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共治天下

共治天下，是指宋朝以官僚政治为基础，君主与士大夫共同管理国家，而不是东晋王朝以门阀政治为基础的“王与马，共天下”。“时元帝为琅邪王，与导素相亲善。导知天下已乱，遂倾心推奉，潜有兴复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执。”（《晋书·王导传》）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语出宋神宗时枢密使文彦博。熙宁四年二月戊子，宋神宗在资政殿召对二府大臣议事，讨论是否需要修订有关法规条例，“彦博又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上曰：‘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一）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宋朝政治的重要特征，也是儒家梦寐以求的政治理想。

君主就是皇帝，而士大夫则是一个多义词，有时指读书人，有时指士族，有时指将士，主要是指居官有职位的读书人，“国有六职……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周礼·冬官》）。郑玄注“王公”为“天子诸侯”，注“士大夫”为“亲受其职，居其官也”。士大夫与士的概念密切相关。在传统社会，士是一个社会阶层，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管子·小匡》）。士处于社会结构的中层，上有贵族大夫，下有庶民百姓，实际发挥着沟通社会上层与基层的桥梁纽带作用。与手工业者、农民、商人相比，士是读书人，掌握文化知识和一技之能，“士朝受业，昼而讲贯，夕而习复，夜而计过无憾，而后即安”（《国语·鲁语下》）。由于士具有文化知识，有可能进入统治者范畴，执掌公共权力，“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荀子·王制》）。加之儒家文化鼓励读书人为官从政，“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读书做官就成了士的人生志愿和价值取向，为官从政的读书人多了，就在政治集团形成了士大夫群体。士不一定能成为士大夫，而士大夫则必然源于士的阶层；读书人不一定能成为官员，而官员则必须是读书人。儒家之所以梦想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因为君主有皇位，士大夫有文化知识和道德人品，两者是平等的，不是主奴关系，“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孟子·公孙丑下》）。更因为士大夫的品德高于君主的皇位，两者是师生关系，而不是朋友关系，“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孟子·万章下》）

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并非宋朝首创，最早还是汉高祖刘邦提出的，“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矣。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汉书·高帝纪》）。无论打天下，还是治天下，君主都不可能单打独斗，必须依靠团队和集体的力量。刘邦得天下后，必然声称与贤士智能共治天下，目的是巩固和稳定汉朝政权。而贤士智能主要源于士或读书人，无论察举征辟制还是九品中正制，概不例外。凡是有为君主，都会强调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有为君主的共识。魏武帝曹操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连续三次下令求贤，第一次就明确指出：“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汉宣帝则从管理百姓的高度，主张与郡守县令共治天下，“昔汉宣有云：‘与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是以临下有方者就加玺赠，法苛政乱者恤刑不赦，事简于上，人悦于下”（《晋书·刘波传》）。比较而言，宋朝之前的共治是有局限性的，在范围上，主要是地方官参与共治。北魏孝文帝在太和元年诏书说：“今牧民者，与朕共治天下也。宜简以徭役，先之劝奖，相其水陆，务尽地利。使农夫外布，桑妇内勤。”（《魏书·高祖纪上》）在对象上，是治民而不是治国。对于国家大事，尤其皇室内部事务，则容不得臣僚们有半点染指。苏绰认为：“前世帝王每称共治天下者，唯良宰守耳，明知百僚卿尹，虽各有司，然其治民之本，莫若宰守之最重也。”（《周书·苏绰传》）无论深度还是广度，宋朝的共治都远胜于其他王朝，北宋史家刘敞不无自豪地评论，“所以明谦让之义，恭听卑之操，使非常之业与士大夫共有也，此乃三王所不及，五帝所难行”（《谕客》）。某种意义上说，在传统社会，只有宋朝基本做到了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当然，无论宋朝还是其他王朝，共治都是维护君权的共治，这是传统文化与体制的宿命，无法避免和超越。

宋朝能够共治天下，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于重文抑武的国策。宋朝开国君臣鉴于唐朝教训和五代十国动乱，把防范武将和藩镇坐大作为治国的基本方略，明确选拔官员必须是有文化有知识之人。乾德四年五月，“上遣右拾遗孙逢吉至成都收伪蜀图书法物。乙亥，逢吉还。所上法物皆不中度”。其中有的法物只有学士陶谷、窦仪才能辨认，宋太祖“叹曰：‘宰相须用读书人。’由是益重儒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不仅朝廷官员要用读书人，而且地方官员也要选用读书人，“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二是在于宽松的政治环境。据传宋太祖留下三条遗训，且刻在石碑上，每一位新登基者都要在不识字的小太监引路前往拜读，其中一条就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遗训是否存在，可待考证，而从宋朝政治崇尚宽厚分析，不杀士大夫却是事实。苏东坡“乌台诗案”事发，将被判刑，王安石则以不杀士大夫为由劝诫宋神宗。即使在蔡京、秦桧、韩侂胄、史弥远等权臣或奸臣当道期间，他们气焰嚣张，十分霸道，却没有士大夫因反对他们而遭到直接杀害的。同时，宋朝鼓励士大夫议论时政，宋真宗即位两个月，就“诏御史台告谕内外文武群臣，自今人君有过，时政或亏，军事臧否，民间利害，并许直言极谏，抗疏以闻”（《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一）。

三是在于科举制的不断完善。科举制始于隋唐，却完善于宋朝，真正实现按才能和考试成绩选人用人。唐朝通行一种“行卷”或“温卷”的不成文规定，即举子在应试之前，可向主考官投献自己的诗赋文章，以求得到赞扬，留下好印象，进而在录取时给予关照；宋朝则予以否定，还否定公荐，以防科举中的徇私舞弊，“诏礼部贡举人，自今朝臣不得更发公荐，违者重置其罪。故事：每岁知举官将赴贡院，台阁近臣得保荐抱文艺者，号曰‘公荐’，然去取不能无所私，至是禁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宋朝不允许进士与主考官结成座主与门生关系，以防由科举而结成朋党，“诏及第举人不得呼知举官为恩门、师门及自称门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宋朝科举制度的完善，使得官僚政治彻底取代了门阀政治；不讲门第，只问成绩，保证了科举和选人任官的公平公正。四是在于有体制保障。宋朝的皇权确实得到了扩大和拓展，对应的就是相权受到约束。约束相权并不是废弃相权，君主诏敕必须要宰相副署，没有宰相副署，就没有君主政令，“凡制敕所出，必自宰相”（《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宋朝君权与相权的分工是，君主执掌立法权和最后裁决权，宰相负责行政权和执行诏敕权，互相配合，实现共治，“臣历考往古治乱之原，权归人主，政出中书，天下未有不治。权不归人主，则廉级一夷，纲常且不立，奚政之问！政不出中书，则腹心无寄，必转而他属，奚权之揽！此八政驭群臣，所以独归之王，而诏之者必天官冢宰也”（《宋史·洪咨夔传》）。此外，宋朝实行台谏制度，谏诤对象主要是宰相。台谏官职级不高，但允许“风闻言事”，权力甚大，“台谏官本九品青衫，一经亲擢，即权重宰相”（《古今纪要逸编》）。由于皇权、相权及监察权互相制约，重点是制约相权，士大夫只能在维护君权的基础上参与政治，君主尽可放心让士大夫参与政治。

宋朝的共治天下一是表现在士大夫浓厚的家国情怀。他们视公事如家事，官物如己物，有一种主人翁的意识，不再认为治国安邦只是君主或皇族之事，不再认为自己与君主是主奴关系。北宋大臣张方平认为：“夫国之所谓大臣者，莫尊乎宰相，君为元首，宰相乃其股肱，动静休戚，义犹一体。”（《上疏一道》）他们以明哲保身为耻，视敢于担当国事为荣。宋真宗朝名相王旦清廉正直，“性冲澹寡欲，奉身至薄，所居陋甚，将死不为宗亲求官”。由于没有进谏真宗所制造的“天书”骗局，“祥符以来，每有大礼，辄奉天书以行”，被同僚比作五代的冯道，“旦得君言听谏从，安于势位而不能以正自终，或比之冯道云”。王旦自己也后悔不已，至其晚年，悒悒不乐。临终前，“遗令削发披缁，盖悔其前之为也”（《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八）。他们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慷慨奔赴国难。公元1275年，元军大举进犯江南，文天祥接到朝廷诏书，毫不犹豫地毁家纾难，准备勤王。行前，“其友止之，曰：‘今大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内地，君以乌合万余赴之，是何异驱群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国家养育臣庶三百余年，一旦有急，征天下兵，无一人一骑入关者，吾深恨于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义士将有闻风而起者。义胜者谋立，人众者功济，如此则社稷犹可保也。’”（《宋史·文天祥传》）无论何时何地，都不顾个人荣辱安危，苟利于民、补于国者，无不言之为之。范仲淹四居庙堂，五贬州郡，仍然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岳阳楼记》）正是家国情怀，使士大夫自觉自愿地与君主共治天下。

二是表现在士大夫敢于讲话，尤其是讲真话。相比大汉盛唐，宋朝君主的文治武功肯定是稍逊风骚，而宽厚和雅量却是超越历代君主。能否让士大夫自由地讲话，发表真实看法，是衡量共治的真正标准。不让士大夫讲话，就不可能实现共治。宋朝君主鼓励和容忍士大夫讲话，而且是言者无罪。士大夫敢于讲真话的标志，是敢于批评君主，或在君主面前说出不同看法。宋仁宗天圣七年十一月，范仲淹还是一名低级的馆阁之臣，针对刘皇太后在冬受朝和天子率百官上寿一事，不顾个人安危上疏批评，“天子有事亲之道，无为臣之礼；有南面之位，无北面之仪。若奉亲于内，行家人礼可也；今顾与百官同列，亏君体，损主威，不可为后世法”。当时，刘太后听政，权倾显赫不可一世，范仲淹敢于奉“请太后还政”。时任资政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的晏殊，对范仲淹有推荐之功，“闻之大惧，召仲淹，诘以狂率邀名且将累荐者。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缪辱公举，每惧不称，为知己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获罪门下。’殊不能答”（《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〇）。北宋的士大夫敢于讲真话，南宋的士大夫也是如此。宋理宗时期，擅权达25年之久、历经宁理两朝的权臣史弥远病死，理宗得以亲政，希望有所更张，“诏求直言”（《宋史·理宗纪一》）。太常少卿徐侨应召，理宗见其衣帽褴褛敝，动情地说：“卿可谓清贫。”徐侨问答：“臣不贫，陛下乃贫耳。”理宗反问：“朕何为贫？”徐侨直言不讳地说出南宋朝政积弊及危急局面，“陛下国本未建，疆宇日蹙；权幸用事，将帅非材；旱蝗相仍，盗贼并起；经用无艺，帑藏空虚；民困于横敛，军怨于掊克；群臣养交而天子孤立，国势阽危而陛下不悟：臣不贫，陛下乃贫耳”。徐侨甚至批评理宗不理国事，耽于享乐，指出国家已是病入膏肓，即使扁鹊也难以救治，“今女谒、闱宦相为囊橐，诞为二竖，以处国膏肓，而执政大臣又无和、缓之术，陛下此之不虑而耽乐是从，世有扁鹊，将望而却走矣”。难能可贵的是，理宗不以为忤，“为之感动改容，咨嗟太息”（《宋史·徐侨传》）。

三是表现在士大夫深入到皇室内部事务参政议政。他们促成宋真宗正常登基。宋太宗晚年立赵恒为太子，遭到皇后和一些大臣的反对，欲立赵元祐为太子。宰相吕端秉承太宗意旨，确保皇位的正常传承。太宗病死，吕端“入宫。后谓曰：‘宫车宴驾，立嗣以长，顺也，今将奈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政为今日，岂容更有异议！’后默然”。赵恒既立，垂帘引见群臣，吕端不放心，恐其有诈，“上既即位，端平立殿下不拜，请卷帘，升殿审视，然后降阶，率群臣拜呼万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一）。他们保护宋英宗不被废黜。宋仁宗病故，宋英宗即位。由于英宗病弱，曹太后想垂帘听政，谋求废立，以致英宗与曹太后频生矛盾。富弼、韩琦、文彦博、司马光、欧阳修等大臣坚定站在英宗一边，纷纷上书太后，进行调停，以防废黜。韩琦“因出危言感动太后曰：‘臣等只在外见得官家，内中保护，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安稳。’太后惊曰：‘相公是何言！自家更切用心。’琦曰：‘太后照管，则众人自然照管矣。’”韩琦的危言使得同僚感到害怕，“同列为缩颈流汗。或谓琦曰：‘不太过否？’琦曰：‘不如此不得。’”（《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八）士大夫不仅参与皇帝的拥立，而且还干预嫔妃的丧事。宋仁宗生母不是刘皇后，而是李宸妃。李氏生前，仁宗并不知道，李氏病死，刘太后欲以宫人礼治丧于外。宰相吕夷简奏礼宜从厚，太后很不高兴，“召夷简问曰：‘一宫人死，相公云云，何欤？’夷简曰：‘臣待罪宰相，事无内外，无不当预。’太后怒曰：‘相公欲离间吾母子耶！’夷简从容对曰：‘陛下不以刘氏为念，臣不敢言；尚念刘氏，则丧礼宜从厚。’太后悟”。由于李氏丧事处理得当，后来仁宗知道事实真相，也没有对刘太后产生怨恨，而是“遇刘氏加厚”（《宋史·李宸妃传》），从而防止了统治集团内部可能产生的纷争，稳定了政局。士大夫能够参与皇室内部事务，表明宋朝君主对士大夫的信任，更是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典型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