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的东西命运

谈论货币，不可不谈金银。作为一名革命理论家，马克思对于货币理论也分外热情，他的名言之一就是“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这句话已经为金银的自然属性适于担任货币的属性而得到证明。由金融史可知，人们过去习惯将贵金属铸造成硬币在交易中使用，因此今天的货币名称往往也来自当年的遗迹，也就是这些货币含有多少贵金属的重量，便士、磅、马克甚至中国的银两都曾是度量衡单位。

至于白银，它是如此重要，甚至在宗教与历史中屡屡出现。“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这句名言众所周知，而出处也与银币有关。根据《圣经·新约》记载，耶稣传道之际，法利赛人想引诱耶稣说错话进而陷害他，就问耶稣：“我们纳税给恺撒可以不可以？”这里的恺撒不是那位恺撒大帝，而是罗马皇帝的代称，耶稣看出他们居心不良，就让他们拿出上税的银钱来看，等对方拿出一个denarius （罗马银币，大概是一个工人一天的工资，常作为与税收相关的指代），上面有恺撒的像。耶稣机智地指着上面的人像问这是谁，对方说是恺撒，耶稣即回答：“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耶稣结合了现实情景，如此妙答让对方哑口无言。

在这个故事中，恺撒所指即代表银币，也代表银币上头像背后的世俗政权，可见银币与王权很早就被联系在一起，难怪英国国家博物馆的管理员曾经如此解释，“白银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物质，象征着王权、财富和权力”(9)，直到今天仍有学者断言“这个全球市场的轮子是用白银的世界性流动来润滑的”。(10)中国古人也曾说，“银，白金也”。黄金白银在古代文献中也每每连用，《尔雅·释器》云：“黄金谓之，其美者谓之镠。白金谓之银，其美者谓之镣。”银字的形态也可看出端倪，银由金、艮构成，艮意为“边界”，银的本意据说就是“价值仅次于黄金的金属”。

从历史来看，白银在西方的使用其实很早就开始，甚至起到过关键的历史作用。众所周知的叛徒犹大，在公元前就为了30个银币而出卖了耶稣。这自然引发人们的愤慨，姑且不论背叛的行为以及犹大被诅咒了2 000年，大家愤愤不平的原因之一在于背叛的价格不高，银币毕竟不如金币，30个银币到底价值几何？由于具体是何种银币大家说法不一，价值也因此难以确定，有人说是上文提到的denarius，也有人说是另一种银币——shekel（舍客勒）。后世记载说，犹大用这笔钱买了一块田，但仆倒而死，那块田因而称作“血田”。

罗马帝国晚期，各地蛮族崛起，法兰克人属于日耳曼人一支，也是最成气候的一支，其领袖查理大帝（Charlemagne ，也作查理曼）在8世纪恢复了西罗马帝国，一举扩张了法兰克王国，独力统一了西欧。查理大帝死后，其帝国分为德国、法国、意大利，迄今他仍有“欧洲之父”之称，一说法国扑克上的红桃K就是他。在货币史上，查理大帝的地位同样不容小觑，他在781年对其帝国货币进行改革，而这些新货币都是白银铸造的，因为其帝国拥有的贵金属主要是白银。正是源自他的规定，一磅白银为240德尼厄尔（denier），每个德尼厄尔含银2克左右，一磅白银也等于昔日金币20苏（sou），因此黄金和白银的比价核定为12倍。随后上千年中西方金银币比价虽然有所起落，但基本围绕这一刻度波动。

大英帝国的伊丽莎白一世时代，莎士比亚写成《威尼斯商人》，那时贸易与商业已然热络，银币的作用变得更加重要。后人考证《威尼斯商人》成书于1596年至1597年间，对应中国的万历二十四年与万历二十五年之间，这部戏剧不仅关于友谊与爱情，也关于货币与资本主义的秘密，对于金银关系的描述极多。

犹太高利贷商人夏洛克对“我的银子”“银钱”念兹在兹，他将金子银子比作“像母羊生小羊一样地快快生利息”，主角鲍西娅的父亲就安排求婚者在金、银、铅三匣之中选择，选对便可以跟她匹配成亲，而实际上价值低微的铅盒子才是正确的选择。有人选了金匣子，理由就是金子价格高昂：“那么她会藏在那价值只及纯金十分之一的银匣子里面吗？啊，罪恶的思想！这样一颗珍贵的珠宝，绝不会装在比金子低贱的匣子里。英国有一种金子铸成的钱币，表面上刻着天使的形象；这儿的天使，拿金子做床，却躲在黑暗里。”

而鲍西娅的心上人则选择铅盒子，指斥黄金白银尤其是白银被使用过：“你炫目的黄金，米达斯王的坚硬的食物，我不要你；你惨白的银子，在人们手里来来去去的下贱的奴才，我也不要你。”

抛开对莎翁戏剧典型的文艺分析，从金融历史的角度可见，黄金与白银的比价当时并没有后世那么高，而明显在当时的西方白银的使用频率高于黄金。无论东西方，由于价值相对低廉，白银在大部分时间的使用比黄金来得广泛。

白银大概发现于5 000多年前，历史比黄金短，而其命运往往与黄金纠缠不休。在西方，二者的价值并非一成不变，白银也曾一度贵过黄金。马克思曾经写道：“银的开采却以矿山劳动和一般比较高度的技术发展为前提。因此，虽然银不那么绝对稀少，但是它最初的价值却相对地大于金的价值。”随后冶炼技术进步以及美洲银矿的发现，使得新世纪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欧洲与亚洲，也导致东西世界的秩序倾覆。值得反复强调的是，即使在号称古典金本位的17世纪之后200年中，白银也并没有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与日常交易。在西方黄金对于白银的优势其实是缓慢地、逐步地确立的，最终在19世纪尾声得到确认。由此可见，同为贵金属，黄金白银的货币化进程直到18世纪才开始逐渐分道扬镳。

在中国，最开始白银使用得并不多。秦始皇统一币制之际，将全国货币规定为三等，白银并不在货币之列，“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三等，黄金以镒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11)即使到了司马迁所在的汉代也如此，白银在汉代多数是储藏之用，例外也就只是汉武帝与王莽时期，不过汉武帝的“白金”是以白银为主要成分的银锡混合物，而王莽的所谓白银则是实在的白银。

王莽改制中，币制是重要的一块，又关系民生，因而影响很大。王莽四改币制，所造“大泉五十”的重量是西汉五铢钱的2.5倍，价值却规定为后者的50倍，以此应对财政危机，其对民间私铸钱币十分严厉，甚至禁止民间持有铜、炭以防止私铸，但即使定罪“私铸钱币者死”也不能完全禁止民间私铸。钱穆认为，复杂而紊乱的币制使百姓愦乱，货币不能流通，为王莽最大之秕政。“因犯法者多，由郡国备槛车铁锁，送至长安钟官（主铸钱者）处，愁苦而死者达十分之六七，可知王莽币制之扰民。”(12)可见法律需要有人情基础，打击私铸如此不得人心，实施效果不佳，扰民无数，“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王莽改制的失败，导致了实物货币的流行，《后汉书·光武帝纪下》记载：“王莽乱后，货币杂用布、帛、金、粟。是岁，始行五铢钱。”这里的“金”通常被认为金银并行，金银从此作为流通物算得上王莽币制改革遗产之一。(13)

魏晋以后，源自佛教文化等外来文化的影响，黄金白银开始受到欢迎；除了铸造佛像及佛寺饰物等宗教用途外，黄金也作为赏赐、饰品，当然也作为铸造货币之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阶段黄金的普及使用，导致了黄金的不足，白银也作为补充使用，从此用银逐渐增加。(14)金银的普及，外来影响不可忽视，一是佛教建筑中用金，二是国际贸易，“由于丝绸之路上的一些国家如大月氏、安息、大秦、南天竺、扶南等国均重视使用金银，同中国的交、广地区全用金银交易”。(15)

唐代，金银更多为上层使用，多带有商品性质，两宋之后，黄金主要作为储藏与大宗支付手段，而白银则进入民间，与钱并行使用，金元之后更是如此。白银在中国的作用日渐重大，最终将中国塑造成最大的白银王国。

如前所言，这是一个演进的过程。白银后来成为中国的价值尺度，其实更多源自元代蒙古人的统治。学者彭信威考证这可能源于蒙古人受到邻近民族的影响，比如花剌子模。尽管如此，蒙古人统治初期，还是以纸币为主——也就是所谓的钞，同时禁止金银流通，却最终难以杜绝民间使用。明朝建立之后，钞退出历史，最终确立了中国的银本位制度。

西方世界过去的国际结算基础是金币、银币和铜币的混合使用，对应几乎同时代的中国明清，则是“大数用银，小数用钱”，二者其实不无类似之处。学界的普遍共识在于，作为国际金融体系重大产物之一的国际货币制度，出现于19世纪后半叶尤其是70年代之后，从此黄金才作为国际货币基础而存在，而这又几乎同时对应着中国清末的币制改革、白银本位的确立。中西在此明确走向了黄金本位与白银本位的不同方向。

明清时白银的广泛使用，被很多学者认为是中国与世界市场关联的“焦点”(16)，白银甚至成为一种象征，象征现代世界对于古老帝国的“溶蚀”或者“入侵”。白银在西方式微的同时，它在东方的作用则得到加强。为何白银在东西方走向不同道路？这是否又决定了两个世界不同的走势？无论如何，白银是一个隐秘的脉络，顺着这一线索，或许可以听到一些历史深处的回响与余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