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白银的诅咒

得智慧胜似得金子；选聪明强如选银子。

——《圣经》箴16：16

国家作为经济史学家们所关注的重点，以收入和支出的形式组织其经济活动……难道经济史就不能围绕着货币制度的演变而最有效地编写出来吗？(1)

——美国金融史学家金德尔伯格（C. P. Kindleberger，1910—2003）

一

“银，白金也。”《说文解字》中如是说。白银是价值仅次于黄金的贵金属。

对比西方人对于黄金的迷恋，国人对于白银可谓念念不忘。从古至今，中国历史上对于白银的偏好几乎随着时间日益加深，而白银成为中国本位货币的艰难历程，恰恰也隐藏着中国历史大变迁的隐秘纬线。

白银在中国上古时代已有出没，从考古来看殷商时期就用银贝等物，“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所从来久远，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记云。……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2)。这里的“白”，也就是银。银在春秋战国已经具备货币部分职能，目前能够找到当时的各类银贝等货币出土。即使如此，五代之前银更多作为装饰赏赐，在秦汉之间银并不作为主要支付手段，“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镒名，为上币；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3)

从“不为币”到最终的法定货币，白银在中国的货币化历程不无曲折。战国至秦汉时期，更多用金与钱，进入六朝、隋、唐是钱帛并行，宋、金、元至明初则是钱钞流通。五代后白银才开始逐渐用作支付，两宋后白银逐步进入民间，与钱并行使用，直到明代中晚期，白银正式完成在中国的货币化。从此之后直到20世纪30年代，这500多年间，中国经历了大小战争，浩劫无数，始终固守白银，其间银两和银元通用。

对比中西货币史，从一开始中国与西方的货币制度就呈现出不一样的特点。古代西方小国林立、国际贸易发达，虽然一国之内国王可以规定何为货币、价值几何，这些规定却无法在其他国家疆域内使用，真正能够被国际市场接受的流通物，从很早开始就被锁定为贵金属铸币。早在公元前7世纪，小亚细亚的希腊小国吕底亚就已经开始铸造固定总量、标明价值的金银合金铸币（而中国迟至清朝末年才开始白银铸币），从此塑造了西方货币史注重贵金属铸币的路径。

相比之下，在明朝中期之前，大部分时间内各种贱金属铸币（铜钱、铁钱）构成中国货币的主要形态，中间间杂着货币史上的早熟传奇，即北宋到明初400余年最终失败的纸币试验。回顾货币史，通胀和通货紧缩在中国历史上交叠出现，政府不时地受到诱惑，以虚值大币或者轻薄恶滥铸币方式大肆搜刮，民间则以私铸、停用恶币等方式反击，虽严刑峻法亦难禁绝。最终结果则是，即使帝王意志亦需接受市场检验，从半两钱、五铢钱到开元钱再到宋代铜钱、铁钱、纸币，中国钱币命运难以与王朝兴衰相隔离。

即使白银在明中期得以货币化之后，白银在中国大部分情况下也仅仅是作为称量货币使用，而非西方早已习惯的铸币方式。从古代银两形态来看，隋唐以前称银两为银铤、银饼或银笏，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古代“铤”通“锭”，从宋代开始一般称呼银铤为银锭，而把银锭叫作“元宝”始自元朝。据说元朝至元三年（1266年）以平准库的白银熔铸成“锭”，重量达50两者叫元宝，即“元朝之宝”的意思。刚开始元宝不单用于银锭，也出现在铜钱上，但后来成为银锭的通称。大体而言，从汉朝到明清，银锭开始由圆饼形逐渐向长条形发展，随后是束腰形，最后发展成元宝形。(4)这种发展，有钱币学家认为更美观，也有人认为不方便，是一种倒退。至于银元，中国自制银元之前，银元基本源自海外银元，所谓“外洋”。

作为称量货币的白银，不仅成色和品质需考察，而且各地换算方法林立，使用并不方便，直到民国“废两改元”才算正式全面以银元取代银两，白银得以以制币形态流通。此外，中国货币历史上虽然有各类当铺、银铺、钱庄等金融机构，但是长期没能发展出现代银行体系，对于中国信贷体系的深化乃至现代国家转型拖累甚深。

细究中国货币史，可以发现其形态变迁与制度发展均离不开特定的历史变化，而货币的变迁背后对应着帝国的进退。历史细密经纬之中，白银始终是一根连绵不绝又隐匿无比的线。要重新认知中国货币史，把握白银在中国货币化的关键进展，就必须结合经济史、政治史、财政史、军事史等研究，从更大的视野重新审视中国历史。换言之，理解货币必须在货币之外，其前提是重新厘清中国历史的关键脉络。

对于传统中原王朝而言，为维护王朝统治，必须应对内外两方面的挑战。过去史书多聚焦帝国内部挑战，外部挑战在传统叙事中往往被忽略，但事实上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中并非短暂过客，千百年来北方草原游牧民族随时虎视眈眈，长城内外枕戈待旦之卒动辄以百万计。和平要么是赢来的，要么是暂时的，无论哪种，都对中原王朝的军事能力及其资源汲取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更紧要的是，以庞大物资支持的军队，天然地更容易效忠于带领他们的将军，而不是远在天边的朝廷，在军队忠诚度与军队战斗力之间，皇帝们往往陷入两难。这构成了棘手的内部挑战。

权力醉人，可如何保护权力？帝国内部的权力纷争背后，也隐含着制度变迁的动力。西周选择的是相信血缘宗族力量，封土建国以统领万方，却最终以兼并战争与秦汉大统一而结束。从秦汉直到唐，朝廷一直在试验各种方式，以对抗幽灵不散的地方豪族与割据军阀的潜在反叛势力，试图将军事权力牢牢掌握在手中，其可悲的失败在安史之乱中达到高潮。相应地，军制也在征兵制（如府兵制）与募兵制之间反复摇摆：征兵制方式简单、效力惊人，但要么依赖于草原民族的血勇氏族精神，要么难以持久；而募兵制不仅耗用浩大，维持军队忠诚亦不易。

内外冲击之下，王朝的资源汲取能力也在不断经受考验。王朝兴起之初，无主土地众多，各类均田制度可以顺利实施，以实物税为主的各类财税措施也容易落实。时间一久，由于土地兼并与大户蒙荫，朝廷财力难得保障，各类货币化税收改革方案不得不出台，杨炎、王安石、张居正、雍正的改革时隔近千年而前后相继，其本质都是为支撑王朝政府对财税收入的欲求。

进入近代，在白银全球流入流出的牵引冲刷之下，中国经济乃至国事都受到诸多影响，从明朝灭亡到鸦片战争，以及随后多次政治战乱与经济危机，莫不如此。讽刺的是，民国在艰难告别白银、迈入纸币时代后，却紧接着进入恶性通胀之中，几乎重复了多年前南宋的纸币故事，中国货币的千年跃进近乎被一笔抹杀。

昔日的天朝上国，随着白银化进程，也经历了帝国辉煌的褪色，不仅从世界GDP（国内生产总值）第一跌落至落后于西方，甚至也落后于亚洲近邻日本。早在白银货币化的明末清初，不少启蒙思想家就力陈白银的弊端，视之为大害，黄宗羲说“故至今日而赋税市易，银乃单行，以为天下之大害”，王夫之也表示“饥不可食，寒不可衣，而走死天下者，唯银也”。白银导致华夏易主、帝国落伍，这一说法不仅限于明，清末康有为也认为“夫以五千年文明之古国，四万万之众民，而所以致亡之理由，不过是银落金涨之故，岂不大可骇笑哉！”这种思路演绎至今，被涵盖在反思中国落伍的大辩论中。

白银与落后，是无意巧合还是因果关系，白银是否为中国落后的根源？梳理数百年白银历史，我们看到白银的命运伴随着一个古老帝国的挣扎与纠结，白银嬗变背后，不仅是王朝更迭，更是文明兴衰。借助白银之眼，我们可以一窥中国现代化之路。(5)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为总论，偏于理论，叙述本书的立论脉络以及观察框架。第二部分为全书主体，强调史实，分为五章。第一章综述东西方白银的不同命运，第二章详细讨论宋元两朝的纸币试验，第三章分析明朝的银本位与全球化互动，第四章则探讨名存实亡的银本位如何在晚清陷入混乱与崩塌，最后一章则是民国的货币历史，即从白银开始，以法币结束。第三部分是后记、附录“东西货币金融大事记”等。

二

在广泛运用白银之前，中国人曾经广泛运用纸币，这原本是超越时代的创新。

古希腊哲学中曾有“金银铜铁”理论：人都是一土所生，彼此开始为兄弟，但是老天铸造他们的时候，分为三种人，第一种人身上加入了黄金，因而是最宝贵的，是统治者，其次则加了白银，这是辅助者或者军人，最后则是铜铁，往往是农民及其他技工。(6)

神话是现实的隐喻，对应着西方神话中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的说法，中国古代也有金银铜三品的说法（“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东西方货币历史发展分为不同阶段，西方大致是从商品本位、金银复本位到金本位，然后到纸币本位（或许应该加上一个新的阶段，即我们正在迎来的数字时代），其中货币形态变迁也是为了适应经济的不断货币化。文明诞生之初，货币很可能是起源于馈赠，随后进入商品时代，从贝壳到胡椒，很多物品都曾经作为货币存在，而金银在其中占据重要地位，东西方都曾经经历金银以及各类金属辅币并用的时代。到了18—19世纪，欧洲逐渐从金银复本位过渡到金本位，随着现代银行系统的发育，债券市场的繁茂发展，最终西方在20世纪过渡到纸币本位。

可以说，纸币是人类货币发展的高级阶段，与金属货币并不在一个维度。成功的纸币，尤其是法币，其实依赖于市场与国家的信用协定。对比之下，中国早在宋元明三朝时期就展开了规模宏大的纸币试验，而也正是这一阶段的失败，构成白银在中国最终胜出的重要一环。银在中国五代之前更多作为装饰工艺使用，金在汉代之后作为支付也不多见，唐代货币制度更是钱帛并用。到了宋代，银的使用从上流社会走向民间，逐步开始有了一定的支付地位，各类笔记小说以及物价记录中关于银的记录也比以前多了很多。更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中国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在西方中世纪金银复本位的同期，中国纸币试验从北宋开始就颇具规模。(7)

北宋交子最早发行于11世纪初，也就是北宋天圣元年（1023年），流通近80年，比起西方国家最早的纸币早了六七百年。回看宋朝，的确堪称特异。纸币诞生在北宋，一方面体现了宋代经济的繁盛，这可能是中国经济全面超过西方的历史顶点，另一方面也源自当时帝国征战的战争开支与财政压力，为纸币的扩大使用创造了历史条件。宋太祖赵匡胤崛起于五代十国战乱之间，确立以文制武策略，在立朝之初即行募兵制，佣兵数量高达120万。有宋一代，边患不断，辽、金、蒙古都军威赫赫，宋朝与之对峙数百年。为支持庞大的军资，宋一反常例，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不仅经济实力在中国古代王朝中高居第一，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也突飞猛进，其财政收入中货币形态占比高达80%（相比之下，盛唐最繁荣之时也不过20%）。在浩大军费之下，有宋一代一直处在庞大的财政压力之下，这也造成纸币的历史机遇。可惜的是，由于纸币首先是服务于朝廷的战争财政需要，随着军事吃紧，纸币也在无约束滥发之下崩溃。

当时，不仅宋朝交子、会子等金融创新领先了全球潮流，与宋对峙多时的金国，其交钞也获得了不菲成功，一直持续到从大漠崛起的蒙古铁骑席卷而来。然而宋朝纸币的故事并没有终结，随后的元明两朝也步其后尘，将纸币之弊放大于无限，发行了各类钞票，这些钞票逐渐走向不可兑换，部分具有法币性质。和宋朝的交子、会子一样，这些邯郸学步之作，最终走上滥发之路，也没有更好的结局。

随着纸币的兴起，白银的地位最开始并不具备合法性，元代曾经抑制用银，而明代初期也曾经禁止白银交易。明朝禁银而民间用银不止，随着白银的逐步货币化，在无可奈何之下，明朝终于在中后期对白银解除禁令，隆庆元年（1567年）规定，“凡买卖货物，值银一钱以上者，银钱兼使；一钱以下止许用钱”。白银的货币地位获得法律认可，嘉靖年间官方正式规定了白银同钱的比价。从此，白银地位达到最高，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仍旧如此。

纸币败北，白银登场，白银在明朝焕发其通货“光芒”。时间流逝之下，明朝初期洪武体制的严酷最终输给经济发展的活力，恰好此时，地理大发现之后大量美洲白银流入中国，将明朝经济从死水微澜改造为喧声四起。中国古典小说《金瓶梅》，形象生动地描述了明朝后期商品经济的发达，这其中，海外白银流入及其货币化正是幕后最重要的推手。

纸币的三朝失败试验，成就了白银在中国的终极胜利。对于古代帝王来说，金属货币难以控制，钞票是最为便利的货币形式；此外，古典时代因为贵金属不足导致的经济问题屡见不鲜。以此而论，如果纸币发行得当，数量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不仅有益于政府财力，对于经济其实也是极大的红利与跃升。换言之，纸币本身可谓金属货币到信用货币的一次“升维”，运用得当的话对于经济大有裨益，典型如英镑对于英国崛起的决定意义。

然而历史没有如果，战争逻辑与皇权思维主导之下，纸币创新带来的不是繁荣而是滥发。在宋元明三朝，中国试图跳过银本位直接进入纸币本位，但这一过早诞生的纸币最终却因为缺乏约束遭遇了挫败。在与纸币的竞争中，白银作为一种替代物，对于民众来说有保值和储存的便利，最为关键的是，白银具有免于被权力轻易掠夺的货币本性，朝廷至少无法“印”出白银来。因此，白银天然是市场的选择。在市场选择这一隐性却强大的力量之下，纸币试验从宋代的会子悲剧开始，到明代大明宝钞的失败，最后不得不以失败而告终。

中国纸币的命运，是成熟的古老帝国又一次过早开出的文明之花，一切聪明与机心，在缺乏约束与边界之际，最终都会自我毁灭。回看白银近千年的故事，其竞争对手纸币的作用如此巨大，从交子开始，堪称白银货币化的开篇，以法币结束，也是白银货币化的归宿。

三

一个产银不多的国家，如何在近500年中维持银本位？答案在于海外白银。

中国是贫银国，其产银数量究竟多少，可以从《明实录》银课收入（也就是对白银赋税）中一窥究竟。从每年平均银课收入来看，洪武二十三年到洪武二十六年最少，每年平均银课收入为25 070两，此后激增到20多万两又回落，从总数来看，洪武二十三年到正德十五年130年间银课（少量金课）合计113万两有余。(8)这意味着明代每年银课收入大约为10万两。明代银课在银矿产额中所占的比例比宋代和元代高，也高于当时的西班牙（一般认为西班牙金税为1/20，而银税则为1/10），明代银课一般被认为是银矿产额的30%左右(9)，如此可以推算明代白银产量并不算多，平均每年30万两略多。

如此少的白银产量，自然无法承担庞大的明朝经济货币化的历史重任。事实上，这一重任主要是由大规模流入的海外白银来承担的。海外白银有两个主要来源：传统上是日本白银，在唐代遣唐使的贡品中往往可以看到白银的出现，而其带回日本的物品中各类钱币也是屡见不鲜；更具有意义的则是美洲白银，其通过各种贸易渠道进入中国。中国白银货币化的进程，不可避免地与肇始于地理大发现的第一次全球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6世纪是一个分水岭。1492年，冒险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1545年，一个叫瓜尔巴的印第安人在安第斯山高地发现巨大银矿山，这座银山被喜出望外的西班牙人取名为“富山”（The Rich Hill），成为美洲一个标志性的事件。随着1563年在秘鲁发现提炼银子所用的水银，美洲白银开采全面发力，金融史学家金德尔伯格估算美洲白银最高年产量为300吨。

地理大发现中的银矿满足了欧洲人的贵金属狂想。欧洲人最早为金子而去往新世界，恩格斯曾经说，“黄金一词是驱使西班牙人横渡大西洋到美洲去的咒语，黄金是白人刚踏上一个新发现的海岸时所要的第一件东西”。随着波托西银矿的发现，银子在1560年后比黄金更受到西方关注，在东方又恰逢明代对于白银渴求难耐之时，美洲白银随之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成为东西历史脉动的新角色。

在白银的跨大陆流动大潮中，中国和欧洲的金银比价差距是一个主要动力。中国金银比价一直高于欧洲，早年是1∶3甚至更低，明初大概是1∶6—1∶5，随后到1∶8—1∶7，直到清代仍旧高于欧洲，欧洲中世纪一般是1∶14—1∶10 ，甚至更高（按照美国经济史学家汉密尔顿1934年的数据，1643—1650年金银比价为1∶15.45）。美洲金银矿是导致世界贵金属价格变化的重要推手，16世纪的发现使欧洲金银大跌至近原价的1/3，但是银比金的名义价值下跌更大。(10)生活在18世纪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观察到，在美洲金银矿发现之前，欧洲造币厂规定纯金对纯银的比价为1∶12—1∶10，随后在17世纪则变为1∶15—1∶14 ，原因在于美洲虽然几乎同时发现了金银矿，但银矿比金矿更丰饶，对比之下中国则为1∶10或1∶12，日本则为1∶8。美洲白银的大规模出产，不仅导致东西金银比价差距进一步拉大，还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巨大的国际贵金属套利空间。

地理大发现引爆了全球化狂潮。菲律宾群岛是美洲白银进入亚洲的中转站，衔接一切的是贸易，正如中国经济史学家严中平所说，“丝绸流向菲律宾，白银流向中国”(11)。除了丝绸，中国棉纺织品也颇受欢迎，中国棉布在16世纪末已经在墨西哥市场上排挤了西班牙棉布。根据学者全汉昇推算，1565—1765年，从美洲运到菲律宾的白银共计2亿比索（比索是前西班牙殖民地广泛采用的一种货币单位，一般认为折合中国库平银七钱二分）。根据学者德科民（De Comyn）的计算，1571—1821年，从美洲运往马尼拉的银子共计4亿比索，其中的1/4—1/2流入中国。(12)全汉昇则认为比例高于1/2，加上欧洲各国经由贸易带到广州的4亿元，他估算1700—1830年输入中国的美洲白银约为6亿元，折合约4.3亿两。(13)

出生于德国的学者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对白银的研究曾经在公共领域引发不少关注。他的理论体系将当时东方的地位与吸纳白银的能力挂钩，对白银流入的统计高于全汉昇及其他专家，争议颇大。他认为，1493—1800年，世界白银产量的85%和黄金产量的70%来自拉丁美洲，其中超过80%的白银运抵欧洲，而欧洲又将其中的40%运往亚洲，留在美洲本土的仍有20%运抵亚洲。其结论是全球白银产量自1600年起为120 000吨（自1545年起为137 000吨），产量一半归于亚洲，这期间共计输入中国的白银约6万吨(14)，约为19.2亿两。这一结果很可能过高，不过也显示出明代吸纳白银之巨。

即使算上中国本土历朝历代的白银存量，海外流入白银仍远高于同时期的国内存量。学者刘光临认为，宋代白银存量不超过1.5亿两，在元朝禁止白银流通而流失中亚各国、窖藏、陪葬等因素作用下，留存到明朝的前代白银不超过3 000万两，加上明朝产银2 000万两，16世纪初明代的白银存量合计为5 000万—6 000万两，而从16世纪中叶开始，海外白银流入量约为2亿两。其中，各家估算差异较大，美国学者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估算为1.92亿—1.97亿两，中国学者吴承明估计为0.86亿—1.11亿两，学者神木哲男和山村耕造等人估计为2.32亿—2.89亿两，是本土存量的4倍左右。(15)

虽然各家估算数据不一致，但中国在明清之后成为全世界白银的“秘窖”，这是无可争议的共识。在此，我强调一下，关于明清之际白银的数据，各类研究很多，不少学者的目标都是给出自己的标杆，在这一领域留下参照系，不过我志不在此，不仅希望提供不同视角给读者参考，而且期待通过梳理分析破碎史实以呈现更核心连贯的货币逻辑。白银数据异同之外，应该看到更大的格局，即在数据之外的逻辑衍生与历史脉络。

古代经济估算不容易，即使是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之类的经济史巨擘，其对世界GDP的估算成为最权威来源之余，估算本身也存在诸多争议。具体到中国白银，不仅涉及各种度量衡，而且资料来源零散且单一，因此读者应相对冷静地对待各类白银流入与流出的数据，在数字之外更留意趋势的变化。正如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和经济学教授戴维·S.兰德斯（David S. Landes）所言，在推测性的计算中，数字只有与历史背景相符时，才是可信的——毕竟在长时段的计算中，任何参数的极小误差最终都导致结果的极大偏移。(16)我一直认为，理想的经济学是数据、逻辑与历史的结合，而理想的经济史研究则应该在理解数据背景的前提下始终抱有疑问。

白银的流入，不仅使元之后历朝帝王屡次禁银的努力付诸东流，也使得中国经济加速货币化，无意间进入全球化搅拌之中。不同的是，欧洲的大航海时代为欧洲增加了动力，开始了工业革命，之后主要经济体陆续进入金本位乃至纸币时代。而东方帝国则静静地固守着白银，最多不过纠结着白银流出或者流入不足。

明代之后，中国进入清代，而白银流入依旧。清代货币制度基本延续明朝“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的制度，前朝纸币教训也使得清朝基本远离类似实验。明清之际，中国经济通过白银与世界有了更多连接。当海外白银全面介入中国经济之际，其流动速度往往不再受中国政府控制，给中国带来诸多影响，这一情况即使到了民国也是如此。20世纪30年代就有人断言，“银价问题乃是中国近代金融经济的中心问题”。最为典型的是，鸦片战争爆发之前，鸦片导致的“漏银”成为不少股肱之臣对道光皇帝的主要谏言。我在本书中特别介绍了台湾学者林满红的研究，指出白银流出的速度并不是如同大家想的那样在鸦片战争期间达到顶峰。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鸦片战争的实质，重点不在于白银战争，而在于贸易战争，背后是两个文明难以避免的冲突与碰撞。

除政治之外，中国经济也受到海外白银的搅动。白银流入增加时，中国经济的货币化提速，《金瓶梅》中的人人皆商以及清代江南地区的富庶景观就是其见证。此时出口增加，居民安居乐业，白银在市面上加快转换，经济进而腾茂。当白银流入减少，中国饱受紧缩之苦，出口减少，居民趋于保守，白银开始退出流动领域，窖藏白银增多，财政进一步萎靡，最终甚至引发了战乱与起义。这一情况在明末或者清末皆有发生。繁荣时刻的白银是锦上添花，衰败时代的白银则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正如货币金融学大家弗雷德里克·S.米什金（Frederic S.Mishkin ）所言，金融系统是经济的神经。而生生不息流动的白银，则是中国经济的白色血液，其动静变化，牵动中国经济的神经，引发一次次兴奋与痉挛乃至紊乱。即使坐拥白银，帝国斜阳依旧。换言之，白银很重要，但是拥有白银不等于拥有繁荣，甚至白银流入更多可视为中国经济货币化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决定帝国命运成败的核心，仍旧是帝国制度的固有缺失。那么，究竟是白银流入决定了帝国命运，抑或是帝国自身的走向影响了白银流动？真实的历史是无数个体互动的结果，白银命运与帝国兴衰之间也是如此。

鸦片战争催生了中国的近代化，姗姗而来的现代金融中介在海外对手的竞争中艰难前进。即使白银在市场的自发选择中胜出，中国货币制度其实也一直处于被动状态，多年以来帝国最重要的财税大权旁落于海关控制之下，甚至到民国也没有建立起有效的货币体制。

四

20世纪初，在日本留学热中，一名26岁的中国学生在日本京都完成自己的经济学教育，临别之际，他和老师们一一告别。其中一位日本老师对他说：“中国（China）这个名字只能算是个地理名称，不像个国家。北京政府的政令不能出都门，各省各地区群雄割据，各自为政，各自发钞票铸铜元。你现在准备回到哪个地区去？我看，你要回去，很可能无路可走。”

站在相同的时间点上，两人经历不同，视角各异，对于中国的判断自然有所不同。这名学生听了难免气愤，后来回忆当时忍不住要发脾气。他毫不犹豫地动身回国，日后成为中国银行界泰斗。

他就是资耀华，他亲自见证了白银一步步退出民国货币舞台的历史。至于他的那位老师，也非等闲之辈，是日本著名的汉学家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论”即由他首先提出。(17)内藤湖南当时的观察其实相当准确，货币的混乱解释了中国政经的萎靡，而这一状况可以追溯到明清之际，甚至更早。

中国在明清之后号称建立了银本位，但是这种名义上的银本位存在很多问题。白银一直没有作为铸币使用，现实之中多数情况是银两、碎银、银元并行，又因重量纯度各有区分，因此除了不同重量纯度的“实银两”，换算中还有作为实银价值衡量的“虚银两”并存，因地因用各有划分，共上百种之多。

由于白银各种度量单位不一，导致中国货币制度空前混乱，而混乱的币制进一步造成经济金融的萎靡落后，与国家的孱弱分裂彼此牵引。用银，也因此成为一种落后的象征，甚至被看作一种白色的诅咒，成为帝国落后的镜面投射与无奈注脚。直到今天，不少观点仍旧强调正是中国用银丧失货币主权，才导致中国在明清东西大分流时代的落伍。如果按照这派的观点，大明帝国的灭亡根源之一在于李自成起义，而这与海外白银流入减少有关，甚至晚清与民国几次白银流入变化，都触发了经济危机乃至战争。不过，比起追究是否应该选择用白银，我们今天更应该反思的是，中国为何用白银？白银背后的制度为什么一直没有改变？同样长期使用白银的欧洲大陆为何没有重蹈中国的覆辙，反而逐渐孕育出现代纸币与银行系统？

迟至民国，白银依旧通行国内。北洋政府孱弱，除了袁世凯在币制统一方面稍有建树，余者多不足道，甚至当时就有各类滥发纸币事件，例如“京钞风潮”。北洋时代中央权力式微，但是民间力量勃发，中国新式银行开始崛起，现代金融系统从无到有。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中央集权加大，中国终于有能力“废两改元”。国民政府原本计划是从银本位过渡到金本位，但由于世界经济危机以及美国《白银收购法案》，中国再次“升维”，跳过金本位，直接进入法币阶段。法币原本是中国货币制度的全新升级，堪称统一货币的一次成就，但在内忧外患之下，金融再次沦为政治的附庸，其结果也并不美好。法币滥发无法遏制，而取代法币的金圆券的滥发更是史无前例。于是，纸币在近代中国上演了最疯狂的一幕，创出惊人的通胀纪录，其惨烈程度超出多数人的预期。这一次的纸币试验仍旧以一个政府的陨灭为结果。而白银在纸币被遗弃之后，又在民间暗中复燃。

白银与纸币的博弈，其实也是保守与贪婪的较量。如此博弈，如果通过权力制衡，其实也可以有不一样的结果，就此而言，纸币是中国未能把握的制度红利。英格兰银行成立于1694年，此后英国才开始发行英镑，比起宋代的交子晚了大概六七百年。英镑最初只是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而已，而英格兰银行成立之初也不过是一家私人银行。尽管如此，英镑诞生之后，在200多年内维持了稳定的币值，英镑的坚挺为英国从一个欧洲边陲国家跃居为日不落帝国奠定了伟大的基础。

在货币三部曲的首部《货币王者》中，我探讨了英镑的成功，同时也在思考中国法币以及金圆券的失败，二者之间的对比，可以看作正反馈与负反馈的对比。中国的纸币循环往往是王朝循环的前奏，军事开支增加导致财政赤字，财政赤字导致印钞无度，在超级恶性通胀之下，良币继续存在，而劣币崩溃，甚至使得民国退回金属货币乃至实物经济。在20世纪30年代的法币改革中，白银被官方宣布退出流通，但是随着法币的失败以及金圆券的溃败，白银其实并没有真正离开民国经济生活。

理论上，中央银行应该是通胀的最重要也是最后的防卫者。中国古代没有独立的中央银行，缺乏对政府的约束，所以纸币试验注定失败；民国即使诞生了中央银行，也实在不是现代意义上合格的中央银行，只是受政府之手左右的账房出纳而已，难怪中国经济史学家杜恂诚称其为“天生的畸形儿”。

中国政治即人事，其短处在于纠缠中国千年的人治弊端。根据日裔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近年建构的理论，秩序良好的社会需要三要素结合，即国家（the state）、法治（the rule of law）、负责制政府（accountable government）结合在稳定的平衡中。(18)这看似简单的“政治三明治”并不容易达到，国民政府在内部权力的分散以及外部强敌的环伺之下，最终无法摆脱印钞之路。

福山的理论一言以蔽之，即中国一直不得不面对坏皇帝的问题。这也意味着中国自上而下的权力结构其实很难被有效约束，在金融领域亦然。金融系统往往是因国家财政需求而发展的，也注定了金融系统的短板。货币更是如此，纸币的试验就是权力与市场的博弈。金融本质是信用，正因如此，金属货币在专制时代对于民众来说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而纸币试验只有在能保证遏制政府的贪婪之手的政治体系之中才可能成功。这种方式往往出现在现代，而且还很不完美。

从11世纪纸币被发明，到20世纪金圆券改革收缴真金实银结束，在白银与纸币之间的千年战争之中，白银之胜，是政府之败，白银之败，也是政府之败——是人性的贪婪，更是制度的大败局。

五

这头是货币，那边是皇权，中间是财税。从古到今，税收都是历史变迁中的重要力量。强者有对弱者征税的权力，而弱者则以纳税作为对强者博弈的筹码。换言之，税收是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的主要博弈舞台，对于税收的态度以及互动，也构成国家与市场关系的主体内容，金融也在这种互动之中滋生。

与中国经济发展与货币化对应，中国赋税经历了从实物到货币的转换。以货币折合纳税粮食称为“折色”，白银作为赋税，从唐开始出现，在明中叶之后成为主流，几乎与纸币退出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历程。宋金元明，历代帝国一次次借助纸币滥发，实源自其财政困境。财税是帝国运转的根基，而中华帝国的收入始终主要依赖农业。如此环境之下，对于商业的态度基本是压抑，未能走出传统财政的窠臼，人均收入也陷入低水平均衡，再加上税收系统的低效，进一步固化了帝国的组织僵化。对比之下，欧洲王室传统收入原本是地产地租、司法收入等，随着西欧各国在地理大发现前后逐渐走向重商主义，关税和其他捐税日益重要，在英国其已超过皇室收入的一半。国王依赖商人获得财政收入同时让渡政府权力，最终通过宪政财政带来制度的飞跃。中华帝国税收的拮据，主要症结为其征税能力有限。唐代之后，丞相权力收缩，明代之后，甚至不再设立丞相一职，以往皇帝需要和丞相商议的传统荡然无存，相权阙如意味着君权空前集中，但国家管理效率也随之降低。皇权集中之下意味着事无巨细都依赖皇帝决断，财政制度看似完备，其实效率低下。(19)财政领域缺乏专业机构代理，户部尚书名义管理财政，其实只是起会计功能，没有皇帝支持很难有所作为。如此一来，从元明清乃至民国，多数情况下政府财力只够维持，一旦遭遇灾害或者战争，往往陷入入不敷出状态。政府萎靡之下，往往导致滥发货币，最终纸币崩溃，而白银始终在民间流转，政府因此越发萎靡不振甚至消亡，这堪称中国式印钞循环。

以大分流时代的明清帝国为例，就制度的本质而言，两个帝国在很大意义上可以视为一个整体。明清之际，中国经历了游牧民族的洗礼，帝国开始走向内敛，而权力结构也变得更为独裁，围绕皇帝展开。随着丞相职位的废除，君臣关系变得更为上下有别，而文官集团也以抱团形式对抗皇权的上升。清帝国虽然是外来族群统治，但依靠几代干练的皇帝维持了明帝国的制度，使得清帝国更像明帝国的加强版。然而，正如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所言，对比隋唐宋组成的第二帝国的开放性，明清组成的第三帝国则具有收敛性。帝国的制度内卷化（involution）导致了体制僵化，在世界风向改变之际并没有随之改变，当西方走向了工业革命，明清帝国除了安于享受美洲白银持续流入之外，并没有对帝国政体做出本质修正。

明清赋税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严苛，税率维持在1/10左右。中国政府被认为是传统的“守夜人”政府，除了不与民争利的传统思想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帝国能力束缚。中国传统政府可谓“小政府”，以人口膨胀后的晚清为最，但是这样的“小政府”更多源于弱势财政。一方面财税能力有限，另一方面其承担的公共服务也有限。公共服务的有限以及权力独占性进一步使得财税制度无法得以完善。如此即形成尾大不掉的制度，目的仅在于维持独裁。财政实力微弱，这使得整个政府机构冗余而低效，在治理水平上低于海外同侪，在万国齐争的时代，自然居于末流。

值得一提的是，明清税收制度的特殊性在于，其正式税收往往以维持每个朝代之初财政总额的方式固定，这就导致其财政安排往往是正式税收和隐形费用的结合。一方面，帝国政府征税能力低下，白银充沛导致的白银购买力下降，使得名义税收购买力不断缩水；另一方面，中国集权制度之下，一直未能解决“山高皇帝远”的问题，由于地方财政虚弱，在官方正额财政无法满足需求的时刻，各类摊派征收就会出现。

财政强弱影响着帝国政制，隐形税费成为名义财政的影子。随着名义赋税之外的各种苛捐杂费不断滋长，帝国贪腐持续恶化，这变成一个新的循环。面对这种模式，中央试图通过“一条鞭法”、养廉银等方式将各种隐性财政纳入正式财政，不过是一次又一次开列新的税费清单，而帝国始终也走不出“黄宗羲定律”状态。正因如此，日本学者岩井茂树将明清财政的机制形容为“原额财政主义”，即在额定财政和隐形财政之间，一次又一次扩大额定财政范围，却无助于隐形财政的消失甚至减少，最终帝国不得不在财政危机中走向没落。(20)

财政失序导致政治治乱循环的根源在于，一方面缺乏下对上的有效监督，另一方面对于贪腐根源也没有彻底解决，用经济学的术语讲，激励不兼容。这事实上说明，皇帝或帝国体制代表表面上是在与腐败官员做斗争，其实是一种堂吉诃德式的斗争，即与强大的体制惯性抗争。对比之下，欧洲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现代财税成败路径。近代英国起步较晚，无法获取美洲白银，但是英国通过出让权益给商人，获得商人支持，使得英国税收比例长期高于明朝，也高于当时欧陆诸国。以往一种观点认为，掠夺使得西方得以发展，但其实殖民帝国也有不同的谱系：西班牙因其庞大殖民地而坐拥金银，英国、法国、荷兰等国从殖民地中获得的贵金属矿山很少，但它们日后的发展却好于西班牙。这些国家一开始也是寄望于殖民地发现金银，还承诺献出金银的1/5给君主来换取许可，事实上，早在亚当·斯密时代，他就注意到北美殖民地发展好于其他地方，他也注意到土地荒芜或人口稀少且原住民容易对新来的殖民者让步的地方，往往比其他任何地方富强得更快，“此等殖民者，又随身带来了统治人的习惯，关于正常政府的观念，维持政府的法制的观念以及正常司法制度的观念”。

这些历史观察中的结论，在当下更为精致的经济学研究中得到验证。经济学家德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 ）与詹姆斯·A.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的系列研究指出，1688年后英国政府规模开始扩张，支出很快达到国民收入的10%左右，这种扩大源自税收的支撑。(21)这一阶段也是英国崛起的时代，原因正是在于设立国会控制国王征税权力，等到国会可以控制政府之后，国王不断让渡权力，英国政府也因此得以强大。英国政府可以承担更多服务，使得国家在竞争之中更为有利，为其海外征途以及称霸世界奠定了基础。至于西班牙政府，即使拥有巨量白银，因为未能建立如同英国那样的国家体制，仍旧难免经济停滞甚至政府破产的命运。

金融对于历史影响巨大而深远，然而仅仅有金融是不够的，货币仅仅是权力的一种，关键在于其他权力，如皇权与政府权力，如何被界定、如何被管理、如何被驯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曾经总结过英国的成功与金融密不可分，而这种成功具有制度制衡基础，即由征税机构、中央银行、国债市场、议会组成“四角关系”。(22)《货币王者》一书中，我借助弗格森与诺思等人的研究框架，详细阐述了英国崛起与英格兰银行的金融制度互相促进和制约的关系。(23)

简单对比中西金融制度，从表面观察很容易找出中国金融史缺失的一环，即中国政府没有举债能力，所以没法诞生债市及其相应的制度建设。但这种观点不无局限，晚清之后，中国事实上尝试了各种内债外债。清朝财政被公认为在咸丰之前维持收支相抵毫无问题，但是随着太平天国等战事爆发，财政压力骤然增加，不得不借助厘金政策。随着战事不断恶化，海外势力蜂拥而来，也带来了新的融资工具即公债。

早在1867年，在“饷需繁急”理由之下，晚清权臣左宗棠西征军费即依靠对外举债，当时用海关税票担保，杭州商人胡雪岩从中斡旋向上海洋商借银120万两，开左宗棠本人6次对外借款先河，被认为是中国政府外债的起源之一（此外也有说法称同治四年为中国外债起源之时）。甲午之后，外债越发成为财政窘迫的大清帝国的主要造血机器，不少洋务运动资金也来自外债，庚子年后每年需要偿还的外债数量也翻番，年偿还额在4 000万两之上。

这种新兴债务关系，根植于财政与军事的双重溃败，中国的大小财源甚至土地往往沦为抵押品，并没有带来中国金融制度根本性的变革。对金融机构而言，利益最丰厚最稳定的部分主要被国外银行分走，香港与上海外滩鳞次栉比的外资银行大楼堪称这段历史的结晶。外资银行在华势力范围往往由宗主国决定，典型如汇丰银行，根据杨端六所著的《清代货币金融史稿》记载，清政府在1895—1911年对外政治借款9次，汇丰银行单独承担3次，与德华银行合作2次，其余也是多国银行合作完成。

至于中国国内商业机构，无论是资金势力还是进入门槛，最初根本无力与国外同行竞争，到后来国内银行有机会参加公债发行之际，却始终无法摆脱政府赖账的可能性，更不用说权力之手间接控制乃至直接勒索。这从胡雪岩最终溃败到民国公债走向崩塌均可一窥究竟，更不用说中国民营银行日后被迫增加官股的故事。

本质上，国家债务是资本主义逻辑下的衍生金融品（马克思说公债是原始积累最有力的杠杆之一），正如恩格斯所言，国家为了维持公共权力需要公民捐税，“随着文明时代的向前进展，甚至捐税也不够了，国家就发行期票，借债，即发行公债”。(24)而商业文明下借贷双方也需要有对应的约束。对比英国历史学家弗格森提及的“四角关系”，其实中国不缺乏举债动机，甚至不缺乏举债能力，而是一直缺乏约束皇帝的议会——即使在近代金融市场已经起步之后亦是如此。

英国诞生这种机制有其独特性，就算不是独一无二，也是为数罕见。这种机制随后推广到全世界，英国政治制度也随之传播。中华帝国既没有精干的征税体制，也没有强大的议会约束皇权，只有尾大不掉的政府与怯弱成长的民间，不少公债探索沦为变相摊派。

由此可见，技术性的改变在中国并非没有发生，无论北宋的纸币还是晚清之后的金融公债，其最终失败的命运昭示，在社会系统没有完成现代性转化之前，在旧有权力规则之下，金融服务于政治的命运，难以有本质改变，最终的自我溃败也难以避免。任何对于社会有益的创新，本质上依赖于良性的整体制度构建，而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的金融创新或者所谓晚明资本主义萌芽，不过是局部地区或部门的优先突破，无法打破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德·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所谓的“历史的钟罩”。这种政商模式惯性，即使到了民国甚至今天仍旧强大，资本与企业家才能局限于方寸一隅之地，制度寻租的收益往往超过技术创新的收益，私人资本在国家面前始终弱势，无法汇聚成强大力量，形成时代的洪流。

对比中西历史发展路径可以发现，正是源于缺乏对于集中权力的束缚，不少原本动机良好的制度设计走向反面。关于中西财政制度，不少学者强调中国传统财税很早有内外之别，即王室财政与国家财政的区别。这曾经被视为中国的优点之一，但是实际状况恐怕并非那么理想。

东西方内府财政之别，不亚于中西封建制度的差别。中国先秦时代原本也有诸侯，秦汉之后诸侯丧失治国权力，中国逐渐从“既封且建”（有爵位、有土地、有世袭）到“封而不建”（不分封、不世袭），土地和附属权力逐渐分离，财政权力也逐渐集中于中央来管理。这也使得财政制度需要厘清来源和用途。在中国历史上，内外财政区分十分清晰的时代是秦汉，尤其是汉时，大司农管理国家财政(25)，主要收入为田赋、徭役等，少府管理皇室财政，主要收入为山泽税、贡纳等。但是这种区分在汉之后就日益模糊，唐宋之际已经有了区别不明的情况，不过也有内府补充国府的情况，宋太祖就曾表示内府是为了应急而不是个人享受：“军旅、饥馑，当预为之备，不可临事厚敛于人。乃置此库。”后宋太宗“又置景福殿库，隶内藏库，拣纳诸州上供物，尝谓左右曰：此盖虑司计之臣不能约节，异时用度有阙，当复赋率于民耳。朕终不以此自供嗜好也”。(26)

不过，宋代内藏虽然有补充国库的传统，但是其存在本来就是对于国库的一种隐性分配，甚至加大了宋代的中央财政集中程度。宋代内藏日益成为内廷主导，原本有权掌握内库情况的三司逐渐失去知情权，结果导致皇帝对于财权的支配与渗透更为直接。内外之别到了明代更是徒具形式，不仅户部无权过问，甚至不少帝王借助太仓府（国家财政）丰足内帑（皇室仓库）。清代内务府和户部之间的关系更是彼此掺和，皇权的扩大使得内帑日益庞大，上行下效带来官僚集团的集体混乱，各级官员在法定财政之外的“羡余”之类的隐性财政也急剧膨胀。

如此一来，内帑与原额财政之类的制度表面上有利于国家财政管理，但是由于缺乏制度约束，最终背离初衷甚至走向反面，成为帝国大溃败的一个环节。

对比西方，其国王是真正意义上的封建地主，财政收入多来自君主自身的土地收入或特权收入，所谓君主“多数依赖自己过活”。税收多数是为应对战争需要，导致公共财政的出现，才有了之后英国议会决定财政的历史缘由。(27)

由于缺乏整体制度的变革，中华帝国财政虽经不少干吏能臣改革，却始终无法突破其局限，这也使得中华帝国在明清后一直深陷效率低下的循环。即使到了现代的国民党政府，按照托马斯·罗斯基（Thomas Rawski）的估算，其1931年的财政支出水平尚且低于1880年的明治政府。(28)相应的组织动员能力，也始终未能深入中国内地尤其农村地区，而这些巨大的空白又成为对城市进行割裂与包围的根据地，最终城市在军事和经济上双双失去优势，国民政府的溃败由是可以视作其脆弱的财政体系一开始所注定的。

真正的市场经济意味着人类合作秩序的拓展，在过去地大物博而又拥有勤劳人民的中国古代，之所以无法衍生出更广阔的合作秩序，正是因为从封闭的经济状态走向开放的经济状态需要所有权等制度保证。正如秘鲁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所言，所有权的主要效应包括：确定资产中的经济潜能、把分散的信息综合融入一个制度、建立责任制度、使资产能够互换、建立人际关系网络、保护交易等功能。(29)

“大政府”或者“小政府”并不是政府好坏的标准，有强大财政支撑的政府才有可能在竞争时代获得更多胜算。简单化的自由主义总是鼓吹“小政府”，但实际上，比起政府规模，政府能否被问责更为重要。历史案例举不胜举，对比西班牙和英国，西班牙拥有了白银，英国拥有了制度，最终胜出。在“小政府”治理下，所有权制度缺位，市场经济终究难以成形。无论明代的沈万三还是清代破产盐商的命运都证明，皇权可以一时赋予商业特权，也会在瞬间褫夺这一特权。正因如此，中国虽然很早诞生了钱庄、票号等组织，纵然技术细节与西方银行不无接近之处，但是产权始终难以得到终极保护，其规模也始终无法做大，整体上无法形成现代意义上的货币体系与金融系统。

从货币制度也可对比中国与日本的不同历史路径。不少日本经济史著作都指出，到了7世纪日本才开始尝试铸币，但基本上是有限流通，到了11世纪还曾经退回物物交换，直到12世纪通过与中国贸易，才从宋代引入大量钱币。宋代铜钱对于日本影响很大，宋代时期出口铜钱甚至可以有10倍利润。(30)到了明代，日本仍旧依赖中国铜钱，同时对中国输出白银。随着美洲白银流入中国，日本白银转而主要在国内使用，幕府时代是黄金、白银、铜钱三者并存。1526年，日本石见银山开始开采，引入朝鲜吹灰法冶银，产银量大增，江户时代幕府更是对于银矿直接管辖，也开始注意贵金属的外流。自产白银使得日本被认为在货币政策上更为独立，但即使拥有了以自有白银为基础的货币主权，幕府时代的日本仍旧落后于中国。直到17世纪，日本才开始自行铸造钱币，随后花了一个世纪的时间才逐渐取代中世纪以来不断流入日本的中国钱币。

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休·卡尔布莱斯·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 ）率舰队驶入江户湾海面，幕府无奈之下，于次年签订《日美和亲条约》。黑船来航不仅改变了日本历史，也间接改变了中国与世界叙事。随着美国黑船的到来，日本在被动中选择了改革，在明治维新中奋力改革金融，这对其在现代化竞争中脱颖而出大有帮助。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击败中国，利用清政府赔款建立金本位，成为新的帝国强势崛起，其中的故事耐人寻味。我们不得不注意到，正是制度变革，而不仅仅是贵金属甚至货币主权，导致了日本的崛起。

反观中国，作为最早使用货币的国家，中国货币史长达数千年，战国时即有金属铸币，在宋代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遗憾的是，传统的金融制度无法诞生银行体系，导致纸币在发明之后运用不当，中国不得不退回金属本位的白银本位，甚至白银长期作为称量货币，而不是非称量货币，以致金融制度在数百年间进步迟缓。

从发展经济学的视角看，财政银行对于后发国家的工业化意义重大，日本与德国的发展都是这样的案例，即唯有强大的财政体制，才能支持预算投向经济发展，随之形成经济发展支持政府的正反馈。换言之，没有财政实力，其实并无能力支撑一个行政体制的现代化转型，而中国明清以来一直未能形成这一正循环，即使民国政府亦未能完成其财税的现代化转型，政府一直缺乏充分的税收支持。

从宋元明清到民国，过去的财政困境放在今天也不陌生。在制度经济学层面，财税本质上是一种制度租金，透过财税关系即可审视制度关系，而货币正是二者之间的连接。正如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所言，强盗之所以变成坐寇而不是流寇，正是因为坐寇的收入比流寇更高更为稳定，而当坐寇进化成为政府，或善于培育向民间征收税收的政府，其效率也被证明高于只知道掠夺民间的政府。

六

美国经济史学家布拉德福德·德隆（Bradford DeLong ）曾经说20世纪的历史就是经济史，其实所有时代的历史都是经济史，是隐匿在政治波澜与军事表皮之下的经济血肉之躯，而金融就是其中永不停歇的血脉。

然而，金融史尤其是货币史往往面临尴尬的境地，要么在坊间著作中被恣意夸大扭曲，要么多少有点处于被主流学界视而不见的境地，毕竟货币是否重要，在今天的宏观经济学中仍旧争论不休。金德尔伯格指出，经济史常常重点不明，他引用一位同行的话印证金融货币在历史中的重要性，“国家作为经济史学家们所关注的重点，以收入和支出的形式组织其经济活动……难道经济史就不能围绕着货币制度的演变而最有效地编写出来吗？”

为什么东方在近代之后落后于西方，这可以视为有名的李约瑟之谜（Needham Puzzle）的衍生回音，或者说经济史的圣杯，迄今仍旧引发无数回应。历史学家纠缠于工业革命之类的宏大事件，而经济学则摸索于手工业方面的细节。值得注意的是，货币金融的维度很少被提及。实际上，欧洲在工业革命之前已经有了金融革命，而这种金融革命正是资本主义得以起飞的原因。以此而言，中国历史的死结未必归于（使用）白银，但是白银的命运却可以提供可能的解释与答案。

镜头回到1262年，世界文明的两个极点。西方的威尼斯与东方的南宋都面临着来自战争的阴霾，而战争对应的融资需求更是千钧一发。几乎同时，双方的当权者都设计出了应急方案，都涉及当时最为前沿的金融创新。南宋的贾似道以不断贬值的会子买公田，掠夺民间财富以此为军资，而威尼斯则走了不同的道路，通过议会授权政府以税收作为抵押，当财政出现赤字的时候发行公债，付给5%的利息。事后来看，威尼斯的金融创新激发了政府债务作为资本的魔力，事实上它使欧洲进入一个金融革命的时代。至于中国，滥发的会子并没有因此重新获得市场青睐，而民间的不满与动乱甚至变相为蒙古人兵临城下提供了方便之门。最终，中国在纸币的崩溃中走向了白银之路，东西方的金融大分流在13世纪已经注定，几乎决定了两者后来不同的命运。

历史可否假设？如果会子不贬值，也许贾似道不会走到这一步，也许公田法就成功了，也许南宋就不会灭亡，也许当年轻的马可·波罗在13世纪末抵达杭州的时候，他大概还是会认为该城是世界上最优美和最高贵的城市，但他可能不会按照元朝的定义和惯例，把斯文的江南叫作蛮子省。

回到已经发生的历史中，我们见证了中国在金融货币层面的领先与歧路。中国很早就有飞钱这样的汇兑方式，也有当铺、银铺等信用转让，宋代的纸币最开始诞生在私人部门，明清的钱庄票号的壮大也让人叹为观止，那么中国为何没有诞生现代银行业？这一问题的症结在于中国一直没有进化出银行系统。无银行，则无现代国家；反过来，如无现代国家，也很难诞生真正意义上的银行系统。

更长远地审视，这其实可以与东西经济大分流结合起来看。学界往往以为中国在16世纪甚至18世纪之后才明显落后于西方，然而我认为经济大分流之前，已经出现金融大分流，这一分流虽然隐蔽，却是打开经济发展钟罩的密匙。不少经济史著作已经揭示，从荷兰到英国再到美国，17世纪之后的领跑者首先进行金融变革，即使是19世纪晚期刚刚学步西化的日本、俄罗斯等国家，在其国家现代化之际，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金融革命，新涌现的金融中介在经济融资以及工业起飞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比之下，中国却早早地从宋代突进失败之后后退，货币与金融体系一直处于前现代状态。

无论纸币还是白银，中国货币体系前现代化的症结之一，在于一直没有实现银行化。中国货币无法银行化，导致中国的纸币化道路失败，不得不走上白银之路。没有银行，没有白银铸币化，就谈不上从银行券路径创造纸币，货币只能以称量货币的形式存在，导致各种混乱与落伍；没有银行，中国的储蓄无法资本化，因为唯有贷款等业务才能解放资本的约束，创造更复杂的信贷交易；没有银行，中国的商业机构也无法公司化，既无法做大也无法走出人际关系限制；还是因为没有银行，货币发行也因此未能集中化，无法衍生出中央银行之类的银行。

银行成为中国经济无法突破所面临的封闭循环的关键缺失。对比之下，日本在19世纪数十年变革中，银行体系对于工业襄助甚大。日本银行在试错中不断进步，先参考美国模式，然后参考了英国模式与德国模式，导致明治时期日本银行呈现出三种主要形态：首先是为财阀融资的超级银行，其次是政府设立的政策系银行，再加上1 000多家服务本地市场的小银行。这样实业家、银行家与政府彼此结盟，带来日本现代化狂飙突进的一幕。

银行在中国难以生根的历史，也对应着白银在中国的挣扎历程，二者构成中国经济史的隐匿金融主线，也隐匿着国家权力与市场力量不断博弈的历史。明清时代正好对应着外界的巨大变化，使用白银是否是中国落后的原因呢？在某种意义上，白银是中国金融落后的表征。如果中国如同西欧那样建立新式银行系统，那么白银其实也会逐渐退出流通，变成一种准备金手段，但是中国的传统金融体系并不能支撑工商业勃兴乃至社会进步，所以白银始终是主流选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享受着白银之类的贵金属浸润的国家，一直在承受着某种“资源的诅咒”，不仅中国如此，即使拥有源源不断美洲白银的西班牙王室，也在16世纪到17世纪末，破产十多次。(31)

更进一步，中国传统金融体系为何受限？金融业作为商业的附庸，可以说是上层建筑的上层建筑，然而就历史处境而言，商业在中国一直作为政治附庸存在，金融业也就是附庸的附庸，这使得中国的金融纵然在技术层面有交子、钱庄、票号等零星创新，在系统以及制度层面却缺乏建树。对比西方同侪，当中国明朝还在进行皇家纸币试验之时，欧洲已经诞生了最成功的银行家，如美第奇家族（Mèdici family）。这一家族在14世纪初的佛罗伦萨曾被看作流氓，却掌握了佛罗伦萨三个世纪，其家族产生了三位教皇、两位法国王后、多位王侯与大公，也资助了很多天才，如拉斐尔、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等。他们的最大客户是君主与教皇，其影响力拓展到了政治领域，这是中国商人难以匹敌的高度。当产权保护与人身安全都无从谈起时，权力对财富直接掠夺是最便利也最直接的方式，何必考虑更曲折的银行模式呢？历史的内卷让人深思，春秋时代尚且有立主定国的吕不韦，而明清只有满门抄斩的沈万三。

直到晚清，目睹欧美乃至日本的强大，洋务派才逐渐意识到坚船利炮之外的金融力量，光绪年间的郑观应曾经说：“夫洋务之兴莫要于商务，商务之本莫切于银行。泰西各国多设银行以维持商务，长袖善舞为百业之总枢，以为财源而维大局。”

对于银行的好处，郑观应已经有了确切的理解，他列举了银行的十大好处，“兹略举其利民利国之大要言之：银行之盛衰隐关国本，上下远近声气相通，聚通国之财，收通国之利，呼应甚灵，不形支绌，其便一；国家有大兴作，如造铁路，设船厂种种工程，可以代筹，其便二；国家有军务赈务缓急之需，随时通融，咄嗟立办，其便三；国家借款不须重息，银行自有定章，无经手中饱之弊，其便四；国家借款重叠，即或支应不敷，可以他处汇通，无须关票作押，以全国体，其便五；国中各殷实行家银号钱庄，或一时周转不灵，诸多窒碍，银行可力为转移，不至贩坏市面，商务藉可扩充，其便六；各省公寄存银行，需用之时支应与存库无异，而岁时入息仍归公项，不致被射利之徒暗中盘算，其便七；官积清俸，民蓄辛赀，存款生息，断无他虑，其便八；出洋华商可以汇兑，不致如肇兴公司动为洋人掣肘，其便九；市面银根短绌，可借本行汇票流通以资挹注，其便十”。(32)

对比郑观应的认识，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容闳则将国家银行的努力付诸行动。1860年在太平天国见故友洪仁玕的时候，他已经谈及国家银行，随后在1896年直接上书清政府请求开办国家银行，其拟写的《请创办银行章程》《续拟银行条程》等，强调银行开办、印发纸币、扩充工行、监管逐笔等设想，强调银行的业务模式必须西化，“银行仿自泰西，英法诸国，屡经改革，愈变愈精，要以美国为最善。日本银行，亦多采之。今拟参仿美国银行章程，先设总部于京都，续设银行于各省城，及通商口岸。总银行资本以一千万元为额，统由户部筹拨”。(33)

国家银行在甲午战争之后的自强气氛之下一度得到不少支持，户部尚书翁同龢称赞容闳久住美国，“谈银行颇得要”。这一提议本来已经得到首肯，却冒犯了不少既得利益者，最终因盛宣怀的猜忌与阻碍而难以落实。容闳的碰撞与失落，不过是一个受过西方训练的知识人在中国的常见命运，从中也可看出中国金融起步之难，最终拖延导致中国银行业即使在民国奋力追赶，也难以在内忧外患中完成定位转化。

对比之下，票号在晚清曾经一度鼎盛发展，随后在20世纪初遭遇业务挑战，曾经谋求转型新式银行，但是它们的规模很小，加起来还不如一家刚刚成立的户部银行（见表0.2），从管理、业务到规模其实与新式银行完全不同，这使票号难以转型成新式银行，更不用说在政治层面谋求类似的认可。

对于中国古代的交子、钱庄、银铺、票号等金融实践，即使其技术细节与海外同类有相近之处，却一直没有发展出完善而强大的金融系统，规模一直也不够大，本质原因正在于信用拓展并没有脱离人际关系太远。更进一步而言，古代金融往往是政府财政的副手，而后者的落后也掣肘了中国金融业的发展。正因如此，中国商业的发达可以滋生出传统银钱行业，却无法孕育出现代意义上的银行系统。

回到本源，金融本质是信用，而社会信用反过来也决定了金融系统的能量与范围，最大程度让金钱加快流动速度正是金融体系的主要特征。与此同时，这种信用必须依赖国家力量与市场力量的共同护持。金融的发展，也意味着信用的跨期间、跨个体的交易转让，这种交易关系依赖对于个体权利的维护。

一方面，白银胜出是市场的选择，是帝王也不得不勉强接受的结果。另一方面，白银的最终胜出，虽然是市场的选择，也不过是勉强胜出，可谓惨胜，甚至是政府和民众的“双输”——中国一直无法摆脱既定制度惯性的束缚，白银体系也一直未能进化为银行体系，这使得货币与金融无法为经济带来更大的成长空间与第一推动力。在政治与资本之间，在人治与法治之间，中间力量总是弱势甚至缺失，资本要么得不到政治保护而湮灭，要么就是汲汲寻求政治保护而自我窒息，商业的失败与成功往往与政治休戚相关，金融尤其如此。

曾经，白银被爱慕，被渴望，也被诅咒，被抱怨，而白银流入的速度变化，牵引着中华帝国的命运之线。直到今天，还有评论者抱怨正是中国使用白银，导致了货币主权的丧失，但反过来看，白银在中国的失败，其实是帝国大失败的一端而已，在系统性改造之前，金融难以有实质性突破。恰恰是帝国政经的走向，决定了中国金融史的面貌，以及白银的持续流入甚至巨大需求，中国沉溺于白银，安于白银，也惑于白银，在权力的限制之下，无法逃逸白银给出的安全感，于是一次次与世界潮流失之交臂，也使得资本和企业家精神无法走出“布罗代尔钟罩”。

历史是不断的回溯，而金融是不断的创新，二者间的互动共同构成了创造性破坏的动态过程。金融不是一张白纸，金融史不仅是关于货币的秘密，更是一窥兴衰起合的独特视角与隐约主线。回顾白银的历史，我们除了看到白银命运之骤然崛起与无可奈何，更多看到的是帝国的兴衰。在路径锁定之下文明的必然出路，正在于逃逸历史的惯性与制度的钳制。一声叹息之外，往昔成败足以对照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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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西欧金融史》（金德尔伯格，2010）。

(2)　详见《史记·平准书》（司马迁，2012）。

(3)　详见《汉书·食货志》（班固，2000）。

(4)　中国银两图片以及分类可以参见《银的历程——从银两到银元》（浙江省博物馆编，2015）。

(5)　本书为笔者“货币三部曲”系列之一，其余两部为《货币王者》（2022）与货币简史（计划2024年出版）。

(6)　详见《理想国》（柏拉图，1986）。

(7)　也有人认为唐代用于汇兑的飞钱就有纸币特质，但是一般认为宋代的交子以及会子等影响更大。

(8)　详见《明代的银课与银产额》（全汉昇，1966），也可参见《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梁方仲，1989）。

(9)　详见《明代的银课与银产额》（全汉昇，1966）。

(10)　参见《国富论》（亚当·斯密，2014）。

(11)　参见《丝绸流向菲律宾，白银流向中国》（严中平，1981）。

(12)　转引自《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全汉昇，1972），第435—439页。

(13)　参见《美洲白银与18世纪中国物价革命的关系》（全汉昇，1957）、《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全汉昇，1972）等。

(14)　参见《白银资本》（弗兰克，2008）。

(15)　白银的计算不仅口径不一，度量衡也不一。有的以吨计算，有的以两计算，神木和山村的研究原本以公斤计算，此处统一为两，参考刘光临的折算，详见《明代通货问题研究》（刘光临，2011）。

(16)　详见《国富国穷》（兰德斯，2001）。

(17)　参见《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内藤湖南，2009）。

(18)　参见《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福山，2012）、《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福山，2015）等。

(19)　参见《中国财政史》（周伯棣，1981）、《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黄仁宇，2001）等。

(20)　参见《中国近代财政史研究》（岩井茂树，2011）。

(21)　参见《国家为什么会失败》（阿西莫格鲁、罗宾逊，2015）。

(22)　参见《金钱关系》（弗格森，2012）。

(23)　这种嵌入式的关系起源于西欧战乱之中，英国国王不得不举债，而英格兰银行的成立催生了强大的国债市场，精干的征税制度保证了政府权益的实现，议会的存在则保证政治权力的边界。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95页。

(25)　详见《中国经济史考证》（加藤繁，1959）。

(26)　详见《文献通考》卷二十三（马端临，2006）。

(27)　关于东西封建土地制度的异同，可以参考《中国和西欧封建制度比较研究》（马克垚，1991）。

(28)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1985）。

(29)　参见《资本的秘密》（德·索托，2005）。

(30)　参见《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以金银之货币机能为中心》（加藤繁，2006）。

(31)　参见《货币崛起》（弗格森，2009）。

(32)　参见《盛世危言》（郑观应，2008）。

(33)　详见容闳传记、回忆录等资料。