于鲜卑族，“盖炎帝之裔曰葛乌菟者，世雄朔陲，后为冒顿可汗所袭，保鲜卑山以居，号鲜卑氏。既而慕容燕破之，析其部曰宇文，曰库莫奚，曰契丹。契丹之名，昉见于此”（《辽史·世表序》）。契丹为游牧民族，发源于东北地区，早期有八个部落，“悉万丹部、何大何部、伏弗郁部、羽陵部、日连部、匹絜部、黎部、吐六于部等，各以其名马文皮入献天府，遂求为常”（《魏书·契丹国》）。辽国享国218年，历9帝；始建于公元907年，916年建年号，国号为契丹，定都于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947年，辽太宗耶律德光率军南下中原，攻占后晋都城汴京，登基称帝，改国号为“大辽”，年号为“大同”；983年更名为“大契丹”。1066年，辽道宗耶律洪基复国号“大辽”；1125年被金朝灭亡。辽国强盛时，疆域东到日本海，西至阿尔泰山，北到额尔古纳河、外兴安岭，南至河北中部白沟河，几乎是北宋面积的两倍。契丹为少数民族，辽国也处于北方地区尤其是东北地区，始终没有定鼎中原，却认同中华文明，念念不忘华夏的正统地位。在祖先上，契丹族认为自己是华夏始祖后裔，“考之宇文周之书，辽本炎帝之后，而耶律俨称辽为轩辕后”（《辽史·世表序》）。辽国君主被金国军队俘虏时，还强调自己的正统地位，“奄有大辽，权持正统”（《辽主耶律延禧降表》）。在官制上，辽国融入华夏文明，“契丹近岁兼用燕人治国，建官一同中夏”（《宋史·贾昌朝传》）；建立北面官与南面官两套平行的政权机构，“至于太宗，兼制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国制简朴，汉制则沿名之风固存也。辽国官制，分北、南院。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矣”（《辽史·百官志》）。在文化上，注重学习儒家文化。辽道宗常听汉人为其讲解《论语》，“至‘夷狄之有君’，疾读不敢讲。则又曰：‘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卒令讲之”（《松漠纪闻》）。

西夏是由党项族李元昊在西北地区建立的王朝，享国189年，历10帝，前期与北宋、辽国同在，后期与金朝并立。党项属羌族一支，“党项羌，在古析支之地，汉西羌之别种也。魏、晋之后，西羌微弱，或臣中国，或窜山野。自周氏灭宕昌、邓至之后，党项始强”（《旧唐书·党项羌传》）。李元昊少有异志，“数谏其父毋臣宋，父辄戒之曰：‘吾久用兵，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锦绮，此宋恩也，不可负。’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当王霸耳，何锦绮为？’”袭封其父李德明的官爵后，废除中原王朝赐予的李、赵姓氏，改用党项姓“嵬名”，还按照唐宋制度建立一整套从上到下的政权机构，“其官分文武班，曰中书，曰枢密，曰三司，曰御史台，曰开封府，曰翊卫司，曰官计司，曰受纳司，曰农田司，曰群牧司，曰飞龙院，曰磨勘司，曰文思院，曰蕃学，曰汉学。自中书令、宰相、枢使、大夫、侍中、太尉已下，皆分命蕃汉人为之”。公元1038年，李元昊正式称帝，国号大夏，定都于今宁夏银川，辖境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包括今宁夏、甘肃大部、陕西北部和内蒙古一部分。次年遣使上表宋朝，要求承认其帝位的合法性，宋仁宗见表大怒，“诏削夺官爵、互市，揭榜于边，募人能擒元昊若斩首献者，即为定难军节度使”（《宋史·夏国上》）。由此开启了宋朝与西夏以及辽国不断交战的过程。西夏在形式上曾多次向宋、辽称臣，实际却保持着独立地位，形成宋、辽、西夏三朝鼎立的局面。西夏尽管独立，却憧憬中原礼制，“夏之境土，方二万余里，其设官之制，多与宋同。朝贺之仪，杂用唐、宋，而乐之器与曲则唐也”（《宋史·夏国下》）。认同儒家文化，李元昊自称“始文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其子李谅祚，“嘉祐六年，上书自言慕中国衣冠，明年当以此迎使者。诏许之”。“表求太宗御制诗章隶书石本，且进马五十匹，求《九经》《唐史》《册府元龟》及宋正至朝贺仪，诏赐《九经》，还所献马。”后人乾顺，“建国学，设弟子员三百，立养贤务”。乾顺之子仁孝，“增至三千，尊孔子为帝，设科取士，又置宫学，自为训导”（《宋史·夏国下》）。

金国由女真族完颜阿骨打建立。女真族“之先，出靺鞨氏”，“唐初，有黑水靺鞨、粟末靺鞨”，粟末靺鞨曾建立渤海国，“黑水役属之”。五代时，契丹耶律阿保机“尽取渤海地，而黑水靺鞨附属于契丹”。女真族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归附契丹后，“其在南者籍契丹，号熟女直；其在北者不在契丹籍，号生女直。生女直地有混同江、长白山，混同江亦号黑龙江，所谓‘白山、黑水’是也”（《金史·世纪》）。生女真逐步发展成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联盟首领为完颜阿骨打。公元1114年，以阿骨打为首的女真贵族誓师起兵，攻打辽国；次年，仿照汉制，阿骨打称帝，为金太祖，国号大金，定都于今黑龙江阿城南。金朝享国119年，历10帝。1125年消灭辽国，金太宗天会三年，“六月庚申，以获辽主，遣李用和等充告庆使如宋”（《金史·太宗纪》）。1127年消灭北宋，靖康二年“夏四月庚申朔，大风吹石折木。金人以帝及皇后、皇太子北归”（《宋史·钦宗纪》），从而形成金朝与南宋对峙的局面。金朝消灭了北宋，又试图消灭南宋，同时没有忘记正统地位。金朝统治者始终以为自己代表中国，在《金史》一书中，“中国”一词共出现14次，除3次指中原地区外，其余均指金朝。金朝的首都也是一再南迁，先在会宁府，次迁至燕京，后迁至汴京，以证明其立国的正统性。金朝统治者还反对用种族来区分中国与四夷，主张按文化区分中国与夷狄，区分贵贱尊卑。海陵王完颜亮“一日与翰林承旨完颜宗秀、左参知政事蔡松年语曰：‘朕每读《鲁论》，至于夷狄虽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朕窃恶之，岂非渠以南北之区分同类之比周而贵彼贱我也。’二子皆唯唯而不对”（《正隆事迹记》）。

辽、夏、金始终是宋朝的心腹之患，宋朝念兹在兹的是如何消灭异族政权，实现天下一统，“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宋朝与西夏有战有和，有时联合，有时防范，西夏难以大规模进攻宋朝，宋朝能够防御西夏。宋朝的主要对手是辽、金，辽、金是宋朝的主要威胁。宋首先是想通过武力平定。公元979年，宋太宗企图借灭北汉的余威，一举收复燕云十六州，“帝既灭汉，欲乘胜取幽、蓟，诸将以师罢饷匮不欲行，崔翰独曰：‘所当乘者，势也；不可失者，时也。取之易。’帝意决。五月庚子，遂发太原”。结果是七月高粱河战役，“帝大败，死者万余人。甲申，帝引师南还。休哥追至涿州，帝急，乘驴车走免，丧资械不可胜计”。986年即雍熙三年，三月，宋太宗再次起兵三路北伐辽朝，当时边将贺怀浦父子“上言：‘契丹主少，母后专政，宠幸用事，请乘其衅以取燕、蓟。’帝信之。于是以曹彬为幽州道行营都部署，崔彦进副之，米信为西北道都部署，杜彦圭副之，出雄州。田重进为定州路都部署，出飞狐。潘美为云、应、朔等州都部署，杨业副之，出雁门”。五月，宋东路军败于涿州西南的岐沟关，辽军乘胜攻入宋境，宋朝蒙受重大损失，辽将“休哥因出兵蹑之，战于岐沟关。彬、信败走，无复行伍，夜渡拒马河，休哥引精兵追及，溺者不可胜计。彬、信南趋易州，方濒沙河而爨，闻休哥引兵复至，惊溃，死者过半，沙河为之不流，弃戈甲如邱山，知幽州行府事刘保勋死之”（《宋史纪事本末》卷一三）。宋太宗两次伐辽失败，使得北宋只能对辽采取守势，放弃夺回燕云十六州的计划。

宋朝不能依靠自己的武力解决问题，就想借助他人平定外犯，不料却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红楼梦》第五回）。先是联金灭辽。北宋末年，女真族崛起建国，攻打辽国，连战连捷。与辽弥兵修好一百余年的北宋统治集团，希冀借助金国的力量，夺回燕云十六州。公元1118年即重和元年，二月“庚午，遣武义大夫马政由海道使女真，约夹攻辽”（《宋史·徽宗纪三》）。1120年，双方经过艰苦谈判，签订海上之盟，商定金取辽中京大定府，宋取辽南京析津府，辽亡后，宋将原给辽之岁币转纳于金朝，而金则将燕云十六州归于宋朝。宋徽宗御笔云：“据燕京并所管州城，元是汉地，若许复旧，将自来与契丹银绢转交，可往计议。”（《三朝北盟会编》卷四）海上之盟签订后，宋金果然合力灭了辽国，却是宋军连战连败、金军越战越勇的结果。金太祖瞧不起宋军，“我闻中国大将独仗刘延庆将十五万众，一旦不战自溃，中国何足道。我自入燕山，今为我有，中国安得之”（《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四六）。战场上的不利，使得北宋失去了落实海上之盟的主动权，在付出更多的岁币绢帛后，只得到了燕云十六州的几座空城。更重要的是，辽国被灭后，失去了屏障，金朝与北宋直接接壤。1126年，北宋被强大的金兵攻克首都汴京及中原地区，酿成靖康之耻。立国167年的北宋宣告灭亡。

后是联蒙灭金。宋朝统治者不长记性，竟然可以犯同样的错误，那就是联蒙灭金。南宋联蒙灭金的决策不是轻易做出的，其间有过不少清醒的认识。公元1196年即宋宁宗庆元二年，早在蒙古诸部开始统一的时候，就有人认为：“万一鞑靼得志，直犯中原，或虏酋逃遁，逼近边界，或恐中原有豪杰。”次年，卫泾出使金朝归来，进一步表达担忧，“一弱虏灭，一强敌生，犹未足以为喜也”（《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五〇）。是否联蒙灭金，宋宁宗、理宗期间，一直存在不同看法，淮西转运使乔行简上书丞相曰：“强鞑渐兴，其势已足以亡金。金，昔吾之仇也，今吾之蔽也。古人唇亡齿寒之辙可覆，宜姑与币，使得拒鞑。”起居舍人真德秀曾主张联蒙灭金：“今当乘敌之将亡，亟图自立之策，不可乘敌之未亡，姑为自安之计也。夫用忠贤、修政事，屈群策，收众心者，自立之本；训兵戎，择将帅，缮城池，饬戍守者，自立之具。”后来，真德秀否定自己的看法，“臣观蒙古之在今日，无异昔日女真方兴之时，一旦与我为邻，亦必祖述女真已行之故智”（《续资治通鉴》卷一六〇）。然而，尽管南宋对联蒙灭金一直犹豫不决，与蒙古的联合也是一波三折，最后还是走上了联蒙灭金的道路。1233年，宋蒙双方达成协议，灭金后将河南归还南宋，“冬十月，江海领襄军从大元兵合围金主于蔡州”。次年正月，宋蒙联军分别由南门和西门攻入蔡州城，“戊申，金主完颜守绪传位于宗室承麟。己酉城破，守绪自经死，承麟为乱兵所杀”（《宋史·理宗纪一》）。金国灭亡，对南宋而言，只不过是送走一只暮年的狼，却迎来一只壮年的虎。联蒙灭金后，南宋苟延残喘了46年，被元朝灭亡。

宋朝不能凭武力消灭异族政权，只能通过议和与之共存。由于国防和军队力量薄弱，宋朝在议和过程中始终处于下风，面临被欺侮的窘境。即使最为称道的澶渊之盟，北宋只和辽国争得兄弟关系，而不是君臣关系，遑论其他和议。南宋与金国只能是南宋称臣于金国。公元1004年即宋真宗景德元年，辽朝萧太后和辽圣宗，亲率大军南下深入宋境，“八月庚辰朔，诏皇太妃领西北路乌古等部兵及永兴宫分军，抚定西边；以萧挞凛督其军事。乙酉，宋遣使求和，不许”。九月“辛酉，宋复遣使求和，不许”（《辽史·圣宗纪四》）。萧挞览攻破遂城，生俘宋将王先知，力攻定州，俘宋云州观察使王继忠，“挞览与契丹主及其母并众攻定州，宋兵拒于唐河，击其游骑。契丹驻阳城淀，因王继忠致书于莫州石普以讲和”（《宋史·真宗纪二》）。辽军的攻势使得宋廷朝野震动，欲迁都南逃，“既而契丹围瀛州，直犯贝、魏，中外震骇。参知政事王钦若，江南人也，请幸金陵；陈尧叟，蜀人也，请幸成都”，而宰相寇准坚决反对，“曰：‘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诛也。今陛下神武，将臣协和，若大驾亲征，贼自当遁去。不然，出奇以挠其谋，坚守以老其师，劳佚之势，我得胜算矣。奈何弃庙社欲幸楚、蜀远地，所在人心崩溃，贼乘势深入，天下可复保邪？’遂请帝幸澶州”。宋真宗被迫北上澶州亲征，使得士气受到激励，“帝遂渡河，御北城门楼，远近望见御盖，踊跃欢呼，声闻数十里。契丹相视惊愕，不能成列”。宋军射死辽军首领萧挞览，取得显著战果，“相持十余日，其统军挞览出督战。时威虎军头张瑰守床子弩，弩撼机发，矢中挞览额”。辽军不得已请和，“帝厌兵，欲羁縻不绝而已”（《宋史·寇准传》）。次年一月，双方签订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确定宋辽约为兄弟之国；每年送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宋辽以白沟河为边界。澶渊之盟并没有确立宋朝的正统地位和大国威望，却结束了宋辽长达25年的战争，带来了百年和平，因而有着积极意义。

宋朝往矣，后人则扼腕叹息，为什么隆宋文韵不能再现大汉雄风和盛唐气象？宋朝留下了深刻而幽远的沉思。国家的真正实力不仅在于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先进，也在于国防和军事力量的强大。没有强大的国防和军事力量，就不可能有国家的强盛。国家的真正实力不能依靠于外力的相助，只能自力更生。只有在自力更生基础上产生的实力，才有可能借助外力而不被外力借助，否则，就是自毁根基，甚至是亡国灭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