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帝国:一部新的中国货币史(修订版)
上QQ阅读APP看书,第一时间看更新

货币起源

受恋爱愚弄的人,甚至还没有因钻研货币本质而受愚弄的人多。(1)

——英国议员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1809—1898)

货币到底是什么?

这个问题令人着迷不已,经济学大师加尔布雷斯曾经调侃说,所有对于这一问题的答案都“矛盾百出”。货币不仅和富人有关,也关系着穷人,不仅操纵个人命运,也主宰着国家前途。货币是人造的神迹,也是世界的隐形血脉,金融的实质在于货币的流转,文明传承甚至也依赖于与之共舞。人类学越来越多地揭示,最早的经济都与宗教有关,市场经济很可能孕育于宗教主导下的计划经济之中,“最早的市场是宗教的市场,最早的银行是寺庙,最早发行货币的是祭司和祭司王(priest-king)”。(2)人类对于货币的偏爱,其实有一种原始的驱动以及集体无意识,其中尤其是以黄金、白银等贵金属为最。这种偏好到了现代社会,即使隐蔽,仍旧存在,比如表现为对于金本位或实物货币的非理性狂热。

“光从东方来”指的不仅是宗教,更是文明,货币也是如此。在人类刚刚学习写字的时候,两河文明最早创造者苏美尔人就用白银作为记账货币,花粉、香料、麦子也作为货币出现。中国古人很早认识到货币作为国计民生的重要意义,《汉书·食货志》云:“《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穀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而“富民之本,在于食货”“厥初生民,食货惟先”等说法在历朝历代文献之中也屡见不鲜。

经过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经济发展与金融深化,金钱的野心与驱动成为中国故事的重要环节,中国民间对于经济知识的空白与饥渴,也投射到对于货币的集体关注之上,各类著作近年不少,品质良莠不齐。其中一部名为《货币》的纪录片,可谓国人创作的佳品,其开篇曾经如是不失文艺地陈述,“她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泥板,她是黄河远古文明用于交易的贝壳,她是小亚细亚吕底亚王国的黄金,她是意大利佛罗伦萨古老银行家族的徽章。她是欲望的载体,她是交换的工具,她是我们最熟悉的,却也是最陌生的——她,就是货币”。

太平洋上的加罗林群岛中有一个人口为5 000—6 000人的雅浦岛(Yap)。岛上没有金属,唯一的资源就是石头,在消费中他们支付石轮——一种当地人叫作费(fei )的媒介,其材料是来自离雅浦岛400里之外的另外一个岛上的石灰石。岛上的交易结束之后往往不移动笨重的费,而让它留在原处,甚至也很少做标记。岛上某家人曾经试图运回一个壮观的、比例和质量都非凡的费,但是却在靠岸之时沉入海底。尽管如此,当地人还是觉得他们拥有那块费,所以这家人还是被认为是岛上最富有的人家。

1899年,德国人买下雅浦岛,美国探险家威廉·亨利·福内斯三世(William Henry Fumess III)随后访问了这个神奇的岛屿,待了两个月后呈现了一份详尽的记录。

这个案例研究在1910年发表,本来默默无闻,最早注意这个案例的是日后赫赫有名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915年他在英国财政部任职时,就挖掘并注意到了这个案例。他感叹雅浦岛居民的逻辑与智慧,认为现在人偏好储存黄金的做法应该从中汲取经验。(3)

不过,雅浦岛案例更为著名的引用来自货币主义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他试图借此说明什么是货币。(4)大部分现代世界的人或许会认为雅浦岛居民无厘头、愚蠢落后,然而弗里德曼却认为如果文明代表跋山涉水去挖掘发现贵金属,经过长途运输,然后再费尽心思放入地库,很难说哪种文明更理性。

经济观点大相径庭的凯恩斯与弗里德曼相隔了几十年,各自在自己的著作中对于雅浦岛居民的货币概念进行了致敬,这是一种历史的巧合,更在于雅浦岛案例的特别之处,其揭示了货币的本质在于信用。18世纪苏格兰哲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大卫·休谟曾言,金银因人类而赋予其想象的价值,更大范围地说,货币价值基于心理评估,货币的本质就是大家基于信用普遍接受的交易媒介。

在古代社会中类似的安排并不少见。公元前3 000年美索不达米亚就用陶制品来记录各类合约,一种叫“Bullae”的陶制品在考古中大量出现,类似拳头大小,空心部分的标志表示不同的数目和物品,涉及各类贷款合约与记账。不少研究认为这具体代表从棉布、蜂蜜、绵羊到工作日的各类物品与服务,有迹象表明这一贷款合约可以由债权人转让给别人。这不仅揭示人类在5 000年前就开始了金融安排,更揭示了货币价值正是基于共同体的信用认同。共同体有大有小,某一社会的货币体系基础很可能在另一种社会中看来无不虚妄。甲之重宝,很可能就是乙眼中的“阿堵物”,甚至废物,而人们彼此都愿意为相信的一切埋单付款。

了解货币的本质是信用之后,那么关于货币起源的说法也应该对经典说法有所修订。

史学大师钱穆谈中国古代经济的时候,曾经专门辟出一节谈货币,强调货币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性,“城乡如何联络,农商如何交流是一大问题,其中货币起了重要作用。中国早期的货币是黄金与钱币,至清代一直盛行”。(5)其实黄金在市面流通并不多见,按照经济学家千家驹的看法,现在统称的货币在古代其实是两种东西,《周礼》提到过九贡,其中的货贡指珠贝,币贡指皮帛,而这些物件在不同时期都曾作为货币流行过。(6)从货的古老写法来看,应该是“貨”,是化和贝的组合,而贝在许多文明中都曾被认为是早期货币的始祖,这一造字还是比较形象的。《说文解字》也说:“货者,化也。变化反易之物。”

无论是中国古人的造字,还是后人的演绎,或多或少都暗示了一个普遍的认知,那就是货币起源于交换,这与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见解不无类似,他似乎认为货币是以物易物的一种简化,尤其是金、银等贵金属,“假如他用以交易的物品,不是牲畜,而是金属,他的问题就容易解决了,他可只按照他目前的需要,分割相当分量的金属,来购买价值相当的物品”。

在金属之中,又以什么区分呢?亚当·斯密进一步阐释金属与经济水平的关系,“各国为此目的而使用的金属,并不相同。古斯巴达人用铁,古罗马人用铜,而一切富裕商业国的国民却使用金银。最初用作交换媒介的金属,似乎都是粗条,未加何种印记或铸造”。斯密的论述中还援引古代历史学家蒂米阿斯的观点,“直到瑟维阿斯·图利阿斯时代为止,罗马人还没有铸造的货币,他们购买需要的物品都使用没有刻印的铜条。换言之,这些粗条就是当时当作货币使用的东西”。

即使聪明如亚当·斯密,其论断也未必全都准确,毕竟古希腊罗马人很早就开始使用金银铸币。更值得注意的是,斯密开启了经济学家的一个传统,那就是认定货币起源于以物易物,不少经济学家都言之凿凿,断言交易行为发生之后,必然产生货币。这一观点看似正统,却也引发一些争议,问题在于,人类的交易行为如何起源?是否一开始就是以物易物的方式呢?

中国关于交换的记载很早,神农氏时期即有记载,《周易》云:“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但是这是一种交换,还是一种馈赠呢?货币在其中起多少作用?经济学著作对货币的功能往往有三种定义,分别为交易媒介、价值尺度和价值储藏手段。不过从历史来看,不少人类学证据揭示货币是一种近乎礼物的馈赠。剑桥大学人类学家卡罗琳·汉弗莱(Caroline Humphrey)的结论就是,“从来没有人描述过纯粹的以物易物经济的例子,更不用说货币从中诞生的过程;所有可得的人种学的研究都表明,从来没有存在过这样的经济模式”。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认同上述结论,他试图重新定义货币以及债务的本质,认为经济学关于交换源于自利的论点是幻想故事。(7)

种种关于货币的讨论,谁对谁错可能难以断言,这正是人类知识与智力探索的边界,难怪大家感叹恋爱受愚弄的人还没有因钻研货币受愚弄的人多。正如18世纪苏格兰哲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大卫·休谟(他在《国富论》出版的1776年去世,亚当·斯密可谓深受其影响)在《论商业》中所言,在政治、贸易、经济以及任何人生大计等方面制订计划方案不可能那么尽善尽美,但是否有启发则构成分析的差异,“庸才与天才的分水岭,主要就在于他们研究问题时所依据的这些原理究竟是肤浅的,还是深刻的”。货币的问题更是如此,一个人的理解其实有限,但是其推理根据却相当重要,这是我们力图从货币一窥历史的本意,持有开放的心态相当重要。

从人类学的角度,大卫·格雷伯的视野显得更为开阔,显然其受到法国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对于原始交换与馈赠研究的影响。(8)这种研究的价值何在?那就是拓展了货币起源的另一种解释,以往经济学的狭隘定义显得想象力不足。在这种人类学解释中,人们并不易货,而是互相馈赠,有时以进贡的形式,有时会在晚些时候得到回赠,有时则是纯粹的礼物。在熟人环境中,互相馈赠的媒介是信用,货币正是在这种馈赠活动中诞生,其本质进一步也可以归结于欠条。换言之,货币可以视为一种信用合约安排。

“货币起源于借条”这种说法听起来天方夜谭,但这种暗示在现代文化之中也隐约闪现。美剧《鬼楼契约》(666 Park Ave )有一个场景,每个人欠主人公的具体金额,有时候会以烙印的方式显示在借贷者皮肤之上,熠熠生辉。这恰似一个古老循环与暧昧隐喻:货币之上的标志,意味着欠别人几何,揭示了人类货币体系建立在信用之上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